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存款百万，不敢退休”的今天
送饭、买药、上门陪聊、理发……
加入“时间银行”两年，志愿者詹宁辉（左）帮扶过的老人已经接近100位有人为自己履行人身照护、医疗规划、财产处理等监护职责。
“尽善”是全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为丧子、丧偶、未婚未育的孤岛老人提供监护服务过去半年，一条采访了南京“时间银行”的发起人之一史秀莲，我们如何能够有尊严地老去？
什么是“时间银行”？过去十年里，“时间银行”的推动者史秀莲在向老年人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常常遇到难题。有老人一听到“银行”二字，就以为是要交钱的，特别抗拒。史秀莲努力用最简单的方式向老人们解释：“你可以帮别人买菜、买药，上门打扫卫生，这些时间都可以被记录下来，然后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兑换你需要的养老服务。”大学从新闻专业毕业后，史秀莲成为南京钟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2011年，学校设立了“老年服务人才培训中心”，因为参与老年项目调研，她意外地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养老困境。截至2021年末，全国空巢老人数量超1.3亿人，仅仅在南京市，就有100万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老人们普遍不愿意住养老院，不到迫不得已，都会在自己家里养老。好多半失能的独居老人，上个厕所摔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延误了治疗的黄金时间。
为什么不住养老院？慢慢地，史秀莲开始理解老人们的想法，高端养老院收费高昂无法负担，普通养老院自由度很低，还可能会让外人觉得“儿女不孝”，新闻上爆出的养老院负面新闻更是让老人们“害怕被欺负”。“老年人对自己的房子是有执念的，那是他们打拼一辈子攒下来的基业，希望在自己的基业里面慢慢离开”，史秀莲说。2021年，卫健委提出养老“9073”格局，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只有3%的老人会选择养老机构入住。居家养老仍旧是国人养老的主流方式但居家养老面临巨大缺口：一方面，缺少专业的护理人员和上门服务规范，国家卫健委2021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约有4500万，但持证的养老护理员只有50万人。另一方面，昂贵的价格——动辄几百元一次的上门服务，让中低收入老人“不敢想象”。
很多志愿者都和老人成为了朋友，在一些老人眼里，”除了卖保健品的，就没外人这么对我好了！“史秀莲想到了身处老家溧阳的父母，“摔倒后无法起身”的困境会不会是自己父母的未来写照？过去40多年，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变迁，大量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大城市里工作、定居，不得不把父母留在千里之外的老家。
“我当时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这个城市尽所能地帮助我身边的人，然后在我的家乡，也有和我一样的人愿意帮助我的爸妈。”查阅资料的时候，史秀莲看到了一个名为“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概念，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Edgar · Cahn）提出，并且已经在全世界多个发达国家开始实践，“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储存在那里，等到年老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2013年，史秀莲开始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发展路径，希望能够作为“居家养老”的一种补充模式。
南京全市已经有1447个“时间银行”服务点，包含29种服务项目直到2019年，南京市政府印发“红头文件”，宣布在南京市12个区的247个社区启动“时间银行”试点。如今，全市已有1447个“时间银行”服务点。南京市政府还规定了几类“免费发放时间的老人”，包括特困老年人、低保家庭中失能老年人、80岁以上的“双老”家庭或独居老人，以及农村留守老年人等等。同一时期，全市范围内可以通存通兑的“时间银行”线上平台开始投入使用。对于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志愿者、家人可以为他们代下单这个系统类似于滴滴打车，老人们在平台上下单，包含上门保洁、理发、精神慰藉、代买菜、买药、陪诊等20多种服务项目，志愿者接单后上门服务。由于考虑到大多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人们可以让志愿者、家人代下单，或者在服务点提前统计老人需求后统一发单。如今，平台注册志愿者和使用者的累计人数已经超过20万。史秀莲还设计了“时间转赠”机制，假设女儿在南京市建邺区生活，那么她可以把自己存储的服务时间，给鼓楼区的母亲使用。“它就跟银行账户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直系亲属，享受我们积攒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许是投入最少、回报最高的养老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养老如果只是一门生意，其实会有很多隐形风险，更何况不是每个人都能存到足够的养老积蓄”，这些年史秀莲深有体会：“很多人的收入都打了折”。
