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 | 谌旭彬
中国知识界喜欢谈论“国民性”，喜欢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据说这句话来自柏拉图，没有查考过，不知真假）之类的格言。
我很讨厌“国民性”这个词，也完全不认同上述格言。
因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国民性”。
决定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当然不排除社会中存在圣人贤哲）日常行为模式的，不是他们的学识素养，而是统治他们、或服务于他们的权力的具体运作。亦即：不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xx”，而是“有什么样的xx，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这是一个早在西汉，就已被政论家贾谊参透了的常识。
他在《新书·时变篇》里写道：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而轻简父母也，不同禽兽者亡几耳。”
大意是：自商鞅变法，抛弃礼义、仁恩，秦国的社会风俗就坏掉了。父亲借用耕具，儿子会流露出恩赐的表情；母亲拿取笤帚，儿媳会站起来谇骂。秦国的家庭，慈子耆利、轻简父母，与禽兽没有多少区别。
秦人的日常行为模式里缺乏仁义，是因为秦政在具体运作中缺乏仁义。
商鞅变法，在理论上，以礼乐、诗书、良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妨害国家强盛的“六虱”，推崇“民愚则易治”，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实操中，用律法破坏了秦国原有的聚族而居的传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强化国家对民众的控制，进而汲取更多资源。
为了适应这种不仁之政，秦人也只好成为不仁之民。秦政孜孜以汲取为能事，将秦民拆散成一个个维持在贫困线上下的原子化小家庭，秦民也就只好拒绝赡养已分家的父兄，亦即贾谊所谓的“弃礼义，捐廉耻”——无意承担养老义务的秦政，为维稳计出台了严酷的律法，推行“以法治孝”，也是无济于事。
这种“秦制故事”，贯穿了二十四史。
清代流行《增广贤文》，内中满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即与康雍乾时代文网严密，言说者人人自危、人人主动自我审查有直接关系。
如王汎森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所总结的那般：
“乾隆朝，最常见的受害者是下层的识字人。在社会各地游走的识字人，算命的术士或走方的医生，受祸的频率较高，他们经常游走各地，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比较容易在语言文词中惹下麻烦，尤其术士常常预言自己或他人的命格，如果预言过当，往往是一个很大的忌讳。有意思的是，他们被查出问题的时刻,往往是离开家乡，在经往某处的途中被拦寻查出，或是投宿旅店时被查出，可见人们对本地社会以外的游离人物有较高的警戒和敌意。此外，替人家写状子的人，地方上的监生、生员，或是被黜革的生员，或是进学不成的童生，也是常见的受害者。另外，还有一些略解文墨的疯子。”
不是学识素养让清民变成了“逢人且说三分话”、“得缩头时且缩头”之人，而是高压得让人窒息的清政，让他们不得不变成这种人。
今人喜用“国民性”这个愚蠢的词汇，大约多少都受到过鲁迅的影响。鲁迅生前，以“犀利批判国民性里的劣根性”著称；身后，其文章长期入选教科书，“犀利批判国民性里的劣根性”成了一代代学生需要背诵的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但是，一个具体的阿Q可能是阿Q自己的问题，满大街都是阿Q，还是阿Q自己的问题吗？
其实，在“批判国民性”这件事上，鲁迅不是走得最远之人。承认存在“国民性”这种东西，将“批判国民性”看成一种理所当然，其潜台词即意味着“国民程度不足需要改造”，随之而来的便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塑造新人”。倒果为因、由因灭果，自然就成了闹剧乃至悲剧。
一个具体的阿Q，需要的是教育和启蒙。满大街的阿Q，从来不是“批判国民性”就可以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