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磊，法律读库时事评论专栏作家。
一、为什么西方世界女性政治家越来越多？
放眼西方世界，女总统、女总理、女首相……纷纷登台亮相，女性政治家越来越多，这其中难道有什么规律？
规律倒不见得，门道还是有一些的。门道怎么看，从老祖宗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看起。
“天时”： 在这里先打一个未必恰当，但比较直观的比方，一个家庭，总要由一个“能干”的人来当家。在好的年景，“能干”通常是指男主人喝酒应酬，能挣大钱；但如果碰到经济不景气，入不敷出的年头，“能干”往往意味着女主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金融危机，困难重重，无论是西方的圣母，还是东方的观音，凡是救苦救难的女性的面目出现，这也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全球性金融危机，应该算是女性政治家脱颖而出的“天时”。
“地利”：发达国家女权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妇女从政比较普及，制约妇女从政的障碍也相对较少。要知道，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 女总统、女总理、女首相并非横空出世的，而是建立在一个更为庞大的女部长、女市长、女议员的群体基础之上，此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治生态相对文明，包括坚决执行定期轮换的制度，都是造就女性领导人上台的重要土壤。
“人和”：与男性同行相比，女性政治家有其特定的优势，尽管有时候她们也会咄咄逼人，但更多时候显得更为温和、细腻、感性，同时，她们在展示人文关怀方面更有优势，比如，她们的演讲时通常会有一个主题 ，叫做“小确幸”，据说，那是一种虽然小小的，却是可以确定的幸福。
在金融危机中，很多选民每天被各种坏消息所包围，有时更要直面突如其来的打击，倍感失落和不安：工作虽然并不足够体面，但仍有可能朝不保夕；社会不再秩序井然，视线所及尽是合法的、非法的移民；海滨假期遥遥无期，要么没有钱，要么没有闲；表达依然自由，承诺依然动听，但是现实依然如故。所以，对于女性政治家所提出的这些“小确幸”目标，对于这些选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聚拢人气。
因此，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不少西方国家女性政治家更好地把握了大家对于现状不满，急于改变的心理，在选举中颇多斩获，这也许是一众“女主人”走上前台最直观的原因吧。
二、向左还是向右，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领导人的性别问题，其实只是一个直观的现象，反映的是表面问题，这就好比即使有再多的“小确幸”，但如果没有“大确定”，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么，什么是西方政治的“大确定”呢？ 归根到底，就是西方的政党政治制度。
从政治倾向而言，西方国家的政党传统上分为“左、右”两个阵营，简单地说，左翼政党比较注重保护劳方权益的，传统上支持者以社会中下层人士为主；右翼政党更为关注资方的权益，多受社会中上层所拥戴，政党之间争议的焦点，主要是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
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描述，有一个常用的比喻：一群人跑步，如果要追求速度，势必会拉开差距；但要保持队形，就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速度，两者能够做到完美结合的例子不多，因为这是由于个体之间技能的差异所决定的。
不惟个人，国家大抵也是如此，效率优先，经济形势不断向好，但长期放任下去，会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就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这个阶段打着“均贫富”的旗号的左翼政党，上台的机会就较大。追求“公平”当然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平衡，但一定程度上也会打击富裕阶层进一步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且，大家对“公平”也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只关注起点的公平，就是确保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也有的更强调结果的公平，就会在行进中给能力较强者设定更多的限制或负担。总之，追求“公平”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当经济增长不断趋缓时，强调“效率”的右翼政党就有机会再一次粉墨登场了。
如果说，当全球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女性政治家的崛起，是一种直观的现象的话，右翼政党的活跃，则更是一种价值选择。因此，总体而论，当前阶段的发达国家，“男”、“左”政治家风头有所削弱，“女”、“右”政治家越发活跃，是一个大的趋势。
三、“男左女右”，接下来的看点是什么
我们不妨沿着这个思路来继续观察一下，西方政坛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
盘点一下西方政坛，目前有影响力的大国领导人中，属于“男左”的主要还有“双奥”，美国的奥巴马和法国的奥朗德，不过，这一局面应该很快就要终结了。
奥巴马的任期即将结束，其所在的民主党已经决定推举希拉里女士作为总统侯选人，迎战共和党的总统侯选人特朗普，无论谁当选，都不可能再延续“男左”当政的局面了。奥朗德虽然没有任期的限制，但其支持率已滑落到5%，明年连任几无可能。其所在的政党为挽回颓势甚至考虑更换总统侯选人，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奥朗德的党内同志兼前女友—罗亚尔女士。
不过，美法大选最大的看点，是本次选举两国的极右势力异军突起，代表人物就是美国的特朗普和法国的玛琳.勒庞（女）。很多人对此不太理解，极右，不就是右翼中的右翼，归根到底不还是右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