跨国视野下的中国农村问题——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认为1925年—1935年为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热潮兴起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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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主要的农村调查研究包括：金陵大学农学院卜凯（John Lossing Buck）组织的农村调查，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等地的农村调查，李景汉主持的定县调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方显廷等组织的北方乡村工业调查等。这些调查研究框定的问题和整理的数据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界关于农村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问题论说大都可以溯源至这一时期的研究。
学界对这十年间农村调查研究的运用和学术史梳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考证调查研究的数据、范围、时代跨度，并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论证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若孟（Ramon Myers）、黄宗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学者对于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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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分析归纳不同农村调查的理论依据和主张。比如有研究指出，卜凯的农家经济调查主张经济发展主义，被称为“技术学派”；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派”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被称为“分配学派”；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学派主张以思想文化改造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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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指出农村研究与中共革命、时代政治的紧密关系。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农村派的研究为中共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的调查为国民政府提供了108条农业复兴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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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类思路衍生出的学术成果都十分重要，但笔者认为在以下两个方面仍可有所突破。
一是发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出现的国际背景和意义。20世纪30年代主持中国农村调查的学者如卜凯、陈翰笙、李景汉、方显廷等都曾在欧美或苏联接受过经济学、社会学训练。此时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在全球兴起，这些学者也是这一国际学术群体的成员，受到相关方法论和问题意识的影响，在国际研讨会和学术期刊上发布自己的成果。他们有关中国农村的调查研究也引起国际主流经济学者的回应和评价。跨国知识领域的频繁交流是30年代集中出现中国农村调查的深层次原因。对此，以往学者已有一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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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研究还不能充分深入地呈现中国农村调查出现的国际背景和根源，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农村调查在何种意义上促进了国际学界对中国农村和社会的认知。
二是呈现不同农村调查研究之间的关系，透视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整体趋势。研究者往往以理论分野（如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来反观20世纪30年代的调研。这种思路往往容易忽视不同调研之间的联系和共同面临的历史语境，产生路径依赖，不能历史地呈现不同研究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聚焦20世纪30年代由中外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参与的一系列中国农村调查。这包括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主持的中国工业化访谈调查，方显廷主持的北方乡村工业调查，以及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调查。
太平洋国际学会（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是这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平台，资助了这些调查与研究。该学会于1925年在美国夏威夷成立，是由英美学院派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领衔的非政府研究性机构。学会主张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引导公共舆论。在这一科学进步主义信条的鼓舞下，在欧洲战争后出现的短暂国际政治平稳期，学会依靠灵活的组织形式、学术人际网络，以及充裕的资金支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一流的亚洲问题专家学者。学会资助了不同学派学者引领的针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社会调查研究，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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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会召开了七次主题讨论年会，持续进行了长达14年的有关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调查研究，其中不少调查研究至今仍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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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的组织者也为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开放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他们在40年代后期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被贴上了“亲苏”和“亲共产主义”的标签，职业生涯遭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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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追踪的一系列中国农村社会调查出现在30年代学会学术发展的鼎盛期。
不同于以往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本文侧重呈现学会策划资助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背景和动因，突出中国农村问题出现的跨国知识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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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威夷檀香山，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
