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时间是地图绘制完成的时间点。古地图制作的流程，除绘制外，前面还有信息的采集、考订与校阅。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序》曰：
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
《禹贡地域图》的制作参考了吴、蜀两国的地图。这两国地图是通过信息的询问、调查编撰而成。平定蜀国后，绘图者又对蜀国的地域、山川、交通等进行查考、核对。加之曹魏之图，最终绘成十六州的西晋地图。
唐贾耽《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有着与《禹贡地域图》类似的制作流程。
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然而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
至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郡，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
安史之乱后，由于陇右陷入吐蕃，贾耽只能从出使四夷的唐人、出使唐朝的四夷之处获取那里地图制作的信息。随后经过采集、考订等流程，加以其他区域的地图，绘成《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的制作，同样少不了信息采集等流程。而“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句，说明该图由画工绘成，地图信息的采集、考订与绘制有着不同的分工。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的编撰，进一步明确了地图绘制与信息采集、考订、校阅有着明确的分工：
是编也，肇意于荆川，作兴于郡守，而少保胡公实主成之。其辅翼之者，则柏泉胡公松，晴江杜公丞，中方范公惟一，娄江唐公爱，洋山凌公云翼，二华谭公纶，印东王公春泽，一菴唐公枢，允斋严公中，鹿门茅公坤，翔海戴公冲霄，松坡黎公秀，南塘戚公继光，水南蔡君汝兰，九河俞君献可。考阅史志，以备采择，则吾儿应龙、一鸾。倾发宛委，商定义例，则丹阳邵君芳之力居多。
其中，郑应龙、郑一鸾主要负责对从胡松等处收集的史志加以查阅、考证，至于体例等方面则邵芳出力最多。
《筹海图编》海防图的绘制，则由众多刻工合作完成。例如，《广东沿海山沙图》11幅，刻工有彭天恩、郭昌期、张赞、顾钤、郭昌言五位；《福建沿海山沙图》9幅，刻工有郭昌期、郭昌时、金汝南三位；《浙江沿海山沙图》21幅，刻工有郭昌期、彭天恩、何详、袁宏、沈乔五位；《直隶沿海山沙图》8幅，刻工有陆汉、陈豹、章仁三位；《山东沿海山沙图》18幅，刻工有彭文、黄¨¨、何应芳、何详、陆汉、刘叶、郭昌言七位；《辽东沿海山沙图》5幅，刻工有陈大敏、陈约、刘叶三位。
清严如煜在《苗防备览》中也提及地图制作流程：
兹图之成，用古人开方法，先取三省大势区分之，若者楚，若者黔，若者蜀。次取各属苗疆区分之，孰为东，孰为南，孰为西、北，方位既定矣。复为考邻村相连，远寨相通之处，按地而求其人，因人而定其地，询之于土著士民，征之于熟苗、土蛮，稽之以行军档案，参之以旧志、新图，凡四至八到，务求其可分可合，随时考究者。历数年易底本百余次，始定今图焉。
该地图信息的采集，有的源于土著士民，有的源于熟苗、土蛮，还有行军档案、旧志、新图。随后严如煜对这些信息进行查考、研究，历经数年，改易了百余次，终于完成了地图的绘制。
严如煜《汉南续修郡志》则明确了地图制作的流程：
余友广安郑君炳然秀才，从军驱驰边徼十数年，山川向背，道路险夷，不啻画沙聚米。余入老林抚绥，暨督修堰渠，郑君必策马偕。又精于绘事，工运势，能具千里于尺幅。南郡孝廉杨生筠，富文学，志洁行芳，其风徽盖慕乡先贤李司徒父子者，乃以绘山川、疆域、栈道、水利各图，采访、考订、校阅之事，属之二君。
西蜀郑君炳然从军数年，煜行部至各边城，罔不偕焉。山川向背，道路险夷，知之最悉。因相属绘分图、栈道、华阳、黑河各图，而系之以说，庶后之览者，燎如指掌云。
汉南郡的山川、疆域、栈道、水利各图信息的采集、考订、校阅与绘制，由秀才郑炳然、孝廉杨筠二人完成；该郡所属分图、栈道、华阳、黑河诸图则由郑炳然制作。
综而观之，古地图制作大体分为信息采集、考订、校阅与绘制四个阶段。根据分工不同，可分为两种情况：前三个阶段由相关人员负责，最后交画工或刻工完成；从始至终由专门人员操作。无论是分工合作，还是由专门人员操作，信息的采集、考订、校阅，都可视作绘图者对客观世界进行信息过滤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意味着客观世界在绘图者看来，已有一个图面内容反映时间先后的差异。这可用时间上限、时间下限区分。时间下限，是地图信息校阅完成时所看到的最新客观世界变化的时间点，也可能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规划图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下限就是如此。时间上限，则是最接近最新客观世界变化之前的时间点。
