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9日中午12点20分，刘毅先生走了，享年94岁，按说也是高寿了，用老话说是仙逝，驾鹤西归。28号上午刚刚去北京医院看过老爷子，看到状态还不错，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但是有人来，尚有反应，以为能够扛过来。没想到29号就走了，心里沉重。好在没有受多大罪，也是他始终坚持安宁疗护原则，能够善终。
刘毅先生何许人也？1977年到1982年任商业部副部长，1982年到1988年任商业部部长，1988年到1995年任国家旅游局局长，之后是退居二线，当全国政协常委。1995年到现在将近30年，连国家旅游局都没有了，知道刘部长或者刘局长的人更少了。然而，在国家旅游局局长任上，8年时间，第一是应对困难，一是国际封锁，全面突破；二是旅游转型，强化产业。第二是奠定基础，一是市场基础，二是行业管理基础。第三是开拓新局，一系列新事情，一个一个突破，形成新局面。这个过程，我们都是亲历者，感同身受，深知当年的艰难。工作性的评价，不想多说，只是感觉作为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趣之人，给我们的影响。
刘局长力排众议，提拔了一批年轻人，都放在关键岗位。杨柳荫是最早的一个，当司长时33岁，邱毅勇36岁，我39岁。副司长和处长也自然是年轻人跟着起来。这使得国家旅游局面貌一新，工作开拓之风大盛，这个风气形成了，歪风邪气自然起不来。我在国家旅游局，四个年头，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比我年轻几岁的也是如此。后来遇到商业部的人，也是刘部长的老部下，说他当年提拔副部长，最年轻的40岁。又一次一位同仁说，刘局长从来不表扬人，我跟了一句，刘局长的表扬体现在安排上。这么一批有经验也还算年轻的干部挑大梁，精神状态不同，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局面大是不同。我们做事情，刘局长从来放手，差不多的时候就把事情提起来，在行业里推行。如果走了弯路，自己也就收了。但是，每逢大事，刘局长就不客气了，一定要把关，甚至抠到每一个细节。我们对他的称呼，工作中称刘局长，退休后称老爷子，现在可以换一个郑重一点的称呼，刘毅先生。
我是1988年11月到国家旅游局，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做研究，跟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先生做课题，这个课题是谷牧副总理委托，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之前，国家旅游局领导对这个课题基本没有反应，刘局长来了之后高度重视，约孙先生讨论，开会。其间我也正在办理调国家旅游局之事，两位领导都关心。一个感受，大领导关心战略，一开始这个课题人员以社科院为主，我向孙先生建议，多用年轻人，之后，国家旅游局的一批年轻人都参与研究，并且把研究成果直接纳入工作内容。199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旅游局三家主办，召开第五次全国旅游经济研讨会，孙先生和刘毅局长都参加，而且是从头到尾，地方14个旅游局长到会。刘局长后来评价，这个课题成果，管了中国旅游十年。
在刘毅局长领导下，调研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等各个方面，我获益不是一点半点，也可以说是在刘局长领导下，我才感觉真正成熟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干了不少事，虽然也受了不少累，但是心情舒畅，越累越来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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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刘局长，是在1988年6月，国家旅游局召开国旅体制改革座谈会，当时国旅总社提出要收各个地方国旅的外联权，那时我还在社科院，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专门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九个省市旅游局长参加，加上国旅、中旅。刘局长刚刚从商业部长任上调到国家旅游局，小个子，胶东口音，眼光一扫，就压住台。第一天局长们都反对国旅总社提出的方案，刘局长就说听听学者的观点，我更反对，理由很简单，这是统购统销。第二天，一个新思路出台，原方案继续，但是给各个省增加一个有外联权的旅行社，统称“海外”，当时全国只有17家一类社，这一下要增加30家，地方局长们马上大唱英明。我倒是有点看不懂了，这不是改革。但是改革恰恰是以这样的方式推进，以增量拉动存量。到1989年2月，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召开，组建了国旅、中旅、青旅三个旅游集团，晚上开小会，则听刘局长说，国旅太笨了，太笨了，一家之利，影响一个行业，也把刘局长诓进去了。