农村的工业现代化问题以及中国能否复制欧美的工业化路径是学会支持这一系列调查的基点。这几个调查体现出的有关中国农村工业化的问题意识是递进、接续和对话的关系，这是学会选择支持从卜凯、托尼到方显廷，再到陈翰笙等主持的中国农村调查的重要内在原因。学会最初仅仅关注中国的土地利用水平，但经由卜凯等美国学者引领的土地利用实地调查，这一问题转化为中国能否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化。中国能否复制欧美工业化路径随即成为学会关注的焦点。此后，学会启动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业化调查。英国学者托尼组织的中国工业化访谈调查，注意到农村新旧生产组织形式的并存，正式指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中国学者方显廷、刘大钧为托尼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在中国经验与欧美工业经验的比较中，探析农村并存的新旧生产组织形式。方显廷主持的北方乡村工业调查专注中国的乡村工业，探索本土工业化道路。陈翰笙几乎同时启动的农村调查研究得到了学会的支持，明晰了农村旧有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持续存在及其政治经济根源。他与托尼、方显廷形成深入的批评对话关系，指出结构性变革是解决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必要前提。
诚然，卜凯、托尼、方显廷、陈翰笙等各自代表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不同学术流派和范式。然而，本文的脉络表明这些社会调查面临着十分相似的历史问题，即以农村为症结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并且，本文呈现了他们主持的社会调查如何相遇并催生出不同甚至对立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的过程。这一系列中国农村调查的跨国学术研讨最终落脚在由陈翰笙提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特性的讨论。陈翰笙以社会调查的方式认定中国农村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指出这一结构性问题是此前学会学者提出的农村工业化系列方案的前提。以往研究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农村经济性质的研究集中于知识分子话语层面的论争，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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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很少注意到与这些论战同时进行的，由中国工业化问题引起的，在跨国知识背景下进行的系列农村调查与讨论。跨国学术思想史的梳理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知识语境。
一、土地利用学说与中国农村
工业化
解决方案的提出
中国的土地利用状况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启中国农村调查的原点，学会围绕中国土地利用状况展开的调查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农村调查的提问方式和切入角度。土地利用状况指的是此时中国土地还有多大的耕种空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口粮食问题。太平洋国际学会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将土地利用学说引入亚洲社会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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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有大量的亚洲移民涌入美国，美国政府采取了限制和排斥亚洲移民的解决方案，而太平洋国际学会反对这种保守的解决方案。学会主张通过促进经济改良，帮助亚洲国家缓解人口压力，提高生活水平，最终减少人口流动。然而，由于缺乏具体数据，学会无法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1927年学会召开第二次年会，开始筹划资助在亚洲国家进行的实地调查项目。1929年学会启动了“粮食供应、人口与土地利用”项目，这是学会资助的首个在亚洲国家进行的社会经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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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卜凯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土地利用》是该项目的重要调研成果，也是学会资助的首个在中国本土进行的调查。学界多突出这一调查数据的权威性，但较少注意到卜凯的土地利用调查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影响。卜凯延续了之前两位太平洋国际学会学者贝克（Oliver E. Baker）和阿尔斯伯格（Carl Alsberg）有关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他们共同开创了中国土地利用学说，并提出农业工业化的解决方案。
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研究中国的土地利用水平，这一想法来自美国农业经济部贝克1927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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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贝克和他的研究伙伴阿尔斯伯格是学会土地利用学说的奠基人。两人都在1927年学会年会上做了有关土地利用的报告，推动了学会立项。阿尔斯伯格指出，在亚洲一些国家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土地利用不充分，粮食产出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土地利用水平差异导致国家或地区间生活水平的不均，最终出现大幅度人口流动和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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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如果这些国家要从根本上缓解人口问题，就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水平；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首先实现土地耕种的机械化、农业商品化，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在学会任职期间，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土地利用调查研究，但由他领导的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中心资助了金陵大学孙文郁等进行的中国农产品消费趋势的研究。后来这一子项目被归入卜凯领衔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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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中国土地利用学说的奠基人是贝克。前文提到卜凯曾引用贝克的年会报告，这一报告的题目是《土地利用在中国》，此报告在阿尔斯伯格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的状况。报告认为中国出现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是土地利用程度低下导致生活水平低下。贝克注意到，中国人口比美国多得多，却没能更充分地利用可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仅是美国的九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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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的小型农户耕种模式严重局限了生产力，每个农民花费了大量精力调试不同类型的土地和土壤状况，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是提高土地利用程度。他建议中国政府改变小农耕种模式，批量开垦目前中国尚可耕种的土地，践行农耕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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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和阿尔斯伯格的土地利用水平理论虽然缺乏来自中国的系统数据支撑，但得到了学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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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第二届年会结束后，学会立刻着手策划在亚洲本土的土地利用调查，搜集数据。