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演讲后，复于1982年发表《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南诏）地理考说》，申论南诏地区“自始是中国整体的一部分，未曾脱离过，由落后逐渐提高的程度与内地有差别，本质上则是一体的”，由此可见，他说的中国整体就是内地边疆一体。《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不仅1963年演讲与1963年刊文有出入，1963年《学术研究》第9期刊文与1982年《滇史论丛》版也不同，呈现这些不同，有助于更好厘清方先生本人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思考进路。对于1963年刊文版、1982年论丛版（2001年文集版个别文字变动）的主要差别如表1所示。
据表1可得出几点认识：其一，1982年论丛版，最早修订不会早于1966年《毛泽东选集》出版，很可能是与1967年秋天修订《晚明时期云南的反明斗争到反清运动》同时进行。其二，方国瑜该文首发于云南月刊《学术研究》，当时广东也有同名双月刊，这势必影响到该文的国内传播，1982年论丛版属于个人结集，但是没有如上同样标定修改过程，也影响到该文时代价值的认定。1982年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与1962年刊文原版比，侧重点由说明南诏大理是中国历史转向说明南诏作为边州也是中国主权范围，这一转向，其实需要更多论证，而不是简单改动结论本身，这也为1963年刊文版文意文气更为畅达所说明。其三，1982年论丛版的优长在于，对政权统一与政治联系做了明确区分，对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做了取舍，对民族特点与社会特点做了澄清，说明了后者针对的是费孝通的民族认识，1982年论丛版显示出中国历史、中国疆域、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主权理论更为精进。1982年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论与1988年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势必构成历史学与民族学两大学科对于“中华民族历史观”问题的学科对话，值得深入挖掘各自学科的得失。其四，其遗留问题在于，对于欧阳修的引用有漏字“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没有添加，对于所谓“三国之世，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为正统；南北朝之世，司马光《通鉴》以南朝为正统，皇甫湜主张以北朝为正统，而王通《元经》则从南朝晋、宋之后以魏、周为正统，各家从王朝的继承立论，不同意见，争持不休，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但其用心，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承认一个王朝为正统，其余则为地方割据的政权”，需要结合中国化、中华民族史的新时代书写加以重新认识。
1963年《学术研究》刊文版1982年论丛版（2001年文集版）在编写中国历史首先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中，明确中国历史的范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有确定了哪些地区、哪些族别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界限划清楚了，才能正确的处理历史事件。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打破旧的传统观点的约束，就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说：“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四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在这块土地之上的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在编写中国历史首先要考虑的许多问题中，明确中国历史的范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只有确定了哪些地区、哪些族别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界限划清楚了，才能正确的处理历史事件。新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打破旧的传统观点的束缚，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就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治而言，即由一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统一，由几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不统一。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权而言，即由一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统一，由几个政权统治时期谓之不统一。旧历史学家对政治情况看得很重，但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历史始终是一个整体；当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时，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整体遭到了分裂，于是有所谓“正统”之说；历史学家的正统观念是由整体观念产生的。欧阳修的《正统论》解释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旧历史学家对政治情况看得很重，但他们也意识到中国历史始终是一个整体。当几个政权同时存在时，他们也不认为中国整体遭到了分裂，于是有所谓“正统”之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从以上的历史事实看来，南诏、大理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南诏、大理不在唐王朝、宋王朝直接统治的版图之内，可以不在唐王朝史、宋王朝史范围之内，但能说不在中国史范围之内吗？从以上的历史事实看来，南诏、大理的历史当然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只加封号，为西川节度兼云南安抚司，不设直接统治的州、县政权机构，仍是边州性质的一部分，能说不在中国历史范围之内吗？第三部分最后两段，转入新添加的第四部分，作为第三、四、五段，第一、二段是新加，文末第六段也是新加（见右栏）自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政体之后，其地方政权，汉、晋时期有内郡、边郡之分，唐、宋时期有内州、边州之别，元、明、清时期有流官、土官政权之不同，都是国家主权统一体的部分，而不是混合体，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不容稍有歧视，是应该充分注意的。在笔者看来，有别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民族学、民族史视角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疆民族地方政治制度与国家主权实现路径的探讨，从历史学的国家视角探讨这一问题，是方国瑜“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命题的真正价值所在。方国瑜发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演讲后学界对其观点有不同归纳，对此似乎并未加以足够重视。应该说，60年来，主要是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做出不同程度的脉络梳理、总结归纳与申论阐发，并逐渐形成民族史学科乃至民族学界关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主导话语。