图面内容反映上限的时间点，以及反映下限的时间点，均是客观世界新变化的时间，这取决于地图的实用性，而实用性决定信息采集时要采用反映客观世界新变化的信息作为来源。因而不能把图面上无论何时出现地物的时间点，都作为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点，而是要经过多重对比，分析推证出最能反映且接近客观世界变化的地物。一般而言，绘图者凸显的最新客观世界变化的地物，就是绘制的主要内容。
兹以《巩昌分属图说》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为例。首先，根据图说中宁远县城南关、秦州城垣增修与礼店千户所东垣尚为开辟东门，可以将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初步限定在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三十年（1602年）间。其次，根据明廷对巩昌卫、陇西县等地勘察与议垦屯田的时间，可以将上限向后推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再次，根据明之西北松山疆域变迁与洮河军事部署，可以将下限提前至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最后，根据图中蒙古火落赤、真相两部住牧地点仍未变化，可将下限提前至明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前。该图的主要内容则是明万历二十四年的巩昌兵备道。与这个主要内容最接近的上限是明军对巩昌卫等地勘察与议垦屯田的时间，下限是火落赤、真相两部住牧地点的时间。
当地图绘制完成，无论用时长短，都存在着一个从开始至结束的过程。开始的时间点，称为绘制上限；结束的时间点，称为绘制下限。绘图者一般只记载绘制下限，说明其与绘制上限的间隔不长。例如，《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从信息采集至绘制完成，仅用数月。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陕州至荥泽黄河水势情形图》的制作时间只有两个多月。浙江图书馆所藏《万里海防图》的制作前后不过39天。这些地图制作的时间还包括信息采集、考订、校阅在内，从而说明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也与绘制时间差别不大。
这里一再强调图面内容反映的时间，旨在说明其是地图制作流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但始终无法取代绘制时间。对于绘图者、读图者而言，绘制时间更重要，它不仅是地图制作流程完成的标志，还意味着是地图空间的呈现。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精确的绘制时间同样十分重要，是确立该地图在历史时间序列中的位置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如何精确地推断地图的反映时间、绘制时间呢？这要清楚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地图文献。概而言之，分为图内、图外两部分。所谓图内，指图面上表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内容，以及为方便绘图者与读图者沟通所使用的图式；所谓图外，包括业师李孝聪所言藏品入藏藏图单位的登录时间，以及与地图配套的图说、贴在图面上的注记。图说、注记是对地图图面内容的补充说明，因而一旦确定两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便可以对这些图说、文字注记详细解读，作为推断地图时间的重要依据。图外内容，还包括林天人所言与不同地图之间的对比研究。
明确图面内容的反映时间与绘制时间所用文献之后，便可进行比较分析。首先是根据地图内外的内容，以及与其相应的文字文献编撰资料长编，随后推断图面内容反映上限最早时间、下限最晚时间，继之逐步向中间推算，直至无法继续为止。绘制时间，如果图中明确标绘，自然不用推考，否则，只能放在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后研究。在穷尽各种文献仍然无果的情况下，便以图面内容反映时间下限作为绘制时间的参证，标准以一年为单位，再精确就是月、日。这就要求今天对古地图绘制时间的研究再不能看作一个笼统的时间段，推断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必须十分精确。
通过对古地图制作流程的考察，发现古地图制作时间分为图面内容反映时间、绘制时间。由于两者时间间隔不长，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反映时间作为绘制时间的参照。相对而言，绘制时间更重要，因为它不仅是判断地图在历史时序中位置的重要标尺，还是考察绘制背景并研究绘制内容的前提，尤为重要的是深入解读中国历史的重要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