学会派遣项目召集人孔德利夫（J. B. Condliffe）亲自前往中国寻找合适的调研团队，在众多的学者、机构中选定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农学家卜凯及其领导的金陵大学农学院调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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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德利夫看来，卜凯团队有能力接续并充实贝克等的土地利用水平理论。他回忆道，和其他学者团队相比“卜凯有康奈尔大学华伦（George F. Warren）和皮尔森（Frank Pearson）两位经济学家的严格训练，知道如何设计农业调查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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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和皮尔森是卜凯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美国农场管理学的创始人。这里提到的“农业调查”源于华伦农场管理学的奠基之作《农业调查》，这本书也是卜凯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使用的教材。这种调查侧重考察农场的现代化程度、农户的技术和经营模式，并将这些与经济盈亏情况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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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华伦的农业调查方法与学会经济学家阿尔斯伯格和贝克的土地利用假说相契合。这也是孔德利夫从众多经济学家团队当中选择卜凯调查团队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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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卜凯：《中国农家经济》，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以上梳理了学会经济学家创建中国土地利用学说的过程。卜凯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是首个相对全面的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其调查方法受到农场管理学的影响。卜凯团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土地利用水平低，其原因在于土地管理效率和机械化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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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贝克1927年报告的结论并无二致，但以数据充实了贝克等开创的中国土地利用学说。
这个学说及其提出的工业化解决方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学会中国社会经济调查的提问方式和切入角度，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学会有关中国工业化路径的讨论和由此衍生出的社会调查。
二、中国能否复制欧美工业化路径？
卜凯等的土地利用研究给中国开出的一剂药方是技术提升和机械化生产。这一解决方案指向的是以近代欧美经验为依托的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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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孔德利夫等引领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于中国是否能够复制欧美的工业化路径持保留态度。在1929年举办的第三届年会上，学会启动中国土地利用项目的同时，也召开了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圆桌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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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方显廷、何廉参与了讨论，并起草了一份题为《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
Extent and Eff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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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显廷回忆，虽然报告的数据并不充分，但与会学者大多认识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会议由此提出深入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并决定聘请托尼做前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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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举办的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托尼在方显廷等中国学者的调查数据基础上，就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正式向学会学者提出商榷。
托尼是英国经济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其研究关注工业化转型时期的欧洲社会经济。1926年托尼出任《经济史评论》杂志编辑，并长期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研究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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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托尼来中国考察的是学会负责人孔德利夫。孔德利夫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曾任新西兰坎特伯雷学院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教授，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化问题，并在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对中国经济学界颇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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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第三届年会召开之后，孔德利夫提名此时在欧美学界颇有影响的托尼前往中国做初步调研。孔德利夫回忆道，他十分清楚托尼的专长是欧洲经济史，也知道托尼不会中文，但是仍希望托尼去中国，期待托尼从英国社会经济史学家的角度撰写一份中国经济发展印象的报告，“推测”中国的工业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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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利夫派遣他的学生霍兰德（William E. Holland）陪同托尼前往中国，此人后来成为学会中国社会经济调查项目的重要召集人和策划人。
