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投资界热点。“米莱经济学”是否最终能把阿根廷从“拉美陷阱”中成功拉出？“拉美陷阱”病症的根源在哪里？
文丨黄凡
不久前，本人撰写了《
从“拉美陷阱”亲身观感探索跨越之道
》一文，以自身观感来提醒：我们国内目前是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当然是能尽快实现跨越式的增长而而达到如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高水平；但也需要谨慎前行，慎防掉入经济学上的“拉美陷阱”。
“拉美陷阱”又被称为“中产阶级陷阱”（middle-income trap）。其主要表现是: 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收入国家，但却难以持续增长，无法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导致其长期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拉美国家的中产人士的财富被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联合收割机多轮收割而无路可逃。其中，阿根廷就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投资界共同关注的热点。
其实，阿根廷曾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该国自然与矿产资源丰富，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对经济与人文发展非常有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依靠农业出口（如牛肉、小麦等）迅速发展。然而，阿根廷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经济结构单一，缺乏足够的工业化和创新能力，这种依赖性导致阿根廷在全球经济变化、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外部需求变化时易受影响。加上内部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政策反复：经历了多次军事政变和政治不稳定，导致政府政策反复无常。经济政策经常改变，比如价格管制、进口替代、货币贬值、债务重组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国家缺乏长远的经济规划和稳定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在军事政权时期（1976-1983），阿根廷实施了一系列不当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之后，经历了 “停滞—自由市场改革—经济危机—通胀失控—货币贬值—又一轮改革……” 的轮回。历史上，阿根廷共九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
最新的一轮改革，由2023年底新当选上任的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主导，米莱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减少政府干预、削减公共开支、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市场自由等。
这就是学界所热议的“自由经济”方案。而投资界对米莱的新举措反应非常积极：
华尔街开始押宝阿根廷，阿根廷的政府债券价格飙升，ICE美国银行美元阿根廷主权指数（ICE B of A US Dollar Argentina Sovereign Index）2024年涨幅约达到90%。
总部位于伦敦的对冲基金公司Sandglass Capital Advisors的首席投资官Genna Lozovsky表示：“这种转变令人震惊。如果通胀下降的趋势继续下去，且经济继续蓬勃发展，阿根廷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可以期待丰厚的收益。”
对冲基金公司Converium Capital的首席投资官Aaron Stern表示，押注阿根廷资产是该基金2024年最成功的的策略之一。他说：“我认为，当前的国际环境对阿根廷更有利。”
法国公司Carmignac 2023年底就开始对阿根廷进行谨慎押注，现在在阿根廷主权债务中持有更大的头寸，并持有大约2亿美元的阿根廷股票。
实际上，米莱就职之后，减少了广泛的公用事业支出，同时采取行动干预汇率。这些政策实施之后，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大幅放缓，并实现季度财政盈余。
我近期与阿根廷的金融界人士见面交流，他们普遍观点是认为米莱的改革措施将能有效控制通胀、吸引外资并提高生产力，终将能让阿根廷经济逐步恢复并实现长期经济稳定。
但我们看到的新闻却多是社会与民众的不满：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对削减福利、提高能源价格以及财政紧缩政策表示强烈反对。而且自由化的改革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失业率上升和而居民收入下降。
那么，“米莱经济学”是否最终能把阿根廷从深陷多年的“拉美陷阱”中成功拉出？让我们一起从“拉美陷阱”病症的根源开始分析，看“米莱新政”是否确实是能对症下药。
一、通胀与货币贬值的成因是什么？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胀一般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不值钱，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通胀失控则进一步造成一国货币贬值。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认为经济体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导致物价水平的移动；在货币主义经济学中，认为当市场上货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出现物价上涨，纸币购买力下降。
因货币供应量过度增加，导致货币失去购买力并且物价上涨的例子在古今中外其实屡见不鲜：
1. 德国魏玛共和国通货膨胀（1921年-192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为了支付赔款，大量印刷纸币导致失控的通货膨胀，物价持续上涨。最终，二战后德国（当时的西德）央行进行货币改革，发行了新的货币，注重财政纪律以及节制印钞，之后通胀一直得到很好控制。
2. 日本战后通货膨胀（1945年-1951年）：二战后，日本货币供应量激增，因为战后重建需求导致物价飞涨。日本政府通过控制物价、增加税收等手段来应对通货膨胀问题。
3. 中国的通货膨胀（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面临着高通货膨胀的问题。政府通过调控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加大稳定货币政策力度等手段，逐步控制了通胀。
