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周年？不是10年吗？

鼎盛时期的荔园，拥有游乐场、动物园和粤剧舞台三大看家法宝。从香港经济腾飞的50年代起，就是港人“一站式”娱乐场所的不二选择，也是一整代香港市民的集体回忆。

3月31日歇业当晚，荔园共吸引两万名游客入场缅怀。是往日平均入场人次的四倍之多。

人称“香港女儿”的一代巨星梅艳芳，便是在荔园的舞台上，驻唱发家的。

象征殖民地香港黄金时代的荔园歇业了，这仿佛是一个象征。从此以后，香港，将要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荔园歇业20天后，1997年4月11日，作家王小波因突发心脏病，于北京的寓所中去世。

中国历来讲究“死者为大”。一时间，曾围绕在王小波身上的争议戛然而止，在遗孀李银河的推波助澜下，王小波，后来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因祸得福。王小波去世后，借着评论界暂时的寂静，1997年5月，《红拂夜奔》得以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

王小波的前任编辑李静坦言，当她第一次看到《红拂夜奔》的初稿时，眼前为之一亮，认为这绝对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杰作”，但同时，她也深感遗憾：因为这样一本书，是根本没有办法出版的。

在李静的劝诫下，王小波多次对《红拂夜奔》作出修改。很可惜，小说最终还是被出版社拒绝了。

王小波的猝然离世，在当年不过是一桩很小的新闻。

往前，是世纪伟人邓小平离世。往后，是即将迎来的香港回归。这都是当年震动国内外的大事，王小波去世的消息，很快被淹没在一连串接踵而来的大新闻中。

到王小波去世的五年后，他的遗稿——“怀疑三部曲”和“时代三部曲”，都陆续得以出版，一路畅销。直到今天，到任何一家闹市区的主流书店里，都还能买得到。

当我们读着王小波当年的作品时，都忍不住长舒一口气：还好，这个时代，还没像他当年预料的那么坏。

还好，书还在。

1997年8月31日，英国前任王妃黛安娜，和彼时的情人多迪·费伊德，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于巴黎双双身亡。

这场戏剧性的车祸，将黛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持续一年的离婚大戏，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沸腾了。一时间，阴谋论甚嚣尘上，绵延数百年的温莎王室名誉扫地——和暮气沉沉的王室相比，美貌、优雅、活力四射的黛安娜，实在太受欢迎。别的不说，艾尔顿·约翰在葬礼上为其演唱的一曲《风中残烛》，就在全世界卖出超过三千万张的唱片。

彼时，王室丑闻是全英上下关注的焦点，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总督在交接仪式上黯然神伤的表情，很快就被挤下了媒体头条。

若说香港心中没有一点失落，那是假的。因为他们发现：在英国人心中——他们在脑海中勾勒的母国人心中，800万香港人未来的去向，比不上一个离婚王妃的桃色花边。

英国本土的一片乱象，似乎给刚回归不久的香港，和接手的中国大陆，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1996年的中国，入世谈判取得突破，国企改革徐徐铺开，上证指数创下1258点的新高，全年经济增长率为10.01%，傲视全球。

不出意料的话，借着香港回归的东风，1997年的态势，不是小好，不是中好，是一片大好。

曾写出《上海生死劫》的郑念女士，哪怕国家曾亏欠她许多，也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感概：江、朱政府，是北洋军阀以来，中国最好的政府。

1997年10月，在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相继倒下以后，国际资本大鳄将目光投向了香港。

这场硬仗，香港和中央都输不起。如今英国人已经走了，香港一旦陷落，历史的屎盆子就要扣到自己头上来。

1997年，中央政府尚不像如今这般财大气粗。仗是香港政府打的，钱也主要来自香港本身的外汇储备。有传言说，中央政府为狙击国际炒家，向香港投入千亿级外储——殊不知，当时中国外汇的全部身家，也不过1300亿美元。

中央政府在香港战场上的主要作用，乃是坚定信心——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支持港府放手一博。

信心这东西，在太平盛世里一文不值，在危墙之下，则价值千金。

正好比罗斯福总统在推行“新政”前说的：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这份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的大礼，似乎预示着：香港回归后的道路，不会顺坦。

果不其然。亚洲金融危机五年后，“非典”肆虐，人人自危。

抗击“非典”五年后，更大规模的全球金融风暴来袭，股市楼市一泻千里。

好不容易在金融风暴中立稳脚跟，社会风气又悄悄变了。随之而来的，是激进派“占中”、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大规模骂战……于是乎，香港人和内地人就这么拉扯着，竟也磕磕绊绊地走过了二十年，彼此越来越熟悉，却也彼此越来越陌生。

“什么？！香港回归二十年了？”

我和朋友在餐厅吃饭，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电视里的回归专题报道。突然，他把头一抬，满脸诧异地说。

他一提，我一愣：是啊，1997年，难道不是十年前吗？

我俩拨弄着盘子里的生菜叶，对视一笑，连连感概：想不到想不到。随随便便晃一晃，二十年竟然就过去了。

1997年，仿佛就还是昨天的事情。说原因，可能是那一幕幕的画面太过深刻，以至于在脑海中久久地挥之不去。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举国欢庆。虽然刚上小学不久，我也受了这股气氛的感染，守在电视机旁，硬要熬到半夜十二点，看五星红旗在香港土地上升起的样子。

可惜力不从心，领导人还在发表讲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第二天起床后，难过又懊恼，以至于大哭一场，顺便责怪父母：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本来有机会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却因贪睡而错过了——就好像2005年时本有机会在北京买下三套房，却因为嫌贵而错过了一样。