1929年年底托尼与霍兰德在中国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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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张伯苓、方显廷、何廉等引领下走访了天津附近的棉纺织、人造丝编织、地毯等小型作坊和工厂。之后托尼还拜访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燕京大学的戴乐仁（J. B. Taylor），前往河北定县参观晏阳初的民众教育项目。最后，他们南下拜访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卜凯，参观土地利用调查项目的数据搜集过程。这三个月中，托尼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方显廷等正从事工业化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通过这些学者，托尼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研究成果。这些数据和研究是托尼后来撰写中国工业化报告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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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介绍托尼中国工业化报告内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托尼此时对欧美工业化经验的看法。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迫使包括托尼在内的一代西方领军知识分子重新审视18世纪以来的欧美工业现代化的经验。这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更加历史地、在地化地审视工业化进程。到访中国之前，托尼刚完成一部颇有影响的经济史学著作《贪婪的社会》。他在书中梳理了欧洲中世纪农庄向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他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走上了一条贪婪之路。他指出，动力、机械、技术等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手段，而工业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最大多数人群的生活水平。欧洲的工业化贪婪地追逐生产，积累资本，不计社会代价。他在书中提倡回归工业化的本真，让动力、机械这些工业的手段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人群。
［英］理查德·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曼彻斯特卫报》连载了由托尼撰写的中国纪行。他到中国后很快感受到政府和知识分子对于工业化的高度热情，但他认为这般热情并不是对英美工业化经验“不加选择的热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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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英美资本主义大萧条以及俄国崛起的历史已经让中国人看到自由工业资本制度的“阴暗面”。他注意到中国人讨论的“资本主义”仅限于蒸汽机、电力、自动织布机、批量生产等“经济手段”。在他们的讨论中资本主义并不是系统、全面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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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将动力、机械这些工业化的“经济手段”比喻成阿拉伯神话中需要主人来驯服的“精灵”。他希望中国能驯服和利用同样的工业化手段，但发展出不同于欧洲工业化的经验。托尼为了表达他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期望，还引用了“人类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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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在1931年学会举办的年会上提交了《中国农业和工业备忘录》，这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这部著作迄今为止仍是中外经济史学界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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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此前颇具文学色彩的中国纪行，托尼以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语言阐释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前景的论断。报告指出中国的经济变革与欧洲非常不同，这迫使研究者在思考中国变革之时，必须采取与欧洲和西方不同的思路。报告回应了贝克等人提出的土地利用问题。托尼认为中国土地利用的不充分，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根源，并不能简单地用技术和管理的缺乏来解释。欧洲的经济变革有相应的制度和政治变革辅助，而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产生了一套经济生活方式，持续延绵至鸦片战争。清末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这套生活方式才被迫瓦解。托尼断言，“中国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漠视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力量，将会是一个重大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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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进一步推断乡村工业是发展中国本土化工业道路的突破口。此时中国已经出现乡村传统手工业的衰落和农村破产。托尼指出这种现象在欧洲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过，关键在于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使得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受益的工业化道路。托尼并不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农村工业的衰落会随着城市工业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和转移。他认为，人们通常默认大规模生产是促进经济进步的唯一方法，但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欧洲许多国家就犯过这个错误；现在有些国家已经部分改正了这一错误。中国应该避免再犯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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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传统手工行业组织形式虽然明显正在走向崩溃，但是，这种手工行业对中国未来经济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譬如说，是像英国那样听任手工行业自行衰落，还是像德国那样通过改良手工行业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组织从而保存其中的某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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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由此建议刚刚组建的全国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欧洲国家采用过什么方法，哪些方法通过什么方式在中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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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有关中国工业化的调查得到学会的充分肯定。1931年托尼提交年会的调查报告发布后，学会中国工业化调查项目整体策划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跟随托尼在中国调查的霍兰德成为中国项目的负责人，托尼成为学会中国社会经济项目策划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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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兰德和托尼的主持和建议下，学会召集了包括方显廷、刘大钧、陈翰笙等在内的一批中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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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经济学家不仅熟悉英美工业化模式，而且植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状况。
