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学长90周岁生日快乐！还记得那一年1943，您与浙大结缘……

李政道（1926.11.25- ）（资料图）

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出生于上海，1943年考入西迁至贵州办学的浙江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与杨振宁教授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还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在统计力学方面，和杨振宁、黄克孙合作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70-80年代，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理”以及“反常核态”概念等。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上述内容出自浙江大学院士长廊介绍）

李政道学长虽然仅在浙大求学一年，但对于母校的感情十分深厚。1990年他与当年在永兴湄潭的物理系同学李文铸教授、汪容教授一起，在浙江大学原校长路甬祥的支持下，在母校成立了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并一直由李政道学长亲任中心主任，汪容教授担任了第一届副主任。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已经发展成为有二十余名全职教师，专业方向涵盖了量子场论、理论粒子物理、核物理理论、统计物理、量子信息、凝聚态理论等多学科的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理论物理国家重点学科。

（上述内容由浙江大学物理系提供）

（李政道与夫人秦惠䇹）

今天恰逢李学长90岁生日寿辰，小编援引一篇《李政道：诺奖得主的“求是”情缘》（收录于《西迁浙大》）一文，与所有浙大人共同回忆一段先生与浙大的不解之缘。

“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这是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年之际，李政道博士的一番深情表白。

1943年秋，年仅17岁的李政道考取时在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化工系，在束星北等老师的影响下，转读物理系；一年之后由束星北介绍，转学西南联大读大学二年级，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西南联大也仅仅读了一年，便在吴大猷先生的极力推荐下赴美国留学，得到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的赏识和帮助，很快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1949年获博士学位。1956年10月，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和杨振宁合作完成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崭新观点，并由华裔女科学家、也是浙大校友的吴健雄通过实验加以确定。这一成果被物理学界广泛誉为“战后以来整个物理学上最令人惊奇而激动人心的发现”。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

1941年12月22日，李政道独自离开上海，这一天，离他度过15岁的生日还不足一个月。

李政道从小就在上海长大，从童年到少年，他一直是一个文静的喜爱读书胜过一切的乖孩子，在学校中，他总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李政道的父亲是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第一届毕业生，后来经营肥料化工产品。少年时代，李政道的梦想就是像父亲一样读上大学，而他心目中的大学便是浙江大学。李政道的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李政道排行老三，他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最小的妹妹，兄妹六人，后来都考上大学，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少见的。李政道的父亲经商致富，家产颇为殷实，这也使他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儿女们的教育花费。他曾经专门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孩子们数学、英语和国语，还曾经聘请武术教练，教孩子们习武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李政道本来可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一帆风顺地进入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日寇大举入侵，上海沦陷，李政道平静的学习生活也难以为继，他不得不走上流亡求学的艰辛道路。

李政道先是来到浙江嘉兴，在秀州中学学习。不久，因战事蔓延，浙赣告急，他又和两个哥哥宏道、崇道远赴江西赣州，在当地的联合中学继续求学。在李政道来到江西之前，浙江大学也曾经在江西的吉安、泰和办学，赣州和吉安相距并不远，虽然那时候浙江大学已经西迁至贵州的遵义、湄潭，但在李政道的心目中，他距离浙江大学是越来越近了。江西赣州地处赣南山区腹地，虽然生活和学习条件无法和上海相比，但是由于是大后方，远离战乱，相对比较平静，李政道在这里获得了一段宝贵的学习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尤其是他在数理方面的天赋，在这深山僻壤中逐渐得到升华。由于他的学习成绩出众，学校还特地聘请他担任兼职教师。于是，他在联合中学便轮流扮演两个角色：高中的学生和低年级的数学、物理“先生”。他扮演的两个角色，都得到校方和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1943年，李政道离开江西来到贵州，追寻浙江大学，继续他的大学梦。一路上衣食全无保障，也没有钱乘车，只能依靠步行，偶尔搭上一段“黄鱼车”就算好运气了。那时候，疟疾、菌痢等疾病流行，他也曾病倒在客栈中，全凭顽强的意志和对未来的信念才坚持下来。由于战乱，李政道没有正式的中学文凭，甚至连小学文凭也没有，他以同等学力报考，如愿考取浙江大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1988年，李政道回母校浙江大学访问，在时任名誉校长刘丹、校长路甬祥的陪同下登上图书馆大楼俯瞰浙大校园 ）

李政道进入浙江大学，一开始他考取的是化工系。开学前一个月左右，他从贵阳来到湄潭，经过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束慰曾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很快，又认识了浙大物理系的另一位教授王淦昌。那时，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办公室和期刊书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李政道也常去双修寺，束星北、王淦昌，还有其他教授、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李政道也在一边旁听。当时，他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和束星北、王淦昌两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有时候，束星北教授也和他单独谈物理，谈着谈着就忘了时间。夜深了，李政道就睡在双修寺，头上枕着一本Physical Review(美国杂志《物理评论》)的合订本。一开学，李政道便决定由化工系转到物理系。

