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专题论文·

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

——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

李帆

内容提要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

关键词 求真与致用 顾颉刚 傅斯年 费孝通 历史教科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

作者简介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

马建标

内容提要 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威尔逊主义充满悖论。威尔逊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日、意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际联盟计划。由此导致威尔逊主义与列强的利益形成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表现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就是威尔逊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为了实现国际联盟，威尔逊必须在“道德”与“政治”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结果，威尔逊的内心世界陷入分裂状态，并造成极度痛苦的自我认同危机。在山东问题的处置上，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受难时刻”的抉择。

关键词 一战 威尔逊主义 山东问题 国际联盟 巴黎和会

作者简介 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无以为继：黄郛与 1935 年华北危局

贺江枫

内容提要 1935 年华北危机重重，黄郛主张采取妥协外交，换取中日和平，但在内外夹攻之下，最终淡出华北政局，由此或可窥悉 20 世纪 30 年代妥协外交派面临的内外困境。首先， 1935 年蒋介石内外政策的矛盾性与双重性，使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呈现分歧庞杂的状态。其次，国民政府内部派系冲突激化，黄郛与东北军、宋哲元势若水火，对日谋略均夹杂派系因素，在为日军创造良机的同时，更恶化华北政局。此外，黄郛对日本侵略意图缺乏清晰认知，而日方又将其主导的政整会视为蒋对日二重政策的产物，必须打倒而后快，黄郛主导的妥协外交终将无从实现。

关键词 黄郛 蒋介石 汪精卫 华北 中日

作者简介 贺江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

——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

刘诗古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官方没有制定一套明确的法律体系规范渔民对沿海或内陆水域的使用。明初的湖池“闸办”与渔户“承课”，虽从国家制度层面限定了谁可以在特定水域捕鱼，但没有对渔民的捕捞行为建立有效的限制规则。在湖区，来自同一个家族、村庄或使用同一类网具的渔民往往形成利益团体，以维护他们的资源份额，防止他人侵占。大多数水面的占有者并非个人，而是以家族为单位，族内的子嗣共同享有份额。那些在渔民社群中累积的“合同议约”文书，不断把民间的习惯或非正式的传统变成正式的书面规则，包括准入权、捕鱼范围、捕鱼时段、捕鱼网具等多层次的制度安排。大体而言，明清鄱阳湖区的渔民更趋向于通过建立非正式制度解决捕捞场地、捕捞时段的分配以及捕捞过程中各类船、网之间的物理干扰问题，而对渔业资源的提取困境则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事实上，鄱阳湖区渔业捕捞秩序的生成及进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 鄱阳湖区 公共资源 渔业 民间习惯 地方文书

作者简介 刘诗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

为国破家：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反思

赵妍杰

内容提要 对近代中国很多读书人来说，甲午战败带来天崩地裂的感觉。人们在挫败引起的焦虑心态中，开始彻底反思家、国、天下的问题。在国家崛起的语境中，家与国呈现竞争性的姿态。经革命观念的打造，先国后家逐渐衍变为家庭革命。加之西来的自由、平等观冲击，打破三纲之说甚嚣尘上，家庭革命进一步激烈化为父子平等的构想。家庭由护佑其成员的温暖港湾遽变为束缚自由的牢笼，甚或被视为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桎梏。这与古今中外珍视家庭的基本价值观念适相对立，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变异特性。

关键词 家庭革命 家庭形象 三纲 五伦

作者简介 赵妍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对儒学教育的地方性适应

——以宁波崇信义塾为例（ 1845 — 1867 ）

赵力

内容提要 1845 年，美国长老会差会在宁波建立崇信义塾。最初通过儒学教育，传教士试图在学校的外国色彩和本土性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不过在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宁波地方士人、儒学教义与一般民众之间存在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后，他们将士人划入“无法教育”的一类，转而争取下层社会。与之相应，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传教士开始逐渐调整办学思路，通过雇佣华人基督徒出任教师和引入罗马字注音系统，儒学教育在义塾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渐趋边缘。

关键词 长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