三、中国经济学家的本土工业化道路探索
如果没有中国同行方显廷、刘大钧等研究成果的支撑，托尼对中国本土工业化的论断也只能停留于主观意念。太平洋国际学会给予了方显廷、刘大钧持续的资助，学会的投入推动了两位研究者引领的20世纪30年代两大重要经济学机构南开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学社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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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者的研究并没有简单地附和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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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指出中国乡村新旧经济组织形式持续并存这一重要现象，认为这本质上不同于欧美的工业化经验。
方显廷的研究专注于工业化过渡时期的新旧工业组织形式的并存。这一问题意识最早源于他在耶鲁大学的导师欧洲经济史家克莱夫·德埃（Clive Day）。德埃与托尼相似，也关注欧洲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德埃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来阐释近代欧洲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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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显廷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大量的档案呈现三种新旧并存的组织形式在英格兰大工厂制度崛起之时发生的变化。论文表明现代工厂制度的发展最终取代了商人雇主的传统组织形式，实现了欧洲的工业化。该论文进一步确立了德埃的经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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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是对过渡时期商人雇主作用的考察，方显廷在对中国工业化的研究中发现，其情形与近代欧洲并不相同。1929年方显廷归国后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北方的旧式家庭手工业、新式工业以及乡村工业三个领域。这些研究揭示的经验和结论与他熟知的过渡时期的欧洲工业化经历非常不同。在考察河北高阳的织布业状况时，他发现商人资本操控了乡村工业，现代工厂制度并没有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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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在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乡村手工业的衰落，但中国的情况与英国的状遇截然不同：一方面，19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乡村工业已经开始衰落；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出现本土现代工厂制造业的普遍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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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显廷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刘大钧主持的上海工业化项目与方显廷的中国北方农村工业研究平行进行，一个关注上海，一个关注天津，双双聚焦棉纺织业及其工业组织形式，两者的工业化数据也经常被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报告并列援引。刘大钧于1911年留美，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经济学。他跟随其导师，美国制度主义经济学派学者、财税统计和政府金融学领域的鼻祖亨利·亚当斯（Henry Carter Adams）游历美国多地，进行调研，积累了对美国工业化和实业发展的深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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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后他的工业化研究与方显廷相似，有着鲜明的比较分析视野。在上海工业化研究中，刘大钧也注意到新旧工业形式持续并存，认为乡村工业的衰落是20世纪中国特有的现象。1936年他向学会提交了一份中国工业化报告。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挑战是，在传统的农村手工业日益衰退的同时，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没有成型。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又遭受来自本土和对外贸易的双重打击。进口商品和中国工厂产品越来越多地在内陆地区出售，导致乡村工业几近崩溃，而以城市和条约港口为中心的贸易经济圈的发展，始终不利于农村地区。这些都导致农民和整个农村地区收入持续减少。由此，他认为以城市和条约口岸为中心的全球工业化模式非但不能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加剧了农村的破产，中国必须摸索自己的本土工业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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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发布的亚太地区经济研究综述大量引用了刘大钧和方显廷的研究，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是一个相比欧美来说更具“整体性的问题”，不能仅仅盯着城市和大工业，也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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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等学会学者充分地认识到欧洲工业主义经验和分析框架的弊端，呼吁欧美经济学家重视方显廷指出的中国新旧组织形式长期并存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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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农村破产，新旧组织形式持续共存，但托尼、方显廷、刘大钧都认为乡村工业是中国本土工业化道路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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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发展的空间。然而，学会的另一位社会经济学家陈翰笙认为本土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变革。
四、被工业化讨论所忽视的中国农村社会
学会从1929年到1933年间相继支持了卜凯、托尼、方显廷、刘大钧和陈翰笙的研究，学会中国项目负责人霍兰德认为陈翰笙引领的农村调查与此前卜凯等的工业化研究之间形成了“补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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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少有注意到陈翰笙引领的调查研究植根于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为平台的跨国学人网络，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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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熟知的两部陈翰笙著作《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和《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Industrial Capital and Chinese Peasants
