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乡愁吟叹、衰败叙事，近年来关于中国乡村单向化叙述话语甚嚣尘上。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框架，
关注农民自我生存和农村社区共同体的维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
重新打量鲜活而具体的乡村。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传播，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本期乡村传播专题，三篇文章围绕农民口述史、资本下乡的历史审视，“从全球到乡村”的教育改革等问题展开。从内生、外观、再到全球化观照，多重视角，以飨读者。
以下是第一篇文章。本文以缙云河阳村为案例，在这个曾经的“地主村”和如今的“美丽小镇”千年古村落，农民口述史研究不但激发了农民新的主体性，也挖掘了被正统的精英论述和知识分子论述所压抑和遮蔽的历史多维面向，从而真正展示以人为本位的“农民中国。”
【摘要】
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根植于农耕文明，中国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农民问题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左右大局的首要和根本问题。若要通过口述史自下而上书写现代中国的历史，农民是关键的主体。更重要的是，从代际特征看，生于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是中国农耕文明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也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随着这一代农民的日益减少，认真、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民口述史工作
已刻不容缓。
基于此，从2015年7月开始，一个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和浙江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组成的团队正在千年古村落河阳村开始农民口述史的研究和书写工作。然而，这一工作从主题的确定、采访对象的选择到具体操作都面临挑战：什么是“河阳故事”？是以农民个体历史还是以村史、事件和历史时段来组织访谈？如何选择访谈对象？如何面对农民年龄大、文化程度低、采访到的素材流于表面化和重复性大等问题？在
一个熟人社会里，如何妥善处理村中微妙的权力关系，如何让村民畅所欲言？
在操作层面，如何解决人手短缺、方言障碍、技术支持短缺等问题？如何调动当地力量，探索出一条民众参与式的口述史书写模式？
缙云河阳口述史项目组从书写农民口述史的意义和迫切性切入，结合在河阳村的研究计划，围绕以上问题，对农民口述史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
：
乡土中国；农民口述史；农民；农村；河阳古村落
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根植于农耕文明，中国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始于农村，农民问题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左右大局的首要和根本问题。
不理解中国农村，就无以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任何有志于记录和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史学研究和口述史研究，不能没有农村和农民视野。
自成立伊始，由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发起成立的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就将“乡村口述史研究和书写”作为重点工作之一。2015年7月，“缙云河阳农民口述史项目”正式启动，拉开了这项必然是繁重与耗日时久的民间文化工程的序幕。
项目组认为，乡村口述史研究在“尊重农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和“构建自下而上的共和国历史叙述”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若要通过口述史书写现代中国“自下而上的历史”，农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主体。
更重要的是，从代际特征上看，生于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民，是中国农耕文明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也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人民公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随着这一代农民的日益减少，认真、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民口述史工作已刻不容缓。
而在缙云河阳这个现如今已被政府列入“美丽小镇”建设目标的千年古村落和曾经的“地主村”做农民口述史研究，
在深厚历史底蕴和丰富现实面向之间，探索基于“人为本位”的口述史学方式的个人史、家族史、社群史与乡村变迁史的构建，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意义。
（图片：浙江河阳村民俗活动 摄影：目匠兔兔）
口述历史作为一个完善的现代意义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得到蓬勃发展和广泛利用。口述史学研究的价值——借用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对学术公共性的宣示——就在于“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使私人的变为公共的”。恰如汤普逊所指出的：“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建构自己的未来。”正是由于口述史学的公共性与人民性，它对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狭隘叙史模式的反思和超越，对宏大历史中的晦暗个人和那些遵循社群价值与集体主义行为方式群体的多元敞开，使得口述历史不仅成为一个学科建制，更成为一种以面向历史的姿态构建未来的文化建设。
