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郑刚表示，未来一家成功的中国全球化企业需要具备同时驾驭成熟型市场与不成熟的机会型市场的能力。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英良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一带一路’百人百访”系列的最新一篇。】
郑刚，中企海外风险管理专家，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中国首批海外风险咨询机构“东方锐眼风险管理公司”创始人。长期从事中国企业海外风险管控与实务工作，在国内最早提出并试图构建“中企海外风险一体化应对模式”。以下是访谈实录。
问：你是研究出海领域风险的专家，对发展中国家，比方说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相比于欧美等大型市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企业貌似有点“小”，你怎么看待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国的投资市场及其潜力？
郑刚：应该说这两者很难进行比较，如果把欧美国家市场与新兴经济体放在一起倒是可以作为参照比较的一个尺度。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着两类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比较成熟稳定的欧美市场，这些国家的市场容量比较大，法制比较健全，规则比较成熟，中国企业在进入这些市场时遭遇风险往往是因为没有认真研究规则，在这些国家遭遇的风险往往是“规则的风险”。中国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需要充分地研究了解规则，运用好相关规则。进入这些国家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一旦成功，就会有相对稳定的营收。这类市场可以称为“成熟型市场”。但也正因为这些国家市场已经比较成熟，很难出现“一夜暴富”或“超常式”的增长。
另一类是发展中国家或说全球南方中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国家资源丰富，本地制造业不发达，需要大批“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也需要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中国企业有时可能会因为抓住了某个市场机会或某个大项目的机会实现快速的发展。但这些国家的风险也很大，政治不稳定，安全存在风险，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人力资源法制也不健全。我把这类市场称为“机会型市场”，其面临的风险是“无规则的风险”与“规则外的风险”。
在过去十年，很多中国企业把目光投向发展中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类被欧美公司看作“高风险”的国家。但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铩羽而归”，所以有需求有潜力并不代表这些潜力会成为现实，更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就能抓得住这些机会。因此，一方面这个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很重要，它要创造一个积极的投资环境，才有可能与外资共同将市场潜力与资源禀赋变成真实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需要有更全面的风险管控能力与高超的跨文化管理能力，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这些充满风险变数的市场而后行稳致远。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一家成功的中国全球化企业需要具备同时驾驭两类市场的能力，一种是在成熟市场中系统化地打造自己的品牌、有竞争力的技术优势与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在“不成熟”的机会型市场“快速识别机遇，快速适应环境的机遇与风险管控能力”，这样才有可能在这个变化的世界游刃有余。
问：2025年1月特朗普将开启新的总统任期，你认为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郑刚：在特朗普的外交视野中，阿富汗未必有特别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在特朗普的对外工作排序中更不一定会靠前，但拜登总统时期美国以一种近乎“败逃”的方式撤离阿富汗，对特朗普可能会有一定影响，不排除他会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来体现他与拜登外交政策的差异，来挽回美国在阿富汗的脸面。
问：中国产业界流行“不出海就出局”，你考察周游列国，并对海外风险与安全威胁有着深刻的洞察和领悟，你怎么理解“不出海就出局”？如果企业“出海”，那在风险层面需主要注意哪些事项？
郑刚：这首先是目前中国企业在国内太卷，“同质化”太明显，但中国企业在中低端制造业、工程领域形成了比较强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一旦“出海”，其比较优势就很容易凸现，特别是规模化的成本优势与快速创新与迭代能力，所以中企出海确实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与利润空间；其次，中国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经济体，各种商业模式和应用层面做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积淀与创新，这些经验与模式放在海外往往会感觉还有重做一次的机会，比方说互联网产业在东南亚，制造业在非洲，当然也包括东南亚。这些商业模式与东道国本地比较传统的方式比较起来存在一种“降维打击”的优势。因此，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把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与工程能力放在全球市场与资源池里，结合模式创新就有可能跳出国内一味的“内卷”，用全球市场与资源，重构一个相对更有利的价值链，实现产业的升级与差异化的布局。