）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资助出版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是由霍兰德策划的“生活水平问题研究”项目的成果。通过这两部著作以及此前的无锡、保定调查，陈翰笙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呈现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档案来看，陈翰笙领导的这些农村社会调查一方面批驳了以马扎亚尔（Ludwig Madyar）、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为代表的中国无封建社会学说，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卜凯等人的土地利用技术论，以及托尼、方显廷等提出的发展改良主义的解决方案。
1933年8月学会在加拿大班服（Banff）召开年会，正式启动专门针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问题研究”项目，由霍兰德主持整体策划，陈翰笙主持的中国农民调查是首批得到资助的调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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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问题研究”项目是对以往土地利用水平研究的调整。1931年托尼的中国工业化报告发布后，学会组织者认识到此前贝克、卜凯等以土地利用水平和食品消费为标准分析亚洲各国人口生活水平存在着重大知识缺陷，霍兰德直言“生活水平”这一关键的分析概念在定义之初就存在弊病（ill-def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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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霍兰德等学会组织者认为陈翰笙的中国农村调查是对学会土地利用水平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知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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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出席了1933年班服年会并提交了题为《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
The Agrarian Problem of China
）的报告。该报告是陈翰笙此前无锡（1929年）、保定（1930年）调查的集大成之作，得到包括霍兰德在内的学会领导人的充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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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服年会召开前几个月，陈翰笙迫于政治形势辞去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农村调查团队失去了机构和资金上的支持。太平洋国际学会此时对陈翰笙的认可和资助，无疑是十分关键的。现有研究认为，陈翰笙在班服年会上的出色表现使得他得到学会的资助。然而，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档案来看，班服年会召开之前，陈翰笙启动农村调查之时学会就已经注意到陈翰笙。早在1929年，学会旗舰刊物《太平洋事务》就翻译、转载了他的《中国农民的负担》一文。1930年9月，《太平洋事务》第一时间介绍了陈翰笙主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这一重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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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1年学会召开的年会上，托尼引入中国本土工业化议题。虽然陈翰笙没有出席该年会，但这届年会的圆桌讨论援引的主要文献包括陈翰笙的无锡农村调查报告成果之一——《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Village Industry in Wusih
）。该文以充分的数据说明了农户并非不愿采用机器灌溉，是否采用机器与他们土地的多少以及农户个体状况有关，引入社会关系、地权等社会因素，指出卜凯团队提出的机械现代化解决方案并不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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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兰德在其执笔的会议综述中也相应地指出，会议“认识到中国农业的进步并不能依靠引进西方昂贵的农场机器……很多西方机械不适应中国的条件，不仅因为其在资本投资和运营成本方面的费用，还因为小农场、小田地和不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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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学会年会召开后不久，由霍兰德编辑的学会旗舰刊物《太平洋事务》就邀请陈翰笙撰写一篇长书评，评论的著作为魏特夫的《中国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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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在工业化报告中引用了这本专著，学会刊物编辑霍兰德很有可能通过托尼注意到魏特夫的研究，并邀请同样注重农村社会的陈翰笙评论魏特夫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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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夫是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学者马扎亚尔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欧美学界重要的继承者和拓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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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魏特夫的专著《中国经济与社会》继承了马扎亚尔的理论，试图证明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农村没有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陈翰笙此前在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曾经与马扎亚尔就此发生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陈翰笙1929年回国后展开相应的社会调查，回应马扎亚尔的中国无封建社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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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陈翰笙发表在《太平洋事务》的这篇书评本质上也将其源自苏联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延伸至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为平台的英美学院派知识学界，并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与学会关注的农村工业化问题之间建立初步对话关系。
