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南方人物周刊
目录
相关文章推荐
人物  ·  杨素秋:一个「芝麻官」和她的这一年 ·  10 小时前  
南方人物周刊  ·  从铸金学徒到华人首富 李兆基的地产传奇与资本沉浮 ·  16 小时前  
羊城晚报  ·  恒基兆业地产创始人李兆基去世,享年97岁 ·  2 天前  
羊城晚报  ·  恒基兆业地产创始人李兆基去世,享年97岁 ·  2 天前  
每日人物  ·  为什么办公室穿皮衣的人越来越多了? ·  2 天前  
51好读  ›  专栏  ›  南方人物周刊

“慰安妇”幸存者的漫长告别 | 一种关注

南方人物周刊  · 公众号  · 人物  · 2017-08-16 17:40

正文

2015年,黄有良老人 图 / 蒲晓旭




截至2017年8月上旬,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她们终将带着自己的苦难离开人世

1990年代起,在中国律师、日本进步律师团的协助下,前后有几批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要求道歉和索赔的民间诉讼,均以失败告终





告别


2014年正月,北方数省降大雪,山西盂县的几座秃山覆盖着茫茫的白色。陈林桃、张改香二位老人正待下葬。长长短短的冰柱凝成一排挂在土砖房屋檐下,房前搭了个临时的台子,有人举着话筒高声介绍她们的生平:我们的女英雄,日军占领期间被抓,“受尽百般侮辱”……


离葬礼所在地不远,是盂县进圭村一个慰安所的旧址。进圭村依山而建,日军占领后,在山顶修了炮楼,将周边的窑洞辟为慰安所。当地志愿者介绍,四十多位“慰安妇”受害者都曾被囚在此处。


她们在历史记录里面目模糊。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宋少鹏研究,《盂县文史资料》对盂县三个据点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记载,只有两位被轮奸、杀害的女性。各地情况也近似:“被奸女性只有遭杀害后才有实名记录,一般只是笼统地记录‘强奸无数’。”宋在一篇论文中写到,一位妇救会会长曾向日本民间组织诉说自己遭遇的性暴力。《盂县文史资料》中,只能查到她与其他男性抗日领导被日军抓获、又被八路军抢救出来的经历,她被拷问、强奸的事实则被隐去了。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余年,当年的受害者大都已经去世。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自1990年代起,和妻子陈丽菲深入研究“慰安妇”群体。多年来,他去过二十多个省,先后发现两百多位“慰安妇”幸存者。2012年,郭柯偶然看到《世界上唯一公开身份“慰安妇”:儿子至今未婚》一文,深受触动,经苏智良介绍,去广西荔浦县寻访当时92岁的韦绍兰,将她和儿子罗善学的故事拍成纪录片《三十二》。那时,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剩32人。


两年过去,这个数字减到22,也成了郭柯第二部纪录片的片名。他和拍摄团队走过山西、黑龙江、湖北、海南、广西。团队选了当时身体最好的四位老人着重记录(有两位现已去世),其中之一是原名朴车顺的毛银梅。


2014年,剧组与毛银梅老人合影  图 / 郭柯提供


用养女黄美容的话说,朴车顺“出生蛮造业”。她是韩国人。逃难时,妈妈抱起还不能自理的妹妹先走,她没赶上火车,在窗外看着妈妈哭。有人怜她,从窗口丢下食物,她哭着吃了。


1938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十余个慰安所建立。朴被日本人介绍到中国打工,结果给骗进汉口的慰安所。70年后回忆起来,“晓得一点,忘一点。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后来她逃出魔窟,嫁了个农民,收养了个两岁的女孩,再没回过韩国。改名毛银梅,因为“我爱毛主席”,丈夫喜欢白梅花。


苏智良2000年第一次见到她,记得她“身材很好”,爱唱民谣。毛银梅看不懂韩文,但记着家乡的发音,因为“忘记家乡的发音,就找不到父母了”。十几年后,她依然耳聪目明,但冬天不能做事,得偎被窝。“就剩骨头了,”她指指手腕,“这里进风,废了废了,活长了,没有用。”养女黄美容马上接话:“哪里废,会唱歌呢!”她会朝鲜语的《阿里郎》和《桔梗谣》。


毛银梅便唱了起来:“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2017年1月18日,毛银梅去世。十几天前,郭柯还携剧组探望过她。她躺在床上,靠韩国武汉领事馆送的吸氧机支撑着。“眼睛没神,非常吃力,精气神没有了,觉得她的精力被什么东西牵着。”郭柯回忆。


截至今年8月上旬,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包括不愿公开身份的老人)。幸存者终将带着自己的苦难离开人世。



苦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时任日本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国内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前线:“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二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只有仿照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招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慰安所制度由上海、南京推广到各占领地,后又遍布东南亚各地。


四十多万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毛银梅们的一生被迫改变。


2014年,89岁的林爱兰已经在海南临高县敬老院住了三年。敬老院副院长梁朝生说,这里住的都是无后代的“五保户”老人,每个月政府补贴350元。林爱兰搬去得最早。


她无法起身,一直坐在一张旧的红色塑料椅上——这把椅子在她去世后,由养女阿香捐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行动时需要揪着椅子腿,依靠两条细瘦胳膊往前一步步挪蹭,活动范围是屋内到门口,门口进屋内。


但她目光犀利,《二十二》剧组唯一的志愿者龙庆形容她“是所有老人里最警觉的一个,足以洞穿一切牛鬼蛇神”。这让人想起她14岁跟共产党到海口当娘子军的岁月,苏智良说“她最美好的时光可能是她年轻时候”。“现在讲话也特别有范儿,就是一个女干部、老革命的样子,目光炯炯,像做报告一样。”1939年林爱兰参加琼崖纵队,跑到日本军内部,一箱箱地偷子弹;挎着机关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子弹曾经从她头顶飞过,颅骨被擦伤。抗战胜利60和70周年时,她分别得到国家颁发的两枚勋章,极为珍视。