大概是那次的不同意见给刘局长留下了印象，加之那时也比较勤奋，跟着孙尚清先生做课题，信息量大，新感受多，几个月内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局领导找我，希望我到国家旅游局工作。一句话打动了我，在社科院也是写字，到局里来还是写字，换个地方写字不好吗？我只提了一条，什么时候我想走，局里要放我走。很可能我适应不了你们，也可能你们适应不了我，与其到时候不愉快，不如事先说好。领导诧异，没见过你这么调工作的，没谈来先谈走。就这样，到国家旅游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熟悉了两个月，机构调整，组建政策法规司，我成为第一任政研处副处长，光杆司令。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主报告，压力很大，新任司长的压力比我还大。我只知道一条，这是一关，从研究论文方式转为机关文字，在方格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的磨，一稿一万五千字，已经磨了四稿，还没有出司。我实在受不了，提出和刘局长沟通一次。刘局长说，我知道书生转型不容易，关键是你们要知道我想说什么。调结构，调观点，调文字。大思路清楚了，又磨了三稿，刘局长开始动笔改。改出来之后我看不懂了，有的话没有主语，不知道谁说；有的话没有宾语，不知道说给谁。跑去找老笔杆子，才知道这就是机关文字，因为有特定的话语环境。后来去问刘局长，就是一句话，机关文字要有官气。什么叫官气，我似懂非懂，总算过了这一关。
会议结束，跟着刘局长去新马泰菲考察，跟着李铁非、杨柳荫、王丁虹一起，我那时没有多少经验，更不懂官场，柳荫一路照顾，我只知道本子不离手，随时记。后来，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得心应手，刘局长很满意，又过一关。
1989年下半年旅游形势急转直下，...... 大家都很急。我也很勤快，领导布置的问题，做研究写材料，领导不布置的也写。一年之内，写了60多篇文章，30多万字。到1990年，形势仍然严峻。刘局长召集九省市旅游局长，带着局里一批人开会，实际上主要是调查研究，从武汉上船，走三峡，到重庆，又到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山西，42天跑了7个省。每天白天考察，晚上开会，第二天一早又出发。我每天晚上要整理情况和会议记录，睡觉更少。局长们跟了两站就跟不下来了，局里人最后只有三个人跟了全程。刘局长那年正好60岁，他在车上还不睡觉。一次从九寨沟到天水，550公里的陈仓古道，走了19个小时，到达时我都觉得下不来车了。最后一站是五台山，早上爬北台顶，7月份，每人一件军大衣，下来时刘局长提出不走原路，走下山，一路扛着军大衣，跌跌撞撞，从早上9点上山，直到晚6点下山。路上我坐着休息，看见刘局长居然拿着一根棍子在追鸟。五台山的区长陪着我们，躺在地上喘气，说在五台山工作16年，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累。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爬黛螺顶，导游在山下指路，你们上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一次调研，深入了解，研究了一系列问题，回来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我是靠年轻，而且上车就睡觉，从昆明到大理，开车8个小时，带饭盒路上吃，我就睡8个小时。而刘局长炯炯有神，有时想说个话，一扭头才发现大家都在东倒西歪。没有过人的精力当不了领导，我问刘局长，累不累。刘局长说，怎么可能不累，但是不调研就会被人蒙，决策就会出问题。后来刘局长说，多年以来，我有个工作习惯，有点时间，我就喜欢研究点问题，情况不清楚，就下去跑，最后琢磨几个好文件，就能起点作用。一次他和我讨论起旅游运营要素，说了多年“吃、住、行、游、购”，似乎也没有人再想。后来开局长办公会，刘局长特意说，今天临时增加一个议题，说小很小，就是个说法；说大很大，说明我们对旅游的认识深度，他提出要增加一个“娱”字，另外在顺序方面，应当按照旅游消费的过程，定为“行、游、住、食、娱、购”。按说这是学者的职责，我顿感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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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先生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商业系统，最后是因为和中央领导的工作意见不尽一致，三次请辞，最后安排到国家旅游局。那时的有些事情有所耳闻，后来是在2019年，我们几人去他家里，有时间听到老爷子系统说了一遍。在复杂的官场体系里，又是处在改革的过程中，能够说实话，做实事，大不易，尤其是涉及到自身命运和切身利益之时，他就是一句话，实事求是。因为粮食问题得罪了中央领导，然而在政局变化之后他并没有落井下石，这是政治品质，也是人品。
