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记之九：教授之殁

昨日看央视《新闻1+1》，白岩松采访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邵新宇。对话中一个内容让我心中不禁一懔，自二月以来，仅半个月时间，华中科技大学已经有五位教授病殁。如果大家知道八年抗战，整个西南联大在云南因各种原因亡故的教授一共是四位的话，我们是不是更会为之震惊呢？

或许邵书记是个内敛的官员，或许是他所受的语言教育实在贫乏，总之我只听到三句话：“表示哀悼”，“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们的遗志”……我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蔡元培先生会怎么说，如果梅贻琦、傅斯年又会怎么说？同样是据央视董倩报道，某一天的武汉，晚八时，武汉人相约齐唱国歌。我们的国歌，沿用《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按照法国《马赛曲》的旧例，是对于历史的一种纪念。所以平时每当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时候，总觉得不过是一种对于过往历史的纪念而已。但那晚的武汉百姓自发唱起国歌的时候，恐怕会是别有一番滋味。我想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就应该包括了那些术业专攻的民族精英的不幸离世吧。

此次疫情来势之汹汹，波及之广大，影响之深入是前所未有的。国家牺牲之大，民众损失之巨目前尚不可估量，且疫情虽有减缓，但前景尚不明朗。凡此种种都是对于一国之官民的极大考验。半月之内，仅仅一个学校，即有五位教授殒命，这无论如何都应该是知识界甚至是我们国家的大恸。是不应该用如此简陋寒碜的语言来应对的。一所学校最要紧的就是老师，梅贻琦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之殁，是一所学校至大的灾难，无以复加。 那个在茅草房里培养出如此之 多对于国家乃至世界产生影响的大师的西南联大，正是秉持了这样的理想，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巍峨的丰碑的。它也充分地证明了，大师才是一个学校发展，乃至一个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

疫情之初，官媒统一用“病死率”，每天听得刺耳，中国日常语言文字使用之粗鄙、冷血可见一斑。后来用了“病亡”，稍稍柔和一些，也稍稍有了一些尊重的意思，那也是在主要领导使用了此词之后，大家才纷纷效仿。而我的见解，这诚然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灾难，自然以“罹难”更显我们之沉痛与悲伤，这是对于所有病殁者的尊重，也是一个民族自我反省与激励的态度。而一个大学最高长官之于病陨的教授的哀悼，我以为应该远在此之上。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逝去，更是一种学问甚至是一种力量的摧折。梁启超在陈师曾去世之后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 这才是对于学者去世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