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近代商海里的中流砥柱,经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的演绎,更是大名远扬。于是就不禁有人要问了,晋商辉煌前的原始积累是如何完成的?《杂文报》上刊登过周英杰先生的《“奴才”不是随便叫的》一文,就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搞笑式的解答。且听周先生的解答: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战败的李自成从北京仓皇撤退,“由于李自成的军队满载从北京劫掠的珍宝等物,通过山西等地向内陆奔逃,而背后清军八旗的劲旅又追赶得实在太急,所以导致李自成的许多军官被迫在山西境内的农田里丢下大批的金银财宝,直接便宜了山西的农民。这些世代务农的贫民一夜之间成了巨富,有力地推动了山西银行业的发展,‘山西票号’于是开始风靡全国,至今令人们津津乐道。”看了这段文字,让我这个山西人忍俊不止,这种荒唐的解释不知周先生是从那本圣贤经典里找出来的。依我的愚陋学识看来,事情的真相全不是这样。
早年晋商的辉煌客观上得益于明清王朝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强军和30多万匹的战马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洪武三年开始实行以粮换盐引的开中制,山西处在中原地区与蒙古的交通要道上,自古就有经商传统的山西人自然就适应这种需要到边防重镇去发展贸易。明代中期,在辽东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晋商的活跃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历史文献多有记载,明人王士性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广志绎》卷三)——指的即是十六世纪末叶的情形。从这儿可以看出,周先生说的什么捡了李自成败军丢下的几个金银财宝,才使“山西票号”发扬光大就显得太可笑了,即使真丢了,难道正好是创立“山西票号”的晋商所捡?见钱如命之辈即便捡了也难成什么大器。
1690年,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晋商范毓滨为输送军粮立了功,被授予二品官衔并取得了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进一步拓开了西北市场。这时候,晋商财富的大增自不待言。可以说,清代初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穿越了大陆,山西商人被称为“西帮”。清代,山西商人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欧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这是继我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两岸关系》2006年4期)就这样,晋商靠其诚信,靠其智慧,再加上坚韧不拨的毅力,很早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日后“山西票号” 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资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