相对于文献史学，口述史学方兴未艾，是目前历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前沿；而相对于往往着眼于上层和知识群体的既有口述史研究，农民口述史的位置更显边缘。数以亿计的普通农民在当代中国口述史叙述中付之阙如。
但就“边缘”与“前沿”的辩证关系而言，农民口述史或可谓一个“前沿中的前沿”问题。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人文社科学界诸多有识之士的瞩目、驻足，这个领域的研究实践正在升温。在已有的先行者奠立的基础上，进行持久和深入的农民口述史研究，“倾听无声者的声音”，其意义正日益受到学界与公众的正视与重视：
（1）中国农民在极为广大和深刻的层面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历史，但他们缺少使用象征符号表述的能力和资源，在历史叙述中往往成为任人涂抹却一言不发的沉默者。农民口述史的整理挖掘是对既有文献史学的极大补充，为其提供新的支撑、发隐或证伪；
（2）不仅在上述技术层面上可对文献史学查漏补缺和充实校正，农民口述史的价值更在于这一“底层口述史”的构建同时是一个以“获得历史”为过程的重建农民主体性的过程。而无论在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和统计学上，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人民共和国、“革命中国”“乡土中国”和“农民中国”的主体；
（3）尤为重要的一点，农民口述史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发掘被正统的精英论述和知识分子论述所压抑和遮蔽的历史多维面向，这一价值典型地体现在面向工农群体的文革口述史研究中，正如口述历史研究者王宇英在《口述史方法对“文革”史研究的意义》一文所鲜明指出的：
到目前为止，知识分子（包括
“文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及老干部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受、以及对“文革”的反思与评判可以说是目前我们听到的关于“文革”的主要声音。这些声音通过文字使我们认识到的只是他们眼中的“文革”以及他们认为有必要讲述与分析的部分。但实际上，“文革”参与者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群体——那些不能或不愿采用书写手段表达自己的群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评判，总之，他们的“文革”，同样应该是进行“文革”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部分。
事实上，只要研究者愿意敞开心扉去倾听底层，是不难听到有异于通常历史版本的另类表述和评价的。农民口述史正可以提供这样无法获之于文献史学的基于不同身份和立场的另类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历史，“促使史学家来塑造多种多样的创造性观点”。
（图片：河阳村的老人展示剪纸艺术）
与“新史学”所强调的研究视角从精英到大众的下沉不无关系，当前口述历史对“草根”和大众的关注也日益广泛和深入。但这其中仍鲜见为数众多但寂寥无声的中国农民的身影，围绕农村和农民的口述史研究仍是一个亟待建立学术共识与自觉的相对冷门的领域。
与之相关的，如果我们梳理有关农民口述史文献，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学术错位现象，亦即当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各自怀抱雄心勃勃的学术议题，以极有素的专业水准、研究规划、思考深度和思辨水平，采用口述史方法深入中国农村这座学术“富矿”进行为数可观、成绩斐然的研究的同时，出自专业口述历史研究者之手的以农民和农村为主题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少之又少（多是在因循既有的有关女性、知青等议题的研究时与农民和农村打擦边球），在方法上也大多囿限于“独白”“实录”形式而具有非虚构文学的色彩，就对于社会历史深层内涵与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意义而言，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我们撷取国内外中国农民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进行典型性的绍介和梳理，期望以之勾勒此领域概况。
考虑人类学家王铭铭所说：“
人类学本来的方法就是口述史”，
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出发而非单纯以历史为脉络，国内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田野志著作（以费孝通先生的“乡村社会学”研究为经典）不一而足。而近年来，基于团队或个人农村调查并以大量口述史料作为支撑的、体现口述史研究高度自觉的学术项目和学术作品也层出不穷，前者以孙立平、郭于华等主持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等大型乡村口述史研究项目为代表，后者则如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吴毅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应星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韩敏的《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等。
此外，我们查到，自2004年以来，运用口述史方法关注农民或深入农村完成的国内硕士、博士论文计有31篇。值得注意的是，在12篇博士论文中，除了一篇为复旦大学强舸所做的有关西藏植物种植的历史研究外，其余均为师范、农业、民族大学的博士生所做，而且有5篇聚焦教育和教师问题，3篇聚焦乡土文化，前者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张济洲的《文化视野中的村落、学校与国家——一个县教育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04—2006）》（2007年）和赵金坡的《声音与回响：我国农村中师毕业生的历史考察（1979-2009）》（2011年），东北师范大学袁媛的《热闹而寂寞的乡村教化——基于建国后石村社会教育历史人类学考察的研究》（2010年）和王莹莹的《我国农村教师生活史研究（1949-2013）——基于稻村的个案分析》（2014年），以及山东师范大学高盼望的《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研究》（2015年）；后者包括中央民族大学刘统霞的《被表述的民俗艺术——对商河鼓子秧歌的历史人类学考察》（2008年）以及上海体育学院郭守靖和田海军分别对齐鲁武术文化（2008年）和漠南武术文化（2015年）的研究。