云南大学之外的中国历史学者则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刘清涛把“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称为“整体性看待历史中国疆域的原则”，冠名为“历史整体疆域观”，简称“整体疆域观”，也注意到方国瑜的如下论述“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如果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国土范围，强调变更伸缩，“将至某些地区的历史，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岂不把这些地区的历史斩断，如何能作系统的阐述呢”“总之，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刘清涛并未对此观点本身做揭示，其实方先生的中国整体疆域观仅仅包括内地、藩臣两个层级，是排除外臣这个第三层级的。再如李大龙先生认为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就是多民族国家整体发展的视角，是少有的能够跳出“谁代表中国”误区的专论，大大深化了边疆与内地整体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民族共同体与文明共同体的探讨，蕴含着民族与国家两大视角，两者并非重合关系，自然不乏张力。
为了更好说明这一点，下面以云南大学师生的解读归纳为出发点与研究对象。首先是江应梁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于1990年出版，《绪论》对统一与整体做出区分，指出：“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是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对于政治联系与政权统一的关系难以厘清，自然仍有探讨空间。其次是木芹、林超民教授等。木芹教授于1995年出版《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强调“有机整体”，提出“中华各民族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011年提出“整体性是研究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核心”。林超民教授早于1980年已经把“整体”视同“一体”，又于2013年把整体性归纳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上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2022年强调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指出中国历史发展始终是一个整体，历史和现实是一个整体，中原和边疆是一个整体，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一个整体，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2023年“中国历史整体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研讨会对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观点进行概括，采用的就是2013年这一表述，可见其对云南大学的影响之深之巨。这里，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的是，2008年林超民、秦树才《方国瑜与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一文是对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1963年4月20日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演讲稿）的观点归纳。该文直接引用了方国瑜演讲稿的如下两句话：首先是正式发表稿第四部分第17页的如下说法：“我国国土之内,自古以来居住着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紧接着的是如下一句话：“中国历史是整体发展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虽然政治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句其实并未出现于正式发表稿，正式发表稿第一部分第5页的说法是：“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在整体之内，不管出现几个政权，不管政治如何不统一，并没有破裂了整体，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这一发表正刊作了修改，或许反映了方国瑜对“整体”“整体性”的不同认识及其变化，今人可能从前者更容易把握其基本思想。2021年秦树才教授提出方国瑜先生把各民族之间存在的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性称为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对疆域、历史疆域、中国历史空间范围的概念厘定也非常富有启发性，但是对于这一厘定如何适用于分析方国瑜的“中国历史”或“中国历史发展”概念，似乎尚缺乏明确阐发。早在2011年，潘先林教授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表现为边疆与内地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整体”。2019年潘先林教授把方国瑜先生《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归纳为八个核心论点，2022年他进一步概括为四个核心论点。应该承认，这一学术努力为方国瑜整体性思想的把握与传播提供了巨大方便，但似乎还是延续民族史、民族学的路子，“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这一论题所试图彰显的国家视角反而偏于弱化。
在笔者看来，方国瑜的论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加小标题为“中国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四个部分其实各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针对对象，但是内容互有交叉，论证线索或有伏笔，给全面把握其话语及其背后的思想带来了很大难度。其实，他内文行文所说的不平衡就是差别性，一致性就是共同。
从话语体系角度进行分析，文章标题所谓“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也就是中国历史整体性，强调“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其未明言的论述前提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站在今天的疆域、人民、各民族立场回溯中国历史，而不是历史上的王朝立场看待疆域的盈缩。正是针对孙祚民《论中国古代史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的历代王朝国土变更伸缩论，他才提出“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部历史，不能‘变更伸缩’”，主张“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成为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个联系的面，就是中国的领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演讲发表20年后，方国瑜提供的对西汉以来传统边界延续不变的研究实例是：大理东南部边界，与汉晋时兴古郡、隋唐时南宁州、南诏时通海都督、元明时临安道东南边界相同，也就是在今文山、红河两州边界以外。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话语进行分析，整体是从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说的，统一是从政权、政治的角度说的，针对政权统一与否的标准，提出社会结构整体基础论，“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整体决定政治统一，是方国瑜用自己的话语说的这一原理。他还说：“中国领域之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适应社会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政权形式也不同，历史学家称为郡县政权与羁縻政权的区别。”“中国领域之内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各族都各有具体情况，因此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突出的。在不同情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以政治制度来说，内地与边地不可能一致。”这里明确诠释了这一历史发展规律。
