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接受这个奖。”
1979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特蕾莎修女激动而安详地走上了领奖台，她看上去是那样瘦弱矮小，满脸皱纹，穿着一身粗糙的棉布纱丽。台下坐着的是盛装的各界名流。
她的讲话质朴却感人：“事实上，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但我愿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来接受这个奖。因为我相信：你们是愿意借着颁奖给我，而承认穷人也有尊严，也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权利。”
特蕾莎修女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终其一生都在做着最微小的事——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在街头，她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她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战乱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1910年，特蕾莎修女出生于马其顿斯科普里城，这里是“欧洲火药库”巴尔干半岛的中心地带，一个长久以来为贫困、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所困扰的地方。特蕾莎一家人都信奉天主教，但是在这个被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500年之久的地方，基督教徒已经属于少数。
特蕾莎的父亲尼古拉是一名阿尔巴尼亚建筑营造商，同时是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为争取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而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最终因中毒而猝死。当时只有9岁的小特蕾莎为父亲写下了一首小诗：
他燃烧的心
关爱妻儿和国家，
如绚丽的玫瑰
坠落于褴褛衣衫。
尼古拉死亡后，他的合伙人很快私吞了营造厂的所有资产，特蕾莎一家人突然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困境。但特蕾莎的母亲庄达对孩子们说：“天助自助者，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们一定要自助！”不久，庄达开了一间出售衣料、手工织毯和刺绣的小店，生意竟日渐好起来，特蕾莎和哥哥姐姐又可以继续上学了。
在庄达的带领下，特蕾莎一家人不仅摆脱了困境，而且整个家庭充满着虔诚的祈祷和美好的善行。
有一天，庄达在街上遇见一位生了肿瘤的女人，她是被家人赶出来的。庄达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带回家，并告诉孩子们“我们有客人来了”。在3个孩子的帮助下，庄达细心照料这位可怜的女人，花钱给她治病，直至康复。
母亲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特蕾莎，使她明白，同情心具有永恒的价值，更使她懂得，在为穷人服务的时候，尊重是不可或缺的，爱是最重要的。
15岁那年，特蕾莎参加了教堂的一个青年研讨小组，在这里她读到了耶稣会传教士从印度寄回的信函，有一封信这样写道：“这里的生活极为贫苦，即便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也会落泪，人们非常穷困，每天都有几千个人死于饥饿。”
特蕾莎震惊了，她再也无法平静，那些在贫穷和苦难中挣扎的人们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
在特蕾莎的信仰中，服务于穷人和一切卑微弱小的人，就是服侍基督，她说：
一颗纯洁的心，
很容易看到基督，
在饥饿的人中，
在赤身露体的人中，
在无家可归的人中，
在寂寞的人中，
在没有人要的人中，
在没有人爱的人中，
在麻风病人中，
在酗酒的人中，
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
我们必须在爱之中成长，
为此我们必须不停地去爱，
去给予，直到成伤。
1928年，18岁的特蕾莎高中毕业后，她的内心突然升起强烈得无法遏制的渴望：我要当修女，去印度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
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庄达对女儿信仰得如此彻底深感意外，但她还是同意了，尽管她有可能从此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小女儿。
1928年11月29日，特蕾莎抵达位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附近的劳莱德修女会总会，在那里接受一系列培训。6个月后，她被派往印度大吉岭分院进行初学。大吉岭位于海拔2000米高的喜玛拉雅山脚下，是一个度假和疗养的胜地，是英国人和孟加拉的贵族们常来的地方。
但是加尔各答却是另一番天地，整个城市遍地污浊，惨不忍睹，到处是穷人、病人、贱民、“不可触摸者”。他们喝阴沟里的水，吃拣来或乞讨来的食物，孩子们就在垃圾堆上玩耍，母亲们在垃圾堆中哺乳，患着各种疾病的人匍匐在街边，无人过问。
1931年，特蕾莎被派往加尔各答由劳莱德修女会创办的圣玛丽中学教书，一教就是17年。修道院的高墙把加尔各答分隔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高墙内是鲜花与绿草、安全与舒适、高贵与体面，而高墙外却是混乱、流浪、贫病、饥渴和垂死。修道院的生活越是舒适，特蕾莎内心的不安就越是强烈。