基于学位论文的最新成果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届硕士曾维康在其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的《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作者通过对江汉平原一个普通村落26位乡民的访谈（包括出身于农村的村党支部书记、种田农民、老干部、乡村教师、赤脚医生、乡村道士、私营企业主、外出务工人员、大学生等），以小见大地折射出农村发生的新变化、新问题，具体而生动地展现出时代变迁过程中中国基层村民的真实生活和奋斗历程，蕴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是一部以农民直接口述形式出现的兼具学术和新闻价值的作品。
海外华裔学者无疑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力量。他们单独完成的研究包括旅美华人学者杨庆堃在1959年出版的《早期共产主义过渡中的一个中国乡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者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该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是该奖项首次颁给华裔学者）、澳大利亚的华人学者高默波的《高家村》等。
这其中，原籍江西农村、现为澳大利亚阿得莱德大学教授的高默波于1999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高家村》因触及上文中王宇英提出的文革的底层表述问题而特别值得注意。在本书中，作者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围绕土地、水域与地方政治、人口与政治、生活水平、农村的卫生、农村的教育、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风俗习惯的变化和延续、“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问题，讨论了高家村从1949年到1996年的变迁，并“谈到了高家村农民对毛泽东时期、对‘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识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态度和思想感情。”当然，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内精英知识界是非常有争议的。因此，2001年，在当时由汪晖主编的《读书》杂志刊登了高默波介绍本书观点的一篇文章后，《南方周末》立即以整版刊发了国内公知的批评文章予以回应，而刊登高默波的文章也最终成了当年在国内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汪晖被《读书》辞去主编职位事件的学术政治原因之一。在遭到台湾和大陆的出版社拒绝后，此书的中文版于201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高默波在序言中的以下文字可以作为上文所引王宇英观点的印证：
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
……
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传，只有他们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
……
相对于大多数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的确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但历史不仅仅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
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村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从高家庄的农村人立场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
与此同时，在地理上和历史上都广袤精彩的“农民中国”还吸引了一大批西方学者的目光，他们凭借特殊的身份、不同的视野以及扎实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大部分作品聚焦作为中国革命核心问题的土改和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生活，包括杰克·贝尔登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世界》、柯鲁克夫妇在1959年出版的社会史著作《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威廉·韩丁在1966年出版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新西兰人类学家W.R.葛迪斯在1963年出版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在调查》、汉学家陈佩华和赵文词等于1984年出版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史》等。
其中，《十里店（一）》一书由亲历者讲述，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以及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普通村民故事，被西方许多高校指定为社会学科必读书目；而被称为“中国人的老朋友”的美国人韩丁的著作《翻身》, 以其对中国一个村庄的土改的研究，深刻影响了1960年代西方新左派阵营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在这一点上，这部有关中国农民的著作堪与斯诺基于对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的实地采访写就的《西行漫记》相媲美。