根据梁建章团队的计算，预计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上升到 52.44%，这意味着每两个年轻人就得抚养一位老人。社会化养老将是必然趋势拿当下南京市的市场价格估算，家政保洁最低50块一小时，两小时起步；陪诊，最低200元一小时。相比之下，南京市人均养老金仅为3000多元。
但时间是可以抵御通货膨胀的，“年轻时候通过志愿服务积累的500小时，到老了以后仍旧是500小时，”史秀莲说，如果把“存时间”的志愿服务看作是一种“养老投资”，它的回报率还挺高的。很多年轻人认为有一定的经济储备就无需担心养老，但随着年龄增长，家庭收入的不可控因素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入门简单也最便宜的养老方式，即便我收入很低，但只要存了‘时间’，我也可以扛一阵子。”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是“时间银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则。不同的工种、职业，付出同等时长的劳动后，存储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史秀莲举例，市面上，一位心理咨询师的收费可能是每小时500元，一位保洁阿姨的收费是每小时50元，但在时间银行，他们的“劳动价值”没有差异，“一小时就是一小时，时间面前，没有高低贵贱”。“时间平等”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年老之后，一个人最迫切的需求往往也是最日常的，“很多人都忽略了，当一个人不能动的时候，一个歌手站在他床头唱一首歌的价值，和端一杯水给他的价值，其实是一样的”。2020年起，南京模式的“时间银行”在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探索，至今已经在全国3个省份的5个城市进行试点。史秀莲把它形容为“养老防御墙”，“在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去选择市场里养老服务的时候，它可以成为我们每个人保底的那个选项”。
2017年，我参与了中国第一例同性伴侣意定监护的案例，记得当时给全国各地的公证处打电话，只有上海普陀公证处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其他的公证处都回答得非常含糊。《民法典》中的“意定监护”条例延续自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相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监护人这么多年过去，能够接办意定监护的公证处越来越多，找我咨询意定监护的人少说也有上百位了。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比例不高，因为很多人都对意定监护存在误解。一种误读是，意定监护无所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尤其在特定群体中，它甚至被宣传成了“婚姻平替”，好像只要双方把身份证噌地拿出来，签个协议，然后啥都有了。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监护权只是婚姻关系里，极端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项权利。
一些小型手术，在没有影响心智的情况下，朋友、同事，甚至是自己，都可以签字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做的意定监护代理，不只是给自己失能失智后找个“监护人”，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体系，涉及的内容跟人生息息相关：人身照顾，医疗方案，财产处理，包括生前的和身后的等等。首先是人身照顾的问题，曾经一个老先生提出过一条要求，失能后不要男护工，一定要请女护工，因为男护工粗手粗脚。再比如，失能失智后，是住养老院，还是落叶归根，在家里安度晚年？医疗方案，我就讨论一个最粗的，你是希望穷尽一切治疗方法，不管痛不痛苦、花多少钱，都一定要延长生命？还是说，在没有生命质量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疗？对于财产管理，我们会设计一个配套方案，严格规定意定监护人的财产处理权限。哪张卡里是流动资金，哪张卡里是固定资产，在什么阶段能够动用到哪张卡？这两年，我还发现有一些有趣的需求，比如数字资产的处理，社交媒体上的账户，抖音上的粉丝，淘宝网店，交给谁？怎么办？“有些人会在遗嘱里写上人生经验、家族美德，就像《都挺好》里苏大强的遗嘱，他觉得自己工作第一天买的一支钢笔，是他精神的传承，必须留给孙子”这几年，找我咨询的人主要是3类，初老人群，心智障碍家庭和同性伴侣。