陈翰笙在其英文书评中指出魏特夫研究的可贵之处是其道出了卜凯研究的局限，但其对卜凯农场管理数据毫无批判性地引用，没能跳出卜凯农耕技术论的局限。他解释说，对于农户的划分不能将耕种田地或者土地租赁面积作为唯一标准，而应该更加直接、全面地考察农民本身的生产能力。这实际上吻合了前文提到的1931年学会年会无锡调查报告中对卜凯的批评，提出应将土地与劳动、生产与生活结合考察。另外，陈翰笙认为魏特夫的研究如同马扎亚尔的学说，缺乏一手调查研究，仅仅依靠《京报》以及二手文献。他指出魏特夫研究德文原文里中文和俄文拼写的错误，甚至将马扎亚尔的名字拼错。陈翰笙指出魏特夫虽然在文末尖锐地揭示当时苏联、德国等欧洲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出现了“一时的狂热”，即表面化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宁有关亚细亚社会的论说，但魏特夫的研究同样缺乏实证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这篇书评并不是陈翰笙唯一一次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平台上驳斥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1934年在东京，他与魏特夫以及在日本学界推广水利社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平野义太郎在游船上再次展开了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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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翰笙1931年的这篇书评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争与学会关注的农村工业化问题初步联系起来，那么1933年后他组织的农村调查以系统的数据和明确的问题意识不但驳斥了魏特夫等中国无封建社会的水利社会学说，而且回应了卜凯、托尼等开启和引领的中国工业化讨论。陈翰笙及其团队的这些研究向以学会为平台的国际学界呈现了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1936年纽约国际出版社首次出版了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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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查覆盖了岭南地区38个县的152户农民，指出近代华南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土地分散经营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封建社会关系的持续存在。农村土地的分散经营是自贝克以来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社会经济调查中反复关注的问题。托尼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中就曾指出土地分散经营的状况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在托尼看来，中国土地分散的状况是文化现象，其内涵是中国农业文化和生活方式。他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发挥了最大的自主能动性，创造了非常高的农业技艺，但也耗尽了自身的资源。中国农业无法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成熟发达的农业文明的惯性导致了技术停滞。由此，农村土地分散及其背后的农业生活方式需要推进农村的社会教育和发展以农村为本的合作社经济组织，引入现代工业化技术。他由此认为中国与工业化前的英法存在的问题相似，仅仅是悠久的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蜕变更迟缓和不易，这是程度上的差别，不是本质上的不同。
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陈翰笙显然十分了解托尼等太平洋国际学会学者的调查研究，他在《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的序言中回应道，中国农村今日的问题与前现代的英法相比，并非程度上的差异，而是本质的差别。他指出农民十年如一日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疾苦，其背后是维系他们的经济、政治乃至更庞大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凝结各种社会关系的土地所有制。“在广东，三分之一的农户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五亩，将近半数的农户完全没有土地，全部耕地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从地主那里租进的”，他指出，这种“垄断的农业土地制度”使得地租而非资本成为农村社会经济的主导，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得以持续。而维系这种封建关系的是近代中国独有的利益群体，包括靠地租为生的地主，靠五花八门的税收过活的官僚和军阀，靠操纵价格为生的商人和买办，以及靠高利息过活的放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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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群体层层加码，田价无以复加，佃农、雇农投入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少。虽然华南自然资源充沛，交通便于引入现代农业技术，近代广东农户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每况愈下。陈翰笙指出，20世纪30年代华南农村的贫穷源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传统中国小农生活方式延续的结果。他认为，托尼等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农村存在的大量的封建经济和社会关系，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当中复杂的殖民地性质，这种殖民地性质实际上比其他因素更加有助于加强目前封建关系的韧性甚至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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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并不同于工业化之前的英国和法国，中国农民“不但正受封建主义之害，而且也在受资本主义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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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主与农民》出版不久，托尼就在《太平洋事务》上撰写书评，回应陈翰笙。托尼说，如果陈翰笙呈现的广东农民生活状况是可信的，那么，起码广东的农村社会已经“摇摇欲坠”了。在土地改革发生之前，持续稳定的工业化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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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陈翰笙的研究明确了中国土地集中状况的根源，并且表明这一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托尼意识到陈翰笙的研究指向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对比卜凯等的研究，托尼颇为直率地评论道，现在看来那些认为引入大型农场的农耕模式能够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提议是非常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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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识到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仅仅考虑市场、信用、机械、土地利用等技术层面往往是片面而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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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陈翰笙出版了《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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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调查数据不仅仅来自王寅生等在安徽凤阳、河南许昌、山东潍县美种烟草种植区的实地调查，还有一部分来自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此前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该书的一部分调研是陈翰笙在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工作时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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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至1939年春陈翰笙受雇于位于美国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国际秘书处，担任国际研究委员会研究员的职务，同时负责编辑学会旗舰刊物《太平洋事务》。