作为一个坚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威廉·韩丁在1983年出版的《翻身》姊妹篇《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中，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集体经济的瓦解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批评；在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不多的西方学者著作中，值得我们参考的是丹麦学者曹诗弟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
以上国内和海外的研究重点绍介虽然未必全面，但从中足以窥见国内外采用口述史方法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领域之广泛、问题之独到、视角之独特、分析之深入、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以及所引发的学术政治问题之复杂。
当然，以上著作并非都是以农民为第一人称的口述史，而是在大量农民口述的基础上的多学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历史研究著作。它们所引发的学术政治的论争之剧烈和所触及的历史问题之尖锐足以说明：就像韩丁笔下的一个村庄的土改足以托起一个有关中国革命的正面故事一样，一个高家村的故事也足以撼动有关“文革”的精英“共识”。
如果说以上文献和讨论还把乡村本身的可持续存在当做理所当然，而只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关注“乡村社会某一领域的发展变迁”的话，当下，随着城镇化、资本下乡速度的加快，“那些承载着历史与情感的村落，消亡之势迅猛不可阻挡”，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脉的整个乡村社会都面临解体的境遇。城市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使“记得住乡愁”进入2013年中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而中国要富强与美丽，“三农中国”必须富、强和美也成了201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基调性表述。在这样的危机形势和政策语境下，保护古村落成了冯骥才等部分当代中国文化精英的呼号。“在记忆中重现村落历史”不仅成了新一波乡村口述史工作的动机，而且被寄予了某种未来指向：
在保存和传递社会记忆的历史中，村落始终是一个特殊的生命载体。在当下拯救村落危机的进程中，社会记忆则具有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能力。在这个前现代的知识与经验总被有意或无意遗忘的时代里，重温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对于我们这个慎终求远的民族，不仅是凝聚社会的共同情感，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社会再生产力量。
由是，农民集体记忆和乡村口述史在“拯救村落”、“记住乡愁”和“寻找未来”的过程中不但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其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历史价值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同时认识到。
（图片：赵月枝老师在
河阳村
带队调研）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谈及由其主持的农民口述史项目时，有一段自述，从中可以发现以社会科学问题为导向的口述史研究区别于以史为轴的专业口述历史研究的特点：
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和郭于华博士，还有北大的一些研究生就开始以口述史研究的方式，来理解20世纪下半期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大规模国家与社会重建过程。其中的入手点之一，就是“诉苦”和“忆苦思甜”的实践。中国革命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重构几亿农民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对“诉苦”和“忆苦思甜”实践所进行的口述史研究告诉我们，诉苦（包括后来的忆苦思甜）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这种苦难在其自然形态上是难于系统讲述的——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因此，恰恰是在诉苦实践中，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包括与国家的关系。
可见，其对“诉苦”这一革命年代政治仪式和斗争方式的口述史关注，背后的关怀是农民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重构机制。这绝非简单的访谈录整理，而是以深刻问题意识为先导和以口述历史资料为基础的深度的思辨和整合（重在深层阐述而不是整理记录），从而“对中国乡村社会某一领域的发展变迁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进而揭示其规律性和本质”。
同时，为数不少的对于“诉苦”这一革命年代动员技术和政治文化的颇具见地的研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理解农民诉说的理论框架。这一“诉苦”框架将农民“忆苦思甜”的言说理解（处理）成一种能够唤起阶级主体性的“控诉”，这种“控诉”始终涉及农民与国家关系的建构，而成为一种新政治的实践方式。在实际地和能动地反映当时的政治文化上，这一框架无疑是有效的、富于洞见的。
我们在此无意以“政治规训”论的空泛腔调质疑这一框架，而是想指出，“
诉苦”一旦从与国家的相对关系和特定革命历史中抽离，剥离其农民主体性形成的阶级政治内涵，就会变成一种本质化的农民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生苦难的讲述，并继而变成从“苦”的个人性到社会性的直接映射，从而形成一种从革命政治实践中脱嵌的带有绝对化倾向的“‘受苦人’的历史”框架：