1990年，正是旅游最困难的时期，一天刘局长把我找去，说旅游工作手段太少，资金太少，能不能搞一个国务院文件？在我的心目中，搞个国务院文件是天大的事，怎么就这么一想一说？他说，我有个习惯，越是困难，越需要大文件，可以从旅游行业管理入手，你先起草一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刚刚跟着刘局长密集调研，又看了一堆资料，起草第一稿，写了120条。厚厚的一摞，拿给刘局长。他只是看了一眼篇幅：花了不少力气，去调研。之后局里组织了一个小组，每个司出一个人参加，办公室主任当组长，管理司副司长当副组长，刘局长专门和我说，你要当仁不让。几经讨论，第二稿形成36条，刘局长还是一句话，去调研。实际上，调研的过程也是发动各地的过程。第三稿形成24条，刘局长仍然不看，还是要求深入调研，但是每次调研的情况，尤其是地方意见，他都要仔细听取。到第四稿，形成12条，刘局长终于看了。之后报国务院秘书局，征求意见。开会之前，他特意和我说，老同志情况不熟，思路不清，你参加会，不能客气。12个部门到会，意见激烈，我很有点舌战群儒的感觉。回来汇报，刘局长要求，哪个部门、什么人，原话怎么说的，详细汇报一遍。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他拿了一叠白纸，用铅笔，竖着写，包括国务院的导语，从从容容写成9条。时不时和我讨论几句，最后说，打出来，上报。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刘局长，你完全心中有数，干嘛这么折腾我们？他说：文件就是这么形成的，干部也是这么锻炼的。最后国务院秘书局的局长评价，这一稿，实在是有水平。这就是国发1991年9号文件，关于加强旅游行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半年时间，出台一个大文件，密集调研，才能实事求是。这是老爷子几十年的工作习惯。我也喜欢调研，尤其是跟着刘局长走，我一般不客气，总是走在他旁边。这样，知道他接受的信息，也能知道他的临时感受。他说的话，总是努力用到他的讲话里，尤其是老爷子不喜欢说官话。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和刘局长干过几次仗。一次是1990年，形势不好，尤其是一批负债建设的旅游饭店，不要说还本，付息都难。国家旅游局向国务院反映，希望给政策。报告是我起草的，但是我心里并不赞同，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上了人民日报的内参。国务院开会，最后也没有形成什么结果。散了会，主管领导就问刘局长，昨天看到人民日报内参，你们国家旅游局怎么有两个声音？好在会议上没有提出来。回来之后刘局长找我，大发雷霆，有什么意见不能通过组织渠道反映，非要上内参？你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这么不懂事？我哑口无言。过了几天，和刘局长一起出差，刘局长问：小安，现在一年拿多少稿费啊？我答：四五千块。刘局长感慨：不少嘛。我说：在社科院，一年可以拿万把块。刘局长说：以后你写文件、写报告，我给你开稿费。我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但这不是钱的事情。刘局长说：第一，最好不要写文章，你现在局里工作，也有行业影响，是你的观点还是国家旅游局的意思？第二，实在想写文章，用笔名。我说：官员一张纸来，一张纸走；千张纸任命不了一个专家，也免不掉一个专家，我不想当一个纯粹的官僚，做不到。刘局长说：那最后说一条，不许和局党组既定的方针政策唱反调。我说：这我接受，我是您的部下，怎么能唱反调？这一页就过去了，但是我知道，有不同意见可以找领导谈。
1993年，我去管理司当司长，一次开局长办公会，研究事情，什么内容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在会上我和刘局长一句一句顶起来了，最后刘局长一拍桌子，不开了，散会。我留了下来，刘局长板着脸问：你怎么不走？我说：刘局长，论工作，您是领导；论年龄，您是长辈：我不该这么做。刘局长笑起来了，呵呵，小安也知道认错了？跟着说：我有一个道理，谁都不愿意得罪领导，敢跟领导干仗的一定对工作负责任。一句话说得我目瞪口呆。他又说：你也得给我留点面子嘛，有什么意见底下沟通好，再上会，何至于如此被动？听了这样的话，眼泪都下来了，这样的领导，我一辈子死心塌地。因为我平时不喜欢找领导，有什么事情至多找一下主管领导，他们怎么沟通，不是我的事情。从那以后，还是有一点学乖了，有不同意见，说一句这个事恐怕需要研究，领导也就明白了，我有不同意见，下来再说。