在征得院长同意后，她带着食物、药品和绷带走上了加尔各答的街头，亲手帮伤残者包扎伤口。一天，她从街头带回来24个流浪的女孩子，打算教她们读书，但她们根本不习惯修道院的安静和整洁，竟然集体逃跑了。这件事使特蕾莎意识到：谁都不喜欢居高临下的施舍，如果要真正为穷人服务，就必须走出这道高墙，把自己变成一个穷人。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使印度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导致500万人丧失了生命。紧接着是那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可怕暴乱，双方在街头互相砍杀，尸体遍地、血流成河。
接连不断的灾难使特蕾莎走出修道院的愿望更加强烈。经过漫长的等待，1948年4月12日，特蕾莎终于获得教皇比约十二世的批准，以修女的身份离开劳莱德修道院，为外面受苦受难的人们服务。
一出修道院，她便坐上一辆开往巴特那的特快列车，她要去那里的一所由美国医疗传教会开设的圣家医院，学习医药和护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学成之后，特蕾莎以一身印度平民妇女的打扮，走上加尔各答杂乱肮脏的街道，把自己彻底融入到穷人中去，用她的爱去抚慰那些残缺的灵魂。她亲手为病者清理溃烂的伤口，在梅树下开办露天学校，教流浪的孩子读书写字。
1950年10月，特蕾莎修女与追随她的其她几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并将印度妇女传统的莎丽作为教会的修女服。她们开办临终关怀院，为临终的印度教徒取用恒河水，为垂危的基督徒举行敷油礼，为不久于人世的穆斯林诵读古兰经，为弥留的佛教徒诵佛经，并在他们死后把他们送往各自的坟场安葬；开设儿童之家，收留弃婴和流浪的儿童，教授他们学习文化艺术和一两门技艺，以便长大后能够自食其力；建立麻风病康复中心，不仅为麻风病患者治病，而且提供各种工作训练，让他们重新找回活着的快乐与意义……
在特蕾莎的感召和领导下，仁爱传教修女会迅速成长，拥有7000多名正式成员，以及超过百万的义工与追随者，服务范围由加尔各答扩展到全印度，继而发展至全世界120多个国家。
特蕾莎在世界各地奔走，在各种集会和典礼上发表讲话，向大众传播她信仰的质朴之道：“我不是向人乞求，我只是告诉他们——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我告诉他们，我来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为上帝做些美善的事。我只是告诉他们，他们就会自动地伸出援手。”
特蕾莎用其一生践行的微小而伟大的事业——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她一生获奖无数：
1962年9月，获得印度总统颁发的Padmashree奖；
1971年1月，教皇保罗六世授予她“教皇若望23世和平奖”；
1972年11月，获得“尼赫鲁国际谅解奖”；
……
1979年12月10日，她获得了被称为人类至高荣誉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认为，她成功地弥合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起了一座桥梁，为克服世界的穷困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面对如此多的荣誉，特蕾莎的内心是无比矛盾的，因为她一直牢记着耶稣的教导：“当你的右手行善时，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她选择终生为穷人服务，只是为了向世人见证上帝的大爱，并不是为了博取世俗的荣耀。所以她反复地说：“我只是穷人的手臂，我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穷人来领奖。”
当她去世时，她依然是一个穷人，人们看到她所拥有的全部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滚着蓝边的白色粗布纱丽——一件穿在身上，一件待洗，一件已经破损，需要缝补。
同时，她又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因为她在精神上赢得了全世界。
1997年9月5日晚上的加尔各答大雨倾盆，特蕾莎修女辞世的消息一经传出，成千上万的加尔各答人立即冒着大雨涌向仁爱传教会总部。大家在雨中久久地等待，只为向特蕾莎献上一束花。
9月6日，印度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印度进入国殇期，并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两天，政府机构一律停止办公，同时宣布9月13日举行国葬。
9月7日，特蕾莎的灵柩由仁爱传教修女会总部转移到有155年历史的圣多默教堂，以便接受公众的瞻仰。向遗体告别的活动持续了7天。在短短的7天里，前往圣多默教堂吊唁特蕾莎的人达到100多万，其中有政界显要、商界巨子和各界名流，但更多的还是平民百姓，包括印度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
全世界无数的教堂为特蕾莎献上了追思弥撒，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脑和政要都发来唁电，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仁爱天使一致的哀悼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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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号：芗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