乡村中普通农民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
,是在苦难中求生存的历史,也是为挣脱苦难而斗争的历史。20 世纪后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普通村民与共和国一起感受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坎坷。然而他们的经历和感受、他们对亲历历史的评判和理解,却在历史的表述中付诸阙如。在关于农民的文字历史和农民自身的生活口述史之间,有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缺乏表达权、话语权、解释权的农民,在建构历史真实性中的角色,多数情况下被学术界完全忽视了。而突破书写和话语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即“受苦人”的历史。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种“‘受苦人’的讲述”的框架隐含了一种去阶级政治、去现代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及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对立倾向，它在抹平了“20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也隐匿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性赋予农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体验，取消了农民与“人民共和国”之间以“诉苦”为纽带和过程的观念重构关系。
这就有可能将中国农民在革命历史淬炼中获得的主体性虚化和退化为一种永恒的个体化的受苦者的地位，导致以之作为认知模式和行动指导的农民口述史实践容易在“突破书写和话语霸权”的想象中，形成另一种样式的对农民的思想限制、话语裁剪和表达钳制。
结合在河阳进行的农民口述史的计划与实践，我们对“诉苦”与“‘受苦人’的讲述”框架有以下几点思考：
其一，在“诉苦”的革命文化实践中，农民对所“受”之“苦”的阶级归因和公开控诉，是一种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互动的政治主体性的生成过程；
离开了阶级和国家范畴的对于“苦”的纯自然主义的感受和讲述，农民口述史就失去了建构性的潜在积极意义，
要么变成所有意义都在于质疑革命和确证“共产主义文明的阴影”的“翻案史学”，要么只能退回到无望的底层言说，从而成为轻如鸿毛的安慰剂和麻醉剂。
其二，如我们在下文将论及，由于河阳曾是江南著名的“地主村”，因抽离了阶级关系而无法把握农村现实的“受苦人”框架，对于河阳农民的解放前历史讲述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河阳的故事不是“乡村中普通农民”无穷尽的苦难的历史，而很大程度上是“有女嫁河阳，胜过做娘娘”的大富大贵故事。总之，
农民口述史不应只是“诉苦”和“受苦”的故事，而要反应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农村阶级关系。
其三，“诉苦”框架的处理方式对于革命年代通过“忆苦思甜”建立革命主体性的农民文化政治实践是可行和可信的，但是对于新中国农民，也就是作为共和国主体和曾经的集体经济主体的农民，这个“诉苦”的故事怎么来说？
这个故事在改革前后有什么变化？能否以一个蕴含政治关系的动态建构的“诉苦”概念贯穿前后三十年，包打天下？
其四，以在河阳业已开展的实践看，在具体访谈中很容易将农民的讲述导向“诉苦”（“共产风”、“饿死人”等）， 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寻找那些在土改中被镇压或“打倒”的地主、富农后裔，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上农民“诉苦”实践在当下的“反转”，听他们“诉苦”。总之，正如应星所指出的：
“底层的苦难容易受到精英话语的诱拐。”
“受苦人”的事实认知与裁剪框架，加上作为知识分子的访谈人本身固有的（内化的）知识立场与观点、倾向，很容易将农民口述历史变成拿农民来证明访谈人自身刻板偏见的过程。但难道农民口述史仅仅只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自我确证的过程？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受苦人”框架所具有的让无声者发声的积极意义，又要看到这种“呈现底层”和“重现苦难”式的思想方式和行动方式在当下应用时的复杂性。
无论是河阳故事的特殊性、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作为访谈对象的中国农民的特殊性以及作为访谈人的（通常的）知识分子身份的特殊性，都反复提醒我们这一点。
（图片：调研团队在河阳乡村研究院与村民一起座谈）
如果考虑到19世纪德国历史学大师兰克的名言“历史学区别于其他所有科学的地方在于它同时又是一门艺术”，实际上揭示了历史学的科学与艺术的两重性，那么对于口述史学的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特质的认识也同样要从这一两重性出发。
口述历史的“艺术性”，要求我们接纳、规划和提高口述史文本的文学与人文价值；口述历史的“科学性”（社会科学性）又要求我们具有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在2015年12月12日“古村落口述史实践”的圆桌讨论会上，郭于华教授在发言中专门就此谈及了学科差异问题：
首先就是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并不是框定我们的思路，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去做，提前已经有了答案。问题是那个“问题”不是答案，“问题”是我们好奇的东西，我们要搞清楚的东西，所以不会出现先入为主，你就围绕这个东西去做访谈……因为社会科学，我觉得这点好像也有学科之间的差异。就是社会科学一定需要有一个问题意识，一定要去回答一个问题而不是仅仅描述一段历史，或者记录一段个人生活经历，这一点上我觉得和历史学或者文学有学科之间的差异。