而阿根廷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工业化和创新能力不足，以农产品与大宗商品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在全球经济变化、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外部需求变化时易受明显影响，而政治体制上的从严格管制的“军政府”到推崇自由市场的“民选政府”之间的反复，经济政策、货币政策难以持久稳定，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相对滞后。但是，无论是哪一方的政府，都要面对民众要求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诉求，这些都需要以增加政府预算来解决，但以增加税收来增加收入显然非常不容易被广大民众接受。于是，只能靠不断的印钞来弥补预算不足。
货币供给远远大于产出供给，于是民众购买力下降、货币不断贬值，导致民众信任度下降，经济进入恶性循环。2023年，阿根廷的年通胀率接近100%，使得消费者购买力大幅下降，抑制了消费和投资。阿根廷比索在2023年也持续贬值，这增加了进口成本并导致外汇储备紧张。而同时面临巨额外债，债务重组和偿债压力加大，影响了经济稳定性。
二、“米莱经济学”能对抗通胀与货币贬值吗？
米莱上任后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是削减政府部门进而减少政府开支、控制货币发行从而控制通胀、推进自由市场改革、削减公共补贴、货币改革与干预汇率等。
以上举措确实是有的放矢：减少需求，降低成本，管理预期。
通货膨胀的三大成因包括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预期驱动。
需求拉动：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涨。这种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可以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消费需求的增加、投资需求的增加、政府购买的增加以及国外需求的增加。米莱总统对庞大的政府体系大力缩减、同时控制货币发行等 “大招” ，确实能减少需求。
成本推动：当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时，他们往往会将这些成本增加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通常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相关。米莱总统的自由市场举措、货币改革等有利于控制成本。
预期驱动：当人们预期未来的价格上涨时，就会提前购买商品从而进一步拉动需求增长。一旦预期形成，价格就会持续上涨，成为惯性通货膨胀。前面已经提到，对于米莱迅速推出的强有力组合举措，市场、投资界反应正面，通胀与货币的贬值预期明显得到逆转。
综上所述，“米莱经济学”确实是直接针对阿根廷长期经济顽疾的根源来对症下药的。也马上获得了缓解症状的效果。
三、米莱的举措能否在拉美国家长期坚持？
尽管米莱上任后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尤其是减少政府开支、控制通胀、推进自由市场改革、削减公共补贴、和货币改革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引发社会不满和抗议。这些举措能否长期坚持下去？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根据目前阿根廷的政治体制，总体任期只有四年，而总统的权力也受到议会的强制约。阿根廷过去因为长时间受“拉美陷阱”的顽疾困扰，各阶层人士一致希望改变，于是，在开始的阶段，民众比较容易接受米莱的激进改革举措已及这些举措带来的阵痛。然而，在通胀与货币贬值得到初步改善、经济恢复增长后，人们很可能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又要着眼于要求政府提供各种补贴、福利了。
当然，对于社会的和谐而言，政府补贴与福利有比较正面的作用。比如：
阿根廷不像巴西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那样普遍存在令人望而生畏的贫民窟，主要因为该国相对较早进行城市化，政府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政策方面采取了相对规范的管理。并且还得直接归功于政府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建设计划，并通过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方式支持低收入家庭购买住房，减少了非法占地和贫民窟的数量。尽管阿根廷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尤其是2001年的经济崩溃，但阿根廷政府在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改革，尽力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减轻贫困群体的困境。例如，阿根廷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向低收入群体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如社会援助和失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和极端贫困群体的集中。
笔者在阿根廷，所见各阶层人士精神面貌正面、衣着一般整洁得体，待人普遍和善有礼，这可能也得部分归功于政府提供的较为完善保障制度吧。
然而，这样的国民社会中，民众对福利的期待与期望较高，能给以“让大家过紧日子以换来改天换地”的“米莱经济学”来证明自己的时间或许不会太多。
总而言之，我认为，米莱的改革能否成功解决阿根廷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能否作为拉美国家跨越陷阱的示范？还需要更多时间来观察。
无论如何，如果一个经济体产业链完整而供应链完善，则其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强；如内需市场能保持稳定增长，则自身具备抵御全球经济波动以及资本流入与流出造成影响的免疫力；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坚持财政政策“量入为出”，则能有效控制通胀，从而有助于保持居民生活水平稳定增长；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减少贫困人口的比例，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从而增强对国际长期耐心资本的吸引力。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与地区大多具备上述这些条件。
当然，政治环境长期稳定、政府更替有序、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等等政治性因素，是上述经济政策能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