1994年，我们提出在旅行社行业实行营业保证金制度，我去找领导谈，大家都说是好事，但是难度太大。我们坚持，最后开局长办公会研究。开会之前，刘局长还说，这个事我看办不成。我在会上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小时，最后说了一句活话，办不成又没有损失，为什么不干呢？刘局长拍板，要干就下决心，不能说干不成没有损失，最大的损失是领导机关的威信。散了会，我和副司长、处长说了一句话，这个事干不成，咱们集体辞职，这不是领导交办的事，可以找理由。前后折腾了一年多，其间的故事可以写一本书。最后都通了，给国务院的报告已经送到文印室，觉得大轻松，突然悟到一个问题，就是题目，旅行社营业保证金这个题目是从日本搬过来的，在中国应当叫质量保证金。我马上到文印室，要求他们修改，跟着去找刘局长，说了理由，刘局长说我也正在考虑，应当改，出发点从管理转向质量，立场不同，更加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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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刘局长退休，和大家见面，说：我当了50年干部，今天实现了不干。过去有什么好事，留个念想；有什么得罪，不要往心里去。最后站在门口，和大家依次握手告别。
之后，我到刘局长家里去。刘局长说：八年了，你从来没来过嘛。我说：原来您是领导，有事情办公室就可以谈，现在我来表示感激之情，这是压在心里很多年想说的话。但是他不听，只好和刘局长谈身体，谈乐趣，谈文字，谈方法，就是不谈工作。
后来刘局长送我一本书《平民部长的星点人生》，是写他的一本书，看完才知道，刘局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调研起家，不清楚的事情，亲力亲为，所以格外看重调研，视之为工作的基本功，对此我深有所感。到现在29年了，年年和刘局长见几次面，一开始还可以在外地见，后来老爷子身体欠佳，只能在北京聚一聚。有时和商业部的人一起，有时是旅游局的人一起，每次都很亲切。有一次我提议，咱们每个人说一个当年和刘局长干仗的事情，才发现我们这批人个个都有故事，当年都顶撞得很厉害。但是刘局长都容了，都帮了，都用了，才有我们的成长。也是说得老爷子哈哈大笑，这些事我一个都记不得。但是这份感激之情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第一次参加局里的大会，刘局长讲话，胶东口音，许多人听的似懂非懂。但是最后一句话，现在的时髦，好像要说个谢谢，我也谢谢大家。大家哄堂大笑，觉得这个领导好玩。之后接触多了，更觉得可亲可敬。1990年，中国旅游代表团访问美国，当时还是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时期，杜绝一切官方往来。那次是委托世界第二大的公关公司美国福来公司安排一切事务，提出的要求一是和美国商务部领导会见，二是和美国十大旅行商谈生意，三是在纽约和旧金山组织两次大活动。都是难题，我随同出访，临行前按照日程，起草了16个讲话稿，长的千把字，短的几百字。福来公司的招数是美国商务部长写了一封信，欣闻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访美，可以顺便见面。这样在商务部见面，见面时很正式，两国国旗挂好，交流一番，打破了西方的封锁。福来公司副总裁全程跟踪，他提出，你们的领导幽默感很强，这也是美国人喜欢的风格，能不能不念稿子，随口发言。之后就按照美国人的建议，一路随时发言。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也是创举。杨柳荫同声翻译，能把幽默之处都表达出来，效果极好。这是一次破冰之旅，辛苦备至，我能抓10分钟的空闲打盹，刘局长则始终精神饱满。即使这样，也仍然有人告状，最后写了一个考察报告，才无人多事。
1992年，刘局长让我一起，陪同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同志出差，到贵州和云南考察旅游工作。走之前，特意叮嘱，多听，多记，少说。还说，我的心得，吃的好，住的差，跟着走，少说话，一路看，不担怕。什么都有一套磕，这就是老头的可爱之处。在昆明，住在震庄迎宾馆，刘局长找我，你去和首长建议一下，也要考察旅游饭店。我就找首长建议，考察饭店，相当于考察农业下田，考察工业下车间。首长赞成，我来安排。看完听完，又吃了一餐饭，还有民族歌舞。首长出来，感慨，还是旅游饭店好啊。
幽默是聪明人的天性，有幽默感的人也都聪明。但是在官场中，这是罕见的情况。放的下，撒的开，不当事，才能如此。日常接触多了，也不把他当领导，有时就当长辈。车上说点笑话，常常是老爷子主动问，主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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