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边的人都沉溺于“快”时，一个人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渐渐患上“慢”恐惧症。
这就能理解，贩卖焦虑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之一。
而“快”的回报无疑也是最耀眼的和最有诱惑力的，这强化了对“快”上瘾的程度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足够运气进入聚光灯下，大多数人注定只是先烈、炮灰和原料——在互联网行业催生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迅速、最大规模的造富运动。
按照1月18日的收盘价，全球排名前8的公司市值都超过了4000亿美元，分别是：
亚马逊（8294亿美元）
微软（8268亿美元）
谷歌（7700亿美元）
苹果（7417亿美元）
伯克希尔‧哈撒韦（5000亿美元）
Facebook（4312亿美元）
腾讯（4093亿美元）
阿里巴巴（4070亿美元）。
看出来了吗，除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其他的清一色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
如果按照创造财富的速度，更是无与伦比：
这其中除了诞生于PC时代的微软和苹果创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其余的全成立于1995年以后，最年轻的Facebook创建于2004年。
如果按照从成立到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大约是雅虎在2000年时的市值）所需的时间，诞生于电气化时代的通用电气用了将近100年，PC时代的微软用了大约25年，互联网基础设施商思科用了约10年，互联网商业模式开拓者雅虎只用了5年。
但就像那位跨在摩托车上的骑手会有一种自己飞起来的错觉（但愿他不会突然站上摩托车座椅，纵身向前跳去），当一个人沉溺于速度的快感时，会也在不自觉中变得自大而忘乎所以，以至于分不清哪部分是自身能力，哪部分是运气，哪部分又完全仅仅是大势的自然推力，哪部分是因了环境的宽待。
至少一直到2018年之前，互联网的快速应用和财富的快速积累，与其享受到的三重红利密不可分：
1.技术红利
即互联网技术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的天然价值，赋予互联网在重构经济和社会中强大的竞争力。
而技术的快速迭代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动力（想想那些曾经追逐采用英特尔最新一代处理器的PC用户，那些被苹果赶着走、踩着其新品节奏不断换手机的用户），网络效应的存在又让头部公司的优势被放大。
2.政策红利
为了鼓励发展新经济和利用互联网的社会价值，很多国家都对互联网的发展给与了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权，
比如税收和线上行为的监管等。
这为互联网公司节省了大笔开支，从而提高了相对传统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它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社区政策，从而使用户行为更有利于自己。
2016年，苹果就曾为了继续主导其用以吸引用户的隐私政策，而拒绝了美国安全部门提出的对一名恐袭嫌犯的苹果手机解锁的要求，谷歌和Facebook当时也都立即表示站在苹果一边，它们也都希望成为自己所处世界的立法者。
3.人口红利
互联网能穿透时空障碍，并在很多方面具有低边际和零边际成本，这让它可以将跨越国界的人联系在一起，
从而可以获得以往任何商业行为无法触达用户的深度和广度。
同时，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估计又增加了一倍以上，而每个用户的使用时长也大幅增加，这带来了商业价值的自然扩张。
截至2018年9月底，Facebook旗下产品家族每个月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6亿，日活跃用户超过20亿，分别占到全球人口的35%和27%，这还是在其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这三股红利的暗流，与资本推动下的创富洪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汹汹潮流，其掀起的势能，据说甚至将很多猪都推到了空中，它们还真飞起来了。
当然，写到这里，让人不免开始想象两个画面：
一个是推力没有后，那头猪的处境（它会及时长出翅膀或者站上什么人造的飞行器吗），一个是常言道的，“只有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