浙江大学理学院，包括物理系设在湄潭，而一年级的新生安排在距离湄潭15公里的永兴。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一年级又都是基础课，物理系的课程实际上是和化工系一起上的。按照系里的安排，束星北教授每周要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这种讨论是自由参加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学生可去可不去。束星北每次到永兴，一般学生只能问一些表面问题，听束先生讲解清楚后便离开了。只有一个学生能够与他讨论，就是李政道。这样，束星北教授的讨论课，开始总是被一群学生围着，到后来就成了一个大教授和一个刚进大学的一年级的新生面对面的交流。像这样的教学，在现在不要说是大学生，就是硕士、博士研究生都做不到，即便是博士后也未必每周都有与导师讨论的机会。李政道在浙大求学，享受的是今天博士后的教学待遇。

束星北教授早年留学欧美，曾经在爱丁顿这样国际顶尖的物理大师身边学习和工作。他对近代物理，尤其是对相对论的深刻理解，当时在国内物理界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束星北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课讲得特别好，他上课一不用课本，二不用讲义，全凭深厚的功底，纵横捭阖，深入浅出，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经他一讲，学生们都能理解和掌握。有这样的老师一对一地教学，李政道很快就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并且受益终生。

在浙江大学，那时还开设一门“物理讨论”课，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轮流主持，两位大师就物理学最前沿的研究课题和动向作报告，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许多外系学生也慕名去听课，以至教室门外常常站满了学生。这门课程尽管是专门为大四的学生开设的，李政道也每课必到，并且深受启迪。

1944年下半年，日军进逼贵州，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学生参军抗日，李政道也萌生投笔从戎的念头。束星北认为李政道是难得的物理天才，极力劝说他放弃从军的想法。在他遭遇车祸之后，束星北又请好友王淦昌照顾，并叮嘱王，一定要把李政道“看住”。正是由于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引导和关爱，才成就了这位未来物理学的天才。

（李政道与浙江大学物理系教师座谈 ）

抗战时期，大西南一些偏僻的山区成为相对平静的“世外桃源”。那个年月，祖国的崇山峻岭像一道道屏障阻挡了日寇的铁蹄，给苦难之中的人民保留了一小片生存之地。在遵义、湄潭，不仅有大批难民，而且汇集了不少来自中央和全国各地的单位。遵、湄地区原来还是贵州比较富庶的市县，由于外来人员陡然增加，物资供不应求，物价自然上涨。搬迁而来的浙江大学，师生们的生活十分艰难，学校办学也只能因陋就简。

一年级分部所在的永兴，甚至算不上镇，只是山沟沟里的一个小集市。浙江大学借用当地的“江馆”(江西会馆)和“楚馆”(湖南湖北会馆)作为教学场所，同时租用了几座祠堂和民宅，作实验室和教师、学生的宿舍。李政道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三年的逃难求学生涯，已经锤炼了他面对艰难困苦的勇气和毅力。生活艰苦倒不怕，他最头痛的还是宿舍和教室过于拥挤，光线又差，自修很不方便。

这一日，他从集市上走过，经过一座茶楼门前时，被里面说书的声音吸引住了，于是便进去，像那些当地的茶客一样，买了一杯茶，倚窗而坐，一会儿听听说书的故事，一会儿翻翻随身带着的杂志。李政道发现，其实这茶馆里还有好几个浙大的学生，有两个他还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在窗口或者门边，借着屋外照进的光线聚精会神地看书。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李政道想。从此以后，李政道和同学们便成了茶楼的常客。

那时候山乡集市中的茶楼，客人主要是来赶集的乡亲，他们卖了瓜菜果蔬，买了农具和日用品，就到茶楼来，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泡到中午时分再回去。茶楼的规矩是只要你买一杯茶，喝到什么时候店家都不能赶你走，还要一直为你续水。浙大的学生走进茶楼，常常一坐就是整整一天，埋头看书或者做习题。店老板开始还有些不高兴，给学生白眼，后来看他们远离亲人来这深山中求学也不容易，便生了同情之心；再后来，见这些学生娃讲道理，有礼貌，有时还帮店主人干点活儿，就有了好感。有时候李政道或者其他常来的学生来迟了，店主和茶客们还会特意关照：“你们把靠窗口的位置给我留着，浙大的学生待会儿要来的。”

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月，李政道就在那座古旧的茶楼中，在说书艺人抑扬顿挫的描述声和茶客们的说笑声中，潜心于物理学深邃玄秘的时空，为今后细推物理积蓄了必不可少的能量。不知道西方那些物理大师们最初是如何获取打开神秘之门的钥匙的，每个人肯定都有不同的道路。如果知道中国最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在一座茶楼中开始对物理学专业的学习并且从此进入那个深广的领域的，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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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史研究室、物理系

今日编辑：王文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