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当官》剧照
据中纪委网站显示，早被“双规”的原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中纪委的官方网站如此描述：
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为在职务提拔、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物，涉嫌行贿犯罪。
一路买官能买到副部级，确实让人觉得惊讶。吃瓜群众不由得会联想一下：能买到古代侍郎这一级别的高官，那么卖家是谁？怎么交易的，卖了多少钱？钱去了哪里？
当然，再联想下去问题就更多了。“卖官鬻爵”是中国执政党严厉禁止和严加打击的违法行为，但是这些年来从落马贪官的违法犯罪事例来看，买官卖官屡禁不绝，而且官职成为一些掌握大权者谋私的重要资源。如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在担任省委书记时便是如此。
▲捐纳取得的执照
我认为，不如参照清代的捐纳制度，把捐官全面规范化、法制化。
捐纳，即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史书记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这是用粮食换爵位，并没有实权。后来的汉、唐、宋、元、明都有纳捐。当将纳捐进一步完善，形成一种规范而精细制度的，是清代。
清代的纳捐非常普遍，也非常复杂，捐纳成了与科举相互补充的一个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统一管理，明码标价。在后期捐纳泛滥时60%的官员出自捐纳。此外，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也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即花钱买最高学府的文凭。有学者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论述过，这篇小文章无法详及。
当然，皇帝对捐纳带来的负面的作用，并非不知道。清人欧阳昱《见闻琐录》说捐官者到任后，
如委群羊于饿虎之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无所顾。
因为许多捐官者把做官当成买卖，付出的成本必须要加倍赚回来。可历代王朝为什么还要开捐纳之门，乃是不得已。有时候国家有事，需要大批的钱粮，靠赋税无法支撑，只能靠捐纳了。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仅山西一省当年1年内捐县丞1万2千人。光绪年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正碰上“丁丑奇荒”，山西饿死了许多人，为了赈灾，曾老九向朝廷申请许多空白的捐纳执照，向山西富户随卖随填，换得大批银两来救济灾民。
清代承认捐纳的合法性，并建立一整套制度，至少有这些好处：
一、统一管理，形成规范。
如统一捐项， 五项可以开捐，即军需、河工、赈灾、营田开荒、海防。这五项可以捐纳，这五项事业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是所有的公共事业捐纳。统一主管，户部捐纳局主管。银子全部归公。而不像现在一些人买官，钱进了上司的腰包，国库什么也没得到。
统一入库，捐了钱统一交户部国库，后来一部分也分地方官府和边疆使用。
统一政策，吏部官不可以捐，吏部是主管官员的。礼部的官不能捐，礼部是管文教的。
统一资证，捐纳也要有资格，乡邻要具结担保，当地要给他开籍贯和清白册。是国子监的学生，国子监要出印鉴的证明。
二、明码标价，做到公平。
何种官职，要花多少钱，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每进一步，比如从候补到遇缺即补，都有价格。这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
三、捐官得到多是候补的虚衔，得实职的不多。
许多有钱人花钱买个候补知县或候补知府，只是为了一种荣誉，出门可以穿官服拜客，死了后墓碑上可以刻官衔。而且“科班出身”与“捐班出身”分得清清楚楚。不像现在，买官的人弄了张文凭，谁也不知道他是捐班还是科班，如卢恩光都有管理学博士学位。
“捐班”和“科班”泾渭分明，有些有抱负而捐钱做官的人，甚至可能为了洗刷耻辱，很有一番作为。如雍正朝的李卫、田文镜，光绪、宣统朝的赵尔丰都是捐纳出身，这几人算是前清数得着的能吏。
当然，古代有钱人没有现代多，如果真的将捐纳法制化，恐怕要做更严格的规定，包括捐纳官职的最高限是什么。否则，王健林给他宝贝儿子王思聪捐纳的话，能捐多高级别的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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