1941年,她被抓到海南加来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腿被打断,后来失去生育能力。此前不久,她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抓,绑起来扔进河里。“日本人抓我,逼我嫁他,我假装说好,心里想拿刀砍他。他把我弄残废了,他也死了。”


战后,她先后收养过几个孩子,后来都和她断了联系。快70岁时,林爱兰收养了阿香,阿香结婚生子后,把她送到敬老院。她的屋子里,放着菜刀、水果刀、镰刀,“这儿有很多小偷,晚上他们要进来偷我东西,我就拿镰刀砍他们。”


比林爱兰小一岁的李美金也是海南人,每天在大榕树下乘凉,和其他老人聊天下棋。远远看,郭柯几乎辨不清哪个是她。过去的事,她说记不清了。日军放火抓人,让她上树摘果,不然就捅死。夜里她带着被子到山上住,不敢睡死,满脑子都是刀尖和跑步的响声。“(当时)怕死了。被锁着,夜里能听到被强奸的声音。我就叫‘阿爸!阿妈!’”


2015年,韦绍兰罗善学母子  图 / 蒲晓旭


目前公开身份且健在的幸存者中,最年长的是韦绍兰。1944年,她24岁。日军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她背着一岁的女儿逃到山上,被日本兵发现,抓进去三个月。一晚,她趁看守打瞌睡时逃跑,走到天亮,又走到天黑,在稻草里躲了一夜,又从天亮走到天黑才找到家。



打破沉默



1990年代初韩国志愿者来家帮忙前,养女黄美容对毛银梅的那段过往一无所知,父母什么都不讲。毛银梅觉得“说了也没用”。


她们的苦难数十年来乏人关注。日本导演土井敏邦在90年代拍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与记忆共生》,他表示,取这个片名是因为“她们很痛苦,甚至做梦都想起那些画面。”伴随痛苦的,是几十年的沉默。记者和民间团体来过好几次,李爱连都没有“讲实话”,“怕给子女丢人”。郭柯团队等了五六天,李爱连碰到相关问题都说“我忘了”。直到剧组清场,门关严,龙庆绕着大弯子提问:“当时把你抓走的时候,还抓了多少人去?”“男的、女的、老人和儿童。”“他们打老人和儿童吗?”“不打。”“男的呢?”“男的抓去干活。”“女的呢?”


“女的我们也要干一些活。”她才说了悄悄话,“他说要跟我结婚,问我三天三夜,还给我吃东西,最后给了我八根葱,我吃了八根葱,辣得我胃不行,我现在都落下了胃病。”


郭柯没想到《二十二》拍得这么难。2012年去韦绍兰家拍《三十二》,按苏智良给的地址,来到桂林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屯,只问了一户人就找到了她:“刚开始还真是把她当作一个痛苦的符号存在,但她确实颠覆了我的想象,很快进入那段回忆,而且坦然地跟你说出来。”


苏智良觉得郭柯很诚恳,建议他去看看韦绍兰母子。“这个案例在我们调查当中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样的性伤害,理论上会出现一批混血儿,但有混血儿子女的受害者中,能站出来的目前为止就她一个。我们发现过有混血儿子女的受害者,但出现调查员被幸存者家人殴打的情况。他们认为没有这事,你们胡说八道。”


“特殊”的韦绍兰当年逃回家时,丈夫在屋里煮粥,骂她,说她出去学坏。“你还晓得回来?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回来呢。”回家一个月,女儿就死掉了,又过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怀了日本人的孩子。她喝农药,被邻居救了回来。婆婆劝:“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得生下来,万一以后你没有生育能力怎么办?”生下孩子,她继续砍柴割草,吃“野东西”过活,“眼泪都往心里流。”


学者宋少鹏指出“慰安妇”面临的身份困境:抗战时国内对“慰安妇”的报道,“不管是用中国妇女之受辱来说明日军之暴行、激发全民抗战之决心,还是用慰安妇制度来说明日本军阀财阀发动战争的不人道、有失人心,或是用此揭穿‘王道’、‘共荣’之假象,‘慰安妇’及慰安妇制度都是民族压迫的指示器”;抗战结束后,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无法适用于国内战争,‘慰安妇’话语消失在这段时间的主流话语场中。”


此后,她们还一度被视为“服务日本人的女人”,沉默成了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进入1990年代,“慰安妇”的叙述范式终于从“卖春”转向“性暴力”。她们得以“脱罪”,但被“简化为民族压迫的副产品”。


1991年底,韩国“慰安妇”金学顺与其他受害者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 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慰安妇”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始于1992年7月。4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对中国政府通报了“慰安妇”问题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7日,中国四名“慰安妇”受害者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道歉并赔偿5-12万美元。


1996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并用“军事性奴隶”一词取代“慰安妇”这一侮辱性的名词,强调其“强迫性”。


这一年,苏智良在上海找到了第一位“慰安妇”受害者,1910年出生的朱巧妹。一位到崇明旅游的上海女教师听说那里有战争受害者,联系上苏智良。苏智良到崇明寻访朱巧妹,看到她一个人住在十几平方的破屋里,屋顶会漏雨。到2005年朱巧妹去世,崇明县民政局每月给她的补贴都是三块钱。


2000年4月1日,第一届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闭幕式上,美、韩、日、中的四位学者分别用四国语言宣读:“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战前、战时的殖民地和占领地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女性人权的严重侵犯,也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