方国瑜的突破性在于，社会整体这一概念具有历史维度，不仅包括经济联系（表现为共同利益）、文化联系（表现为共同文化）、各族联系（表现为共同要求、中华民族整体、边境与内地整体），还包括政治联系（表现为共同愿望），政权的分立“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整体性、一致性的关系探讨，提出中华民族整体论、共同利益根本决定论、边境边郡与中原内地社会结构整体论。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有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有着浓厚的一致性。边境与内地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共同发展历史。“在中国历史整体之内，共同利益的要求是根本的，起着决定作用的”。方国瑜提出的社会整体决定政权、政治统一的理论，对于理解新时代中华文明统一性决定论命题应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其二，对主干文化、政治联系的关系探讨，提出政治联系以共同文化为基础论。以汉族文化为主干，在这基础上建立政治联系。汉族文化“与各族文化有着共同的成分”。方国瑜提出的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文化的理论，对于理解新时代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集大成的命题应该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其三，对差别性、一致性问题的探讨。针对差别性提出一致性的共同要求论。各族“以一致性的共同要求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针对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所谓羁縻政权半独立性，提出完全主权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政权形式不同，但是国家的完全主权无不同。
其四，所谓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领域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这一对等认识显示，中国历史的范围其实就是中原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第二部分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自秦朝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以来，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政权的统一是正常的情况”，第二部分提出：“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该论文结尾更加明确了这一点：“自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政体之后，其地方政权，汉、晋时期有内郡、边郡之分，唐、宋时期有内州、边州之别，元、明、清时期有流官、土官政权之不同，都是国家主权统一体的部分，而不是混合体，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据此可以认为，方国瑜所谓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当自秦汉始，并以白寿彝论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宗（其论文第一部分明言此点），这就难免与谭其骧主张的中国疆域清代“自然形成”论相左。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方国瑜的整体论，比如元代的云南行省就是包括当今中国疆域内外的历史整体，他1958年指出“元代的云南行省的地域范围是把今日缅甸掸邦、泰国北部、寮国北部”“与今日云南境内的傣族区域结合为一整体”，这是此前数年明确提到的“整体”这一概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方国瑜先生的“整体”概念如果在1958年到1963年之间没有发生变化，就与中国疆域没有伸缩论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了，如何理解这一张力，需要进一步探讨。谭其骧论述高句丽就是属于方国瑜所批评的“以今日（对于谭其骧来说是清朝的鸭绿江——笔者注）的情况把它割裂”。由此可见，方国瑜论述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实际上是各个中原统一王朝的整体性主权。
其五，参酌江应梁先生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社会“整体”与政权“统一”之分野的基本把握，联系方先生演讲发表一年后即1964年5月24日他给地图编绘工作主要负责人吴晗和尹达的信直接、正面所说：“把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才能更好理解方国瑜先生本人演讲稿对“整体性”（社会经济文化整体、一致性）、“统一性”两者内在关系的前述揭示：“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生活的共同要求,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相互融合,发展了共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构成一个整体”“中国历史是整体发展的”。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共同体的四大共同要素（“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话语进行分析，方国瑜中国历史整体性思想可以转化为如下论题：中华民族之语言、地域、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联系的整体性决定了中国政权、国家主权的统一性。
基于以上分析，排除当时把历代王朝国家与边疆民族政权对等并列（其实并未否定一定时期内前者可以包含后者）的特殊语境局限，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历史整体性作为一种具有时代超越性的理论框架而提炼为一个范围、两个基点、三个方面，即中国历史以秦汉以降中原统一王朝国家政权及其形成的经济、文化、政治联系的点线面社会整体为范围，社会整体性以国家政权统一性为前提，国家政权统一性则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表现为汉族作为中华民族核心与其他各族具有共同利益、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心与其他各族文化具有共同文化、封建羁縻的边疆与郡县管理的内地具有完全主权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