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八岁高龄的丹尼尔·艾伦(来源:网易新闻)
深秋又一个大好晴天,我再次来到艾伦的办公室,把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到他捐赠的藏书的致谢信交给他。我跟他说,中午我匆匆来过几次,但是碰巧他都不在。他说最近身体时好时坏,并不能天天都来。我看他脸上有些倦意,就说要不要来杯咖啡。他看着我,殷切地说:“那就实在太好了!可我真的不好意思麻烦你。”我赶紧说:“不麻烦,不麻烦。这边过去到星巴克很近的。请稍等,我马上回来。”我跑出巴克中心,急速走过麻省大道。在星巴克前走过,想了想,虽多走上五分钟,还是让艾伦尝尝来自伯克利的比兹咖啡吧!艾伦边喝咖啡边说:“身在校园的中心,去哪儿都方便,可又觉得自己离世事很远很远。”
我跟艾伦提到,钱先生的太太杨绛也健在,和您年纪相仿,同样勤于笔耕。艾伦说:“对啊,不过我比她还小两岁呢!”我们聊着,又进来了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也是抽空来看他的,向他介绍最近学校的新闻。话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风潮行之过甚,再加上近来高校内的种族问题再度敏感,校方正在考虑更改担任本科生宿舍舍监(House Master)的教授的称谓。“Master”的叫法将停止使用,只因这有可能引起与种族歧视相关的误解。艾伦只是静静地听着,似乎在消化这股日渐高涨的风潮。
转年夏天,在外跑了一大圈后刚回到学校就收到赵老师的电邮,才得知艾伦老先生四月底走了。而在五月末,在北京的杨绛老人也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门打开后,艾伦走访北京,认识了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生活在地球两端的几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终于得以走到一起,多么难得!而今,几位老学者相继都走了。
艾伦带走了沉甸甸的学问,也带走了一个世纪的光华和沧桑。我从图书馆借来二〇〇七年艾伦写的自传《美国学者》(The Americanist),仔仔细细读了两遍。他成年后历经十四任美国总统,书中对他们做了惟妙惟肖的描述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