当然，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错过的事情太多了，相比之下，错过电视直播根本算不上什么。于是借坡下驴原谅了爸妈，也原谅了自己——比大海原谅了鱼还要顺理成章。

当然开心啦。朋友说。你想想，那时候的香港，在咱们心中是什么样儿啊？有钱，洋气，男的帅女的美，个个光鲜亮丽。这么好一地儿回归了，就跟哪天王健林跑来说是你远房亲戚一样，能不乐吗？

当然这有钱人家的亲戚，也不是那么好攀的。人家嘴上叫你一声大表哥，是搁不下三分情面。心里怎么想的，谁知道啊？

我说。是啊，以前看港片港剧，里头那些姑娘小伙儿的生活：在写字楼里紧张地开会讨论，在大商场里买喜欢的衣服，闲来去健身房出出汗，下班后约着三五好友喝一杯威士忌，如果失恋了，就订张机票，飞去台湾或日本度假——对我们来说，差不多是个幻想。

二十年里，我们似乎只是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念书，上大学，毕业后留在一线城市工作，打拼，却在不知不觉间，一个个都活成了当年港剧里白领的模样。

你看亦舒的小说吧？朋友问。《我的前半生》里写，女主角离婚后，拿4500的月薪，感叹活不下去了。我天，4500！我初中时候，在口语课上说，我的梦想，就是找个月薪三千的活儿。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4500的月薪，现在搁北京也活不下去的——当然，你初中那会儿，4500够买三环一平米了。

和香港一样，我们一边乘着时代的风，一边同时代拉扯，磕磕绊绊地，也走过整整二十年了。

在变得越来越像港剧白领的时候，我们也染上了他们的同款焦虑。

以前看着一家人，为一间50平的公寓闹得鸡飞狗跳，觉得莫名其妙，到了北京上海，望着火箭般上蹿的房价，连折腾的力气都没有了。

以前看着那些三四十岁的港女，孑然一身，感概，这把年纪还不结婚真可怕。如今站在三十岁的门槛上，发现连个谈心的人都逮不到。

以前看着中环写字楼里衣冠楚楚的人们，卖命拼搏，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心想，资本主义太血腥了。如今风水轮流转，半夜，前脚还没踏出办公室，后脚，老板催活儿的电话便飘然而至。

无论白天压力多大，晚上独自哭一哭，第二天照样人模鬼样地出门，像是眼泪从来没有流过。

回归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眼里没有粉丝滤镜，他们很难理解：这么一个又乱又小又破的鬼地儿，三天两头在网上骂咱们，怎么就被80后90初的中年人们捧上了天？

或许，这就是代沟。

在他们眼里，周润发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王菲是离过两次婚的大妈，刘德华是满脸褶子的劳模。俱往矣，李易峰、吴亦凡、tfboys才是这个时代的巨星——然而通通与香港无关。

杨幂嫁了香港人，许多人感叹她是“下嫁”。殊不知二三十年前，谁家女儿嫁去香港，是很值得在街坊邻居面前吹嘘一通的资本。

不奇怪。香港那边有的东西，咱们如今都有了，甚至拥有更多。

但比起我们来，这批年轻人们更像港男港女。

他们活在物质爆炸的时代，没吃过匮乏的苦，就连玩起王者农药也是财大气粗。

不为人情所羁绊，做事有很强的目的性。生活态度是得体，口头禅是对自己好一点。哪怕半夜去楼下烧烤摊吃串儿，也要保持精致的仪态和妆容。

当然，比起我们，这些孩子们，对当代香港人的焦虑，也更有切肤之痛。

80后90初的一代人，亲历了中国近代最波澜壮阔的巨变。我们眼见着北上广从农田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眼见父母靠自己的打拼买房买车，也眼见着自己，靠念书，靠努力工作，从小地方一步步走到今天，活成当年憧憬的样子——我们是有信仰在支撑的：咬牙挺下去，生活不会辜负你。

如今的小孩不明白了：打从他们懂事起，京城房价便是5万一平，月薪一万只是及格线。上升空间收窄，贫富差距拉大，焦虑，但又不能不在焦虑中拼命挣扎。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都是在高楼广厦中寻找安身之处的无产者，为何还要铆足了劲儿互相伤害呢？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好么？

1999年，经典港剧《创世纪》里的反派许文彪，就说过这么一席话：“你去问问他们，随便问一个人，问问他们需要些什么？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只想要一间很普通很普通的房子，为什么他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供一间房子呢？因为是那些有钱人在耍他们！”

你看，如此一番话，岂不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感？

时代在变好吗？

时代在变坏吗？

回头看来。这二十年，虽然不曾像1997年时，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金光闪闪，但也没王小波预料的那么坏——总的来说，还在螺旋状上升态势之中。

纵然我们都变得焦虑无比，但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敢于，在家庭安排的工作和婚恋面前，挺起胸膛说不。

纵然高房价屡屡让人望而生畏，但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已经有了选择居室的权利，不用再仰人鼻息，连选择一个蜗居之所，也要听候组织安排。

很多理所当然的东西，都已经被时代的浪潮侵蚀、瓦解，我们和香港人一样，变得更加冷漠、自利和忧心忡忡，但我们，也变得更加像一个现代人。

怀念1997年，是怀念那一点期盼，一点惶恐，以及对明天的一点向往。所有的可能性都藏在门后，我们充满好奇，我们的眼里有真实的光芒。

生活从来都不容易。但所有向往光明和幸福的人，不该轻易被打垮。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务必怀抱着二十年前的惶恐、期盼和向往，去迎接生活的搏击。时代只是静静流淌，面无表情，严肃公正，纵然偶有搅动漩涡、兴风作浪的人和事，万不可自暴自弃，甚至同流合污——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不能就这样认输，因为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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