中国企业要进入全球化的“深海”，不管是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是其它高风险国家，有些逻辑是共同的，都需要有“精细化”的事前风险评估与落地的风险管控机制。项目投资前不但要对项目本身开展常规的商务、法律与财务尽职调查，更要对地缘政治因素、东道国国内治理能力、东道国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以及近期可能触发的导火索进行精细化的评估，而且这种评估不但是全面深入地识别现实风险，还要“站在现在看未来”，建立对这个国家行为的预判。中国企业对印度投资损失惨重就与中企对印度政府的行事方式与底层逻辑缺乏清醒认识与预判有很大的关系。其次，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对当地政商利益结构、宗教文化复杂背景开展精细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应通过咨询机构、非盈利机构、媒体在所在行业和项目周边营造一个积极友善的商业社会生态圈。这方面日本国际协力组织（JICA）展开的众多民间援助，在东道国实施的各种公益援助活动，一方面通过田野调查充分了解当地政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禁忌，另一方面通过各类投入不多的公益援助树立日本人的良好形象，同时在当地厚植人脉的经验，很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问：特朗普任职后对华施加高额关税，可能引发不少企业转移到海外进行贸易与投资，你对关税壁垒下新一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潮怎么看？
郑刚：新一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潮会有几个特点，第一，对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关税因素可能会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会优先选择那些有自由贸易市场协定，可以绕开“高关税壁垒”的国家。第二，东道国市场容量、产业链配套与基础设施本身的完备性作为商业可行性本身是必须加以考虑的。第三，目前全球地区冲突不断，很多国家排外“民粹”情绪上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应考虑到那些与中国相对友好，政府治理能力良好的国家。例如，东南亚的印尼目前是中企普遍比较看好的目标国。
问：在2024年，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非洲均发生过针对中国人及企业的恶性事件，这反映了中国企业安保层面的漏洞，你认为在中国出海强劲的背景下，商业性安保公司如何服务好中国企业的安全？主要有哪些阻力在弱化中国安保公司出海？
郑刚：安全风险管理是一个伴随企业出海全流程的系统工程，无论是美日欧洲的经验，还是中国自身的实践，都证明了“安全风险以预防缓解为先”。“危机处置”式的安保介入往往是风险管控的最后阶段，也是不得已的手段。因此，无论从安全管理本身的规律，还是从中国战略传统与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均应强调“预防为主”，“软实力”先行。这个首先需要企业自身有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在业务模式上就有安全风险的考虑，例如事前的风险评估与风险转移规避，然后将无法规避的高风险地区作业的业务模块与人员通过“硬安保”、安防来进行保护。其次，中国商业安保公司应该提升专业能力，将先进技术手段，如无人机、大数据与体系化的安全管理流程结合，构建外围亲善社区、东道国军警与营地人防物防技防“多维一体”的安防体系。
中企面临的阻力与困难：
1. 东道国政府法律和政策对外资安保公司的限制，导致中国安保公司在境外缺乏“合法身份”资质与法律地位。
2. 中国企业大多没有设立专业安全部门，没有固定预算，需求零散，而各种安全风险有突发性，导致各种安全响应往往是临时突发的，不利于中资安保公司从整体和长期来规划建设专业能力。
3. 高端安保市场被欧美公司占领，中国公司专业能力、管理都相对落后，只能在低端业务中争夺有限的份额。
4. 政府政策支持保障不到位，中国安保公司面临政策、市场、团队各方面的短板，经营困难。
问：目前，“出海”已是一个时髦词汇，与谈产业离不开“人工智能”一样成为社会热词，你怎么评价当前为中国企业提供“出海”服务业态的发展现状？
郑刚：出海服务在市场端有咨询服务、会计师律师服务，也有安保服务；从政府端对这块的支持主要是各类智库与最近新成立的几个“走出去服务基地”。从市场化服务的角度，目前外资服务机构，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麦肯锡等国际咨询公司，无疑占据了中国企业出海服务的高端市场，中国本土出海市场化服务机构与之相比还相对弱小，但发展潜力很大。另一块值得重视的是政府层面对企业出海保障的服务正在提上日程——这一块早期有上海商委搞的一系列走出去公共服务，最近两年大湾区各地政府也在企业出海服务领域全面发力，广州南沙成立了国内首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深圳前海更是建立了前海高端智库聚集区与出海服务E平台，通过提供条件优厚的政策扶持鼓励，吸收国内顶尖智库入驻前海，以研究课题、出海会议论坛、打造出海服务生态圈等方式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支持。总的说来，出海服务这块未来发展机会巨大，虽然也面对很多挑战，但我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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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目前正在推动覆盖全球的“百人百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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