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 | 世界文明：一个还是多个

希腊文明是罗马文明的基础，罗马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基础，欧洲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这条文明轴线在不断改变自身的呈现面貌，“像是一种接力跑，一面旗从某一人手里依次传递到另一人，如是不断替换。那面旗，先由希腊人传递给罗马，再由罗马人传给北方蛮族，现在是在拉丁、条顿民族手里……而且他们这面旗，也并不是自己原有的，乃是埃及人手里接来的。”可见，欧洲/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一个不断适应环境而变化的概念，是一系列文化碰撞的产物，这些碰撞既有西方外部的，也有西方内部的，随着地理范围的不断延展，文化影响力越来越超越欧洲/西方地理边界。

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知识、文化、观念和权力是动态变化的。历史不是由某单一“中心”主导的线性发展，而是不同地区之间复杂作用的结果，中心与边缘在不断互换，创新中心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历史可能被曾经一无所有者或边缘人所拥有。比如，13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还落后于东方世界，但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罗杰·培根已认识到东方科学和哲学的宝贵贡献。他认为基督徒必须学习和利用异教哲学家的教诲和其他世俗学术领域的知识；他倡导语言研究，重视东方语言学习，以便阅读原始文献，这对于促进欧洲科学知识的发展至关重要；他请求教皇克莱门特四世编纂出版一部包含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包括从东方重新发现和学习的知识。

西方文明就是在不断与异域文明碰撞中持续嬗变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互动一直是全球历史的推动力，西方从东方汲取灵感、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时期就是其标志。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贸易路线网络，不仅促进了丝绸和香料等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思想、技术和文化习俗的交流。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向东方学习，有三次大规模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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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三次“东学西传”

第一波是“东方化时代”，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人们通常认为，东方化时代的最重要成就是希腊人接受了腓尼基字母，并巧妙地对其改进，使之适合希腊语音。这一成就几乎可算是当时文化传播的典范。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地在建筑、艺术、风格、物质文化等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希腊社会，奠定了“希腊奇迹”的基础。

第二波是“拉丁翻译运动”，这是西方世界首次把波斯、阿拉伯、印度的科学和哲学文献翻译为拉丁语，并把已经被翻译为阿拉伯语的希腊科学和哲学文献回译为拉丁语的文化活动，在12至13世纪达到高峰。阿拔斯王朝的穆斯林对知识有着无限的渴求，几乎把所有的希腊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在10世纪，人们还认为，西班牙和北非不值得列入伊斯兰帝国疆域的描述中，因为它们只是“衣服的袖子”，但到12世纪，西班牙的托莱多至少有三种文化并存：这个地方有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注定要成为学术中心。12世纪的托莱多，吸引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学者和翻译家，因为在西方失传的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都出现在托莱多，这些在托莱多、西西里等地完成的拉丁文译本注定会让欧洲为之沸腾：阿威罗伊“将使巴黎成为欧洲的知识之都”。伊斯兰世界在古希腊科学、古代东方文明向欧洲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波是18世纪的“东方热”尤其是“中国热”。威尼斯商人的《马可·波罗游记》讲述了纸币、煤炭及其他闻所未闻的现象，引发了欧洲对中国壮丽景色的惊叹，很快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书籍。马可·波罗的冒险经历对欧洲人的想象力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在出版后一个世纪内，西方出现了数百种《游记》手稿。中国的园林艺术、绘画、瓷器等，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精湛的工艺，受到西方人的喜爱和赞赏，到18世纪，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风”。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甚为钦佩，“伏尔泰相信中国统治阶级具有高度文化……他赞美中国的国家，能在一种精微而平衡的制度中容纳各种分子，并使他们达到一种具有丰富文化的境地”“推崇中国达于登峰造极之境”。这些认识推动了17—18世纪欧洲思想的转变。18世纪初期，法国东方学者安托万·加朗首次将《一千零一夜》译成欧洲语言，广为传播，人们开始热衷于阿拉伯人的穿着、肖像、饮食等，引发了一股“阿拉伯热”。这些热潮是伴随着西方的扩张与东西跨文化交流的繁荣而出现的。

以上三波是广义上的“东学西传”，指的是西方世界对一切非西方文化的交流、借鉴与吸收，西方文明在与东方的互动中得到了深刻的塑造，凸显了历史上不同文明是如何依靠相互学习来取得进步的。东西方持续不断的交流导致了西方在技术、哲学、科学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变革。认识到这一相互关联的历史，就明白了跨文化对话与交流对人类社会集体进步的重要性。在当今这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促进这种交流对于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仍然至关重要。

