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班"若变成"老三届"，可能影响中国五十年

码头青年 · 公众号 · 杂志 · 2024-10-19 08:20

正文

三个月前，我去拜访一个公司的创始人。聊天时，他说他们公司不招疫情期间上大学的学生，并且很多企业也拒招这类学生。他的说法是，疫情期间上大学的学生没学到什么东西，能力不行。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疫情虽然过去了，但是对大学生的影响并未结束。

当时本想就此写一篇文章，但后来因为比较忙，就忘了这事。最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让我决定好好写一篇。

这三年上大学的毕业生的教育和就业问题，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解决不好，它极可能会影响中国未来五十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是有很多佐证的。

22年-24年，大学毕业生总人数超过3300万。这差不多可以对应3000万个家庭，按一个家庭老少五个人计算，影响总人数一亿五，差不多是十分之一的中国人口。

当然不是所有这几年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这几年的就业形势大家也清楚，实际就业率是什么情况，即便能找到工作的，也是不太如意的。

这么多年轻人找工作受阻，不是小事。几千万心怀不满甚至怨恨的年轻人，放在历朝历代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就是可以覆舟的水。

没有工作，没有婚姻，没有孩子，没有任何软肋，又掌握各种知识，同时还精力异常充沛，这么一群人，简直就是超级定时炸弹。如果不能成功拆弹，全社会等来的或许是核爆级的未来。

这还没算上其他年份毕业找工作不理想的年轻人。

老年人得罪了就得罪了，他们已不再是社会的主流，连走路都费劲，自然不用担心他们搞什么破坏。但莫欺少年穷。今天你影响他一时，以后他有的是时间去影响你一生。有些人会用其他人的一生，来弥补他们童年或青少年时期受到的白眼和歧视。

上下五千年，东西八万里，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败亡，都跟年轻人利益受损有关。中国历朝历代的捣乱分子，除了刘邦年纪大了点，其他的都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典型的如李自成，25岁时因为邮递员的工作被裁，一怒之下揭竿而起，最后把大明朝给掀翻了。再近一点的，翻翻近现代史，无数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是失意的年轻人。

说实话，疫情三年确实对当时的在校大学生影响很大。他们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这也是客观事实。

疫情期间，很多学生无法返校，只能通过在线学习，但这无法完全替代面对面的课堂学习，特别是在技能型、实训要求高的专业。部分学生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在实验室操作、工程项目等方面。

长期的线上学习，也削弱了学生的社交互动和沟通能力。高中阶段本已社交不足，到了本应尽情释放年轻人活力的大学阶段，却被关在家里，这不能不对社交能力和性情产生严重影响。职场上如果不擅长沟通，工作时就不能和同事高效协作，就会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在封面新闻的报道中，提到有招聘单位甚至要求查看应聘者的手机电量使用排名，并解释为“疫情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一边上网课一边玩手机”。

同样的报道中，有招收过几十个这三届毕业生的企业负责人评价，“和其他届相比，普遍上素质、能力有断崖式下降”，甚至“一个都不能转正”。他举了几个例子，“几名技术口的2024届毕业生，因为没做过实训，设备都没见过，操作完全靠老员工教；一个毕业生发给客户的报价，满篇错字，签合同时也只知道打印一份；刚开除的一个应届生，蹲在厕所里打一个多小时的游戏。”

他还说这些大学生有一些“共同的问题”：“疫情期间养成了边上网课边玩手机的习惯，导致工作时不能集中注意力；长时间线上的教育模式断裂了大学生的正常社交关系，走上工作岗位时也不敢开口说话；线上模式中，大学生养成了早上不起、晚上不睡、迟到早退的习惯，普遍没有自制力，社会适应力差。”

这些毕业生也有理由愤怒。“我们学生按照有关要求进行网课学习，请问您是对疫情期间高校管理办法有什么质疑吗？请您回答。”这个应聘者的质疑，可算是代表心声。

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和不愿招他们的企业，各有各的苦衷，双方似乎都不该挨板子。

有困难，找政府。特别是这种看上去无解的难题，政府更应担起责任，主动去破解。

企业不愿意招聘，政府能不能用税收优惠或补贴的方式，鼓励企业招聘和培训？政府或教育机构也可以提供技能培训和再教育项目，帮助毕业生提升职业素养和社会能力。还可以鼓励企业采用兼职、实习或项目制的方式雇佣毕业生，逐步培养他们。

只要真想去做，办法总比困难多。

做这些事，难度并不大，而且也不需要太多钱。如果在每个毕业生身上花1万元，按3000万毕业生计算，也不过3000亿元，400多亿美元而已。这点钱，对于国家来说，并不多。

就算跑冒滴漏一部分，余下的钱还是可以造福很多毕业生的，这笔钱不但可以拉动消费，同时也可以减少无数李自成式人物出现的几率。

就是不知道这笔长远帐，有没有人愿意去算。

“疫情班”不能不让人想起“老三届”。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老三届”。老三届指的是文革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初高中共六届毕业生。1968年，这六届学生同年毕业，造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当时解决不了老三届的就业问题，他们很多人后来都去当了知青。农村的广阔天地，吸收稀释了这部分学生的能量。几十年来，有很多艺术作品表现了这个群体的悲欢离合，如《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孽债》、《情满珠江》、《芳华》等。

老三届大多出生在建国前后，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的历史阶段。那些暴风骤雨的年代，影响了他们的知识学习和价值观塑造。说句难听点的话，这部分人群中出现了太多的教育残次品。这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即如今七十多岁的老人，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拖慢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当然，非凡的遭遇和艰苦的考验，老三届中也出现很多担当历史重任的人才。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韵。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疫情班”的再教育和就业问题，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很难不会受到惩罚。

20年前，法国上映过一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中，一位代课教师来到一所专门接收问题学生的男子寄宿学校，最后用音乐和爱改变了这些孩子们。

放牛班的孩子可以被爱感召，成为一个个阳光自信充满力量的孩子。疫情班的年轻人，同样需要被看到和关爱，只是这个工程更为系统和庞大。

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和解决它的重要性迫切性。

疫情是一场巨大的悲剧。这个悲剧造成的后果，不应该由几千万青年学生来承受。希望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化解未来必将而来的暴风雪。

如此，既是三千万青年之幸，也是中华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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