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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世界五大管理大师」之一的大前研一,写过一本《低欲望社会》,副标题叫「大志なき時代(胸无大志的时代)」,他感叹道:
“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自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被称之为「失落的20年」,有一说是「失落的10年」,从1991年开始到2002年小泉政治改革结束,经济开始出现恢复,然而随着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再度陷入低迷。
未满35岁的日本人,从懂事以来就面对「失落的20年」,大多数人的心态不只是不愿意背负房贷或结婚生子,所有的风险及责任都不想承担。
所谓的「低欲望社会」是指:
无论物价如何降低,消费无法得到刺激;经济没有明显增长,银行信贷利率一再调低,而30岁前购房人数依然逐年下降;年轻人对于买车几乎没有兴趣,奢侈品消费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因陋就简。
在「低欲望社会」的背后,原因很多:
既有一个社会高速发展趋向成熟后的一些共同原因,也有日本在税收政策上的倾斜因素,更有日本社会独特的传统文化基因因素。
夫妻亲密度不够、出生人口减少
日本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出生人口减少和人口高龄化问题。
在日本有过两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47-1949年,第二次是1970-1975年左右,每年的生育人数在260万和200万以上,被称为「团块时代」和「小团块时代」。
团块时代出生的人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发展期和经济泡沫期(日本最辉煌的时期),这些人现在都在70左右的高龄。
而「小团块」则在大学毕业就职高峰期恰好遇到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为了生存不得不调整知识结构进入各种领域重新奋斗,这些人目前在40岁以上,仍然在各个企业中扮演中坚角色。
然而在此之后,日本一直没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人口逐年递减。
低出生率有很多原因。
首先,日本结婚年龄普遍较高。
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于传统家庭的男女模式开始感到厌倦,而男性觉得婚后自己像是挣钱机器,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更加享受单身生活的自由自在。
其次,日本男性工作时间过长,夫妻之间亲密度不够,因而生育率持续走低。
再次,日本男性婚后育儿时间非常低,最新统计是每天1小时左右,很多夫妻没有精力抚养孩子。
最后,虽然日本对两性关系在亚洲地区属于比较开放,但是对非婚生子女、婚外子女却一直持非常保守的态度,政府在非婚生子女的福利和扶持上,并不如欧美一些国家那么愿意投入,因此,隐蔽的人工流产仍然不少。
劳动力不足、消费萎缩教育危机
低出生率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劳动力严重不足。
日本独特的情况是女性婚后就业率很低,因此实际劳动力更加少。
首相安倍晋三今年提出税制改革,鼓励女性就业,然而社会对此反应冷淡,因为只是推进女性就业,所要解决的育儿设施的增加和福利补贴没有跟上。
低出生率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消费萎缩。
新技术、新设计以及各种时尚潮流的消费对象是年轻人,然而随着年轻一代数量的逐年递减,消费趋于饱和。
相反,面向高龄阶层的消费品开发似乎成了新的热点,但高龄阶层对于时尚等消费能力有限,能够开发的产品集中在一些未来疾病和护理等方面。
少子化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教育危机。
日本的教育资源并不缺乏,但是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作用有限。
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混合的社会,教育处于两难境地。
统一的应试教育依然占主导地位,追求精英教育的父母督促孩子去上各种私塾补课。
另一方面,孩子对于老师的权威嗤之以鼻,对于父母传统的生活态度感到虚幻,「人生如同是在一个轨道上,还没有进入轨道,就已经知道轨道那头的结果」。
「团块」那一代,仿佛是造就了一个人生的模式,在学校做优等生,进入一流大学学习,然后进入一流企业就职,在企业的升职阶梯中一点点往上爬,直到退休。而女性则是一流大学加一流企业,再找个优秀男人结婚,做全职太太。
当父辈要将这个模式套入下一代,对于70年代出生的人或许还有一些吸引力,因为虽然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了,但依然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对于之后出生的八十、九十后则没有任何吸引力。
年轻人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为了获取社会的认可,牺牲自己的个性为公司而努力,从而得到富裕中产阶级的生活,年轻一代觉得这样的价值观简直庸俗到令人作呕。
物质上已经极为发达的日本,文化上对于欧美文化是崇拜和模仿的,随着矽谷精神的崛起,简素的生活,回归生命本质的探索,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成为主流。
开一间小面包房,做一个与众不同的发型师,比在大公司爬格子要酷得多,做一个时尚设计高手开自己的事务所,或者电脑开发从业者,做自由职业者,自己签约而不是受制于公司的固定上下班制度,都是一些流行的个性表现。
当个性渐渐高于共性,对于比较也渐渐失去了兴趣,那些奢侈品的消费变得毫无意义。
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日本的税制和工资问题。
日本是个平均主义的国家,工资集中在平均线左右,国家采用累进税制,年收入愈高则税率愈高。
因此,日本国内年收入1500万日元以上的人群比例极低,经济学家感叹有钱人都离开日本,到税制比较宽松的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香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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