正是在以问题意识引导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学术思考上，历史学科与口述历史体现出其“科学性”的印记。而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在标准和方法上的差异，是课题组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事实上，社会科学视域中的问题意识，历史学视域中的真相探求，人文学科视野中的人性关怀，都是需要课题组吸收和平衡的。应当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经验，结合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历史学科的文献资料和叙述手法、文学与人文对于人的情感和意义的尊重与推崇，使农民口述史的研究在单体及项目总体上体现求智、求真、求美的多维学科知识与风格的兼备性。
同时，口述历史也具有学科建制和“文化建设”的两重性，既是一门专业知识，又是一项公共事业；在知识属性方面，口述历史还具有专业性与批判性的两重性，既能融入主流历史学专业教育，为之添砖加瓦，又能以“从下而上”的“另类”历史构建方式，祛除历史偏见，打破历史陋识。
基于上述多个层次的“两重性”，农民口述史研究与书写的显著特质就体现为一种“四不像”的杂糅性或多重的包容性。
它糅合专业史学、公共史学和批判社会科学的思路，同时在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层面有所追求，并融合文学艺术的诗性与社会科学的理性。
这种多重包容性既可以/可能体现在单人、单部的农民口述史成果中，又可以/可能整体体现在整个河阳农民口述史项目的不同层次、不同风格、不同侧重的研究成果中。
如上述学术梳理已经有所触及，我们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定义我们的项目和如何定位“河阳故事”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民口述史研究和书写”项目，我们在河阳的工作包含相互联系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两个部分：收集和整理以农民作为第一人称的口述历史，并基于这些农民口述材料进行乡村问题研究。一方面，鉴于此前某些大型口述历史项目已经聚焦浙江，我们在浙江缙云的研究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文献基础；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无论从具体的地点选择、切入角度和组织方式，还是从所期待的结果方面看，都有独到之处。
我们的工作对象是位于浙江省缙云县西北角新建镇的新建溪边的河阳村。该村始建于唐代末年。其始祖朱清源祖籍河南信阳，官至五代时吴越王钱缪的
“掌书记”——根据项一中的解释，这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公元923年，钱缪刚刚驾崩，处于吴越王朝权力中枢的朱清源为了躲避因王朝内部权力交替所可能引起纷争的祸害，带着自己的同胞兄弟朱清渊到了缙云新建溪边这个“土沃可耕、泉甘可酿”的“风水宝地”隐居。为了让后代铭记自己的河南信阳渊源，他们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南方村庄取名“河阳”。
直到今天，全村94%以上的人依然为朱姓，“是中国单一姓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接近4000人）、历史最长（将近1200年）的古村落”。
不过，作为中国乡村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的活化石，今天的河阳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村，还是一个行政村——而且是一个有三个部分的行政村：首先，2006年，河阳接受了63位因外县建电站而失去家园的移民。一个一直没有在社区意义上被整合进来的“移民村”，以几排建在河阳人曾经的良田上的房子的存在，挑战着这个“纯”朱姓村庄的故事；其次，2011年1月，在中国大规模的“并村”运动中，河阳村与周边的岩山下行政村合二为一，村名沿用河阳村。岩山下村虽然只有80多户、400余人，但也有悠久的历史，且亦以单一姓氏（赵姓）为主。两个村庄一大一小，仅只一条小溪之隔，在现代历史上分分合合，这是岩石下第三次被合并了。我们项目所指的河阳，是作为行政村的河阳。
古代河阳以“贵气和富气”著称：也许是因其先祖曾“高居庙堂”的渊源，河阳人先因其“耕读家风”文化和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而“贵”，并因宋代出现“百年八进士”的奇迹而建作为村庄标志的“八士门”和得朱元璋所赐的“石稀罕”。不过，到了明正统14年（1449），河阳“八士门”和其它许多建筑就被丽水银矿矿工起义所摧毁。虽然明末重建了现存的“八士门”，但朱氏后代也没能继续在科举道路上取胜。1861-1862年，太平军再次占领了河阳。烧毁宗祠三座、民居大院10余幢、寺庙2座，村民外逃，冻饿病死346人”。
到了明末清初，河阳朱翰臣、朱竹虚等精英通过经商走上了“先富再贵”的道路——如项一中用现代语言所总结的，他们将全族的“工作重点”从“教育”转移到“经济”上来：从经营山区的竹制土纸逐渐发展到粮食、靛青等生意，并将业务逐步扩展到苏杭一带。就这样，富裕起来的河阳朱氏，不但在周边拥有大量的田地，而且在村里大兴土木。在第一轮“房地产”高潮中，他们建起了许多有如北方四合院的徽派民居——十八间“道坛”；在第二轮高潮中，他们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孝敬祖宗的“祠堂”，从而出现了别人一村一姓一祠，河阳这个“偏僻的缙云山村，雨后春笋般冒出16座雕刻精美、气派堂皇的祠堂！”的奇观。
河阳的富裕使它在解放初成了土改的重点和附近知名的“地主村”；人民公社时期，那些富丽堂皇的祠堂成了无房或缺房户的民居、生产队的“分配站”和公社、中学、小学、医疗站等公共机构的所在地，甚至还成了碾米厂和农机厂所在地。改革开放的前20多年，像中国其他村庄一样，河阳人在致富路上奔忙，河阳村在被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空心化的境遇。
（图片：浙江缙云县河阳村村民日常生活 ）
新世纪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重要性被认识，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乡愁”话语的崛起和乡村旅游业的兴起，河阳那些在村庄空心化的过程中一半被抛弃一半还住着留守老人的十八间“道坛”民居和因缺少了公益性使用需要而正在面临倒塌命运的祠堂（16座祠堂中有一座已在几年前倒坍），终于被戴上了传统文化遗产的光环；河阳也因这些建筑一下子成了非同一般的村庄：2000年被批准为浙江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河阳古民居正式对外开放旅游；2012年被国家建设部命名为全国首批传统古村落；2013年“河阳村乡土建筑”成了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