初老人群基本在五六十岁左右，这里面可能有子女在海外的，或者因为一些客观条件没法要孩子的。他们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思路清晰，能接受新鲜事物。我接手的案例里，有老师找自己学生作为监护人的，有找邻居的，找同事的，也有找关系远一点的亲戚的。人活到50多岁，你一定有可以交心的人。还有一类是心智障碍、罕见病群体家庭，因为这些孩子常年需要被人照顾。意定监护之于他们，更是一种刚需。咨询人数最多的群体，还是同性好友。但在我的统计里，最终落成的比例只有3%。电影《0.5毫米》中，安藤樱饰演的护工保护孤岛老人不受伤害在商议方案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一个例子：假设明天三体人要把你抓走了，你想一下有什么事是要别人帮你干的？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他们出一个“照顾清单”，从早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你都会做什么，哪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讲得越细，我就越知道这个方案怎么落地。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有的人追星，她觉得自己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明星周边，所以她的协议里就会规定，这些周边一定要给懂它价值的粉丝去继承。上海一老人将300万元的房产送给水果摊摊主后，该老人的妹妹将摊主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驳回妹妹的上诉请求，维持房屋归属摊主的一审判决做方案设计时，我们还需要去考虑两人各自的家庭情况。因为有时候，法定监护人会和意定监护人会“打架”，就像“上海水果摊”的案例，所以我们要提前规划，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要怎么处理。好玩的是，有一些案例做到后面，我感觉我做的是心理咨询，甚至是家庭公约。当我摁着大家的头去讨论生老病死的过程里，你就会发现，平时大家一块吃吃喝喝，想法好像都挺一致，但一聊到生命本质的东西，大家的三观是如此参差。有的人在做意定监护的过程中当场翻脸，闹崩了；也有的人做完之后跟彼此关系更紧密了。“有人做完意定监护咨询之后，坚定了彼此的关系”/pexels目前，找我办理的人群里，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人群其实不多。80后的初代丁克，现在也就四十多岁，大多还没有到需要设定意定监护的年龄段。但随着不婚不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选择，如果又是独生子女，这个群体的需求，会在未来被慢慢看到。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有人问，比起找个体（自然人）作为监护人，找社会组织做监护有什么好处？首先，作为社会组织，我们和老人的财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不论是找亲属还是朋友当监护人，难免会和财产牵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利益问题：住1万块一个月的养老院，到底值不值？会不会影响我能继承的遗产金额？但监护组织就不会有这样的考量。另一方面，监护组织有更多的人力支持。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监护人要在ICU室外等几十个小时，这个时候，组织可以换班，但对于个人来说，他/她可能就很难独自支撑这么久。我们把服务内容分为几个板块，人身照管、医疗决定、权益维护、财产管理、身后丧葬，但真正的监护行为，其实很难清晰地界定在这些板块里。很多老人在咨询的时候会问：“意定监护能做什么？”，我们通常会说：“如果你有子女，你希望他/她做什么？”“子女能做的事，我们也会努力做到。”比如，有些长辈住的老房子没有电梯，就会问我们能不能帮他/她买菜；有些长辈经济条件比较好，想让我们陪他/她去国外旅游。只要是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需求，我们都会尽量帮助他们。意定监护，本质上要基于信任，而不是血缘。怎么和一个陌生的机构去建立信任？这就要来自于日常的互动和沟通，长辈提出问题后，如果我们能去不断地帮他们解决，信任就建立起来了。过去4年，找我们做意定监护咨询的老人差不多有200多位，最后成功签约的有30多位，每月收费500元。这些老人大多没有子女，或者和子女关系不好，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近亲或朋友，生活上比较孤单，所以才会找一家社会组织做监护。我听过的故事里，有子女把父母的户口本、银行卡、身份证全都拿走的，也有把父母的财产悄悄转移掉的。还有过一个案例，一位长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之后，他发现小孩就把家里的装修全都拆掉了，不允许他回家住。这些年最让我感触的，反而是老人们简单朴素的遗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30岁就开始思考遗嘱，内容也稀奇古怪。但其实，只有在死亡临近的时候，我们才会对死亡产生真正的思考，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很直白、很简单的。比如老人们会说，“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帮我入土”“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把我的身体擦拭一下，再送到太平间去”，有些长辈会留给我们一些联系人的方式，希望请我们在他/她过世之后，通知一下在世的朋友。也有一些老人会叫我们去做遗嘱执行，把自己的钱款捐赠给贫困的老人。
他们把自己的余生交付给一群陌生人，这份信任是最让人感动的。
未来，我想会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实践社会化的监护，探索对监护组织的监管、经费保障。因为在老龄化、低生育率的背景下，监护人缺失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