到达纽约后，在菲尔德（Fredrick V. Field）、霍兰德等学会组织者的支持下，陈翰笙前往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查阅了1916年—1936年中国种植美种烟草农户的大量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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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是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农村工业化问题更为深入的回应与批评。陈翰笙在序言中表示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在半殖民地的环境下，现代工业化，即使在日本入侵之前……究竟有没有对中国农民产生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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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研聚焦美种烟草这一商品作物在中国种植流通的整个过程，报告指出，国际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与此时中国各级政府和地方势力勾结，共同形成剥削底层农民的利益网。最终，商品化并没有促进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和贫农的工资并没有上涨，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与欧美经济学界熟知的工业化发展逻辑背道而驰。陈翰笙在结论中指出，“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商品种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往往降低了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农和贫农的生活水平。在本书作者看来，这表明，只有在一个独立而民主的中国，工业化才能带来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提高占整个人类数量四分之一的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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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是与卜凯、托尼、方显廷、刘大钧等齐名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研究者。他不仅得到学会的资助，其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农村调查研究和中国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产生于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为平台的跨国知识土壤之中。陈翰笙引领的农村社会调查一方面批驳了以马扎亚尔、魏特夫为代表的中国无封建社会学说，另一方面也回应了卜凯、托尼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他的跨国知识研究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源自苏联的中国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讨论纳入到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为平台的英美学院派知识界。
五、结论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不只是中国内部的学术活动和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学术界的一部分。从土地利用水平学说，到乡村工业和本土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再到农村社会的新旧土地生产关系的持续并存问题，本文追踪呈现了这些代表30年代世界上不同学术流派和范式的社会调查研究如何在中国农村问题上相遇并催生出不同甚至对立的问题意识和解决方案。这一系列跨国学术调研和论争最终指向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性的经典概括。阿尔斯伯格、贝克、卜凯、托尼、方显廷、刘大钧、陈翰笙的研究推动和深化了中国工业化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这段跨国学术史其意图并非忽略中国本土的社会经济困境，也不是忽视本土的学术变革的需求。这样的跨国学术思想史的梳理更加充分地呈现中国农村问题出现的知识论争语境。这一曲折的学术思想进路，彰显了农村问题的解决是实现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陈翰笙引领的中国农村派调查为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做出的不可逾越的理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工业化问题的调查，不仅仅限于太平洋学派资助的这一系列调查，其重要性和代表性值得更多深入研究与挖掘。比如，近期学者注意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托尼提出的论题的回应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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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呈现的系列社会调查研究在国际知识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斯诺（Edgar Snow）在《西行漫记》中就引用了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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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在二战前后的欧美英文学界有着相当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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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评论》是欧美学界权威刊物。托尼作为该刊的主编，介绍和评论方显廷、陈翰笙等领导的中国农村调查，这本身就是引人注目、举足轻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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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出版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者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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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介绍了学会1929年以来策划的中国社会调查，并且颇为直接地指出，经济学家容易犯的一个“致命性”错误是把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道路强加到对于中国工业现代化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应该注重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阐释和发展中国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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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概括建立在学会1929年以来策划的多项中国农村调查及其形成的认知基础上。也正是在本文介绍的这一系列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得到学会进步主义知识分子的极大同情。他们中的很多在抗战和内战时期批评国民党政府内政失败，指出其在土地改革以及农村问题上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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