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的传播

就中国文化向西方世界传播本身而言，历史上亦有三次大规模的“东学西传”：一是汉唐时期，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开始传入西方。二是宋明时期，儒家思想通过贸易、文化交流等途径传播到西方，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为西方的思想启蒙和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这一时期不断完善并广泛应用，其中印刷术、指南针等技术也逐渐传播到西方。三是明末清初时期，大量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一些学术著作和文化经典带回欧洲，翻译成西方诸种语言。例如，来华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四书》等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让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化和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些著作的传播，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对欧洲文化和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化不是一株孤立地从种子里长出的植物，而是一个受好奇心和实际需求与实际利益引导的、不断学习的过程。愿意从“他者”，即奇异的和外来的事物中获取养分，尤能促进文化发展。人类历史的这类观念碰撞、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我们积累了大量文献，为我们研究知识的流通、传播、交锋、接受、修正提供了丰富案例，亦为我们展望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历史之光与经验基础。

欧亚非的主要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拉丁基督教文明等，因相互之间的较为频密的交往与交流、碰撞与转型，文化得以激活，不断焕发魅力。“事实上，只要是欧洲人创造的就是欧洲文明，正如基督徒创造的就是基督教文明、穆斯林创造的就是伊斯兰文明、犹太人创造的就是犹太文明。这几百年来，这些人都让这些文明有过非常大的转变。各种人类群体，与其用延续性来定义，还不如用发生了什么改变来定义。”这就是我们研究“东学西传”的目的与意义。

然而，这些思想并不只是被动地吸收，它们往往会根据当地的传统和环境进行重新诠释、选择、调整，甚至抵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研究“东学西传”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推动作用，又要研究这一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异情况；既要探讨“东学西传”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又要研究其所带来的反作用，以及如何在不同社会生根发芽的奇妙变化。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详细的文献基础之上，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积累并不多，也不系统，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东学西传文献集成》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以后也许会启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文献长编》的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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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思想是单向传播的，从而建立起中心和边缘的空间等级，这是人们常见的假定，尤其是在强势文明影响下，人们的思维更是如此。近几十年来，跨国史、全球史、交织史促进了对知识和文化交流更具包容性的理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双向的，知识流通、学术研究亦是双向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东学西传”这一命题的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西方是如何选择中国经典、如何翻译中国经典的？西方是如何理解中国文化、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的？自《马可·波罗游记》以来，究竟出现了多少种“游记记实”，这些游记反映怎样的社会需求？西方是如何编纂汉语工具书、词典、教材的？等等。如果不进行文献汇编、文献集成、目录汇总这类基础性工作，深入研究就很难实现。因为这些原始文献涉及的语种不仅非常广泛，而且散布在世界各地，研究者要获得是很困难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有丰富的收藏，加上上图2010年引进了瑞典藏书家罗闻达收藏的1477年至1877年间的1551种西方汉学文献，就为这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丛书收录的最早著作是1480年的《曼德维尔游记》。收录的最早的西译中国经典是《中国智慧》，当时的耶稣会士以“中国智慧”为题，将《论语》和《大学》的部分内容译成拉丁文，于清康熙元年（1662）在江西建昌刊行。其中的《论语》部分是现存最早的《论语》西文译本，为海内孤本。收录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巴黎法文单行本《赵氏孤儿》（1755）。相信这些著作的集成出版会进一步推动中外学术界研究跨文化是如何交流的，知识是如何流转的，又是如何影响各地文化形态的。

世界是多面的，发展是多线的，未来是多变的，绝不是一种文明可以一劳永逸独霸天下。欧洲文明虽然在探索时代和工业革命期间成为主导力量，但东方世界的早期知识和文化成就对其发展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犹如英国著名学者乔治·古奇所说：“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现在我们才知道，希腊和罗马并不是接近有纪录的历史的发轫点，而是一系列成熟的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古代东方已经不仅仅是走向基督教欧洲的前厅，是按持续时间说占据有纪录的历史的较大部分。”19世纪在乌尔、尼尼微等地考古发掘所出土的文物、碑文和文字阐明了古代东方文明的成就。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促进了埃及象形文字的翻译，打开了了解古埃及历史和文化的大门……这些发现促进了人们对历史的多样性、现实的丰富性、未来的可能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于整个人类而言，我们需要尊重不同族群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的贡献，需要一种更全面的学术研究，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