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
中国崛起的奥秘之一：强大的政府
》，虽然有不少支持和赞赏，但也受到了各种质疑、批评和嘲讽乃至于谩骂和取关。只是，这样的结果，本来早已在预料中。因为如今的世界，为政府唱赞歌总是不讨好的。在很多人看来，政府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功臣，反而经常是经济滑坡的罪魁祸首。
一、南翔小笼包与经济增长
上海有一种著名小吃叫南翔小笼包，它的基本特点是皮薄、馅多、卤重、外观小巧似宝塔，一咬一包汤，滋味鲜美。可是，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用中国人的总结，是要有肉、有菜、有面粉。但西方人不然，他们会通过各种化学分析的方法、模型推导的方法来得出结论：
每个小笼包内包含面粉10克，猪肉5克，其中还有若干克椰菜叶、麻油、姜粒、葱屑、盐糖、生抽、胡椒粉等。
数据很精确，结论也似乎没错。但是，有了面粉有了猪肉，小笼包就会从地上冒出来吗？
西方经济学正是这么认为的。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经济增长是一一件神秘的事情。亚当斯密认为经济能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分工，李嘉图则认为土地资源和资本积累与劳动分工一样重要。马尔萨斯则发现了人口因素的影响。二战前后，哈罗德和多玛做出最有成效的研究，成功建立了所谓“哈罗德-多玛模型”，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四个最重要的要素：资源禀赋、劳动人口、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而且通过模型可以明确推导出来，技术创新才最重要。
如果通俗一点理解，西方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增长，这个国家就必须有好的资源禀赋，比如要有土地和矿山资源或其它资源等；劳动人口要不断增长，而且劳动者要受到良好教育，素质不断提高，从而劳动效率回提高；民众要喜欢储蓄，而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投资规模不断上升才会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要有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核心要素。
不过，后来的经济学们修修补补，发现还是无济于事，有的经济学家就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要素，比如教育问题（其实归属于技术创新因素），再比如制度问题，等等。到时候，他们似乎慢慢明白，经济增长还需要一个好的制度。
我们在这里三言两语能讲完的事情，西方经济学却有很厚的著作来论述。很多受过传统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人总在呼吁要给企业家创造条件，要给社会更多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技术创新的水平。
但是，我们的疑惑只有一点：在前述经济增长模型中，政府在哪里？资源禀赋再好，政府不让你开发能行吗？劳动人口培训，基础教育投入，难道不是政府的事情？资本积累的核心是货币投入，而货币政策不是政府的职能吗？利息高低不是政府确定的？货币多寡不是政府确定的？再说到底，一切市场行为都有税收，税收不正是政府的事情吗？所以，经济发展的所谓四要素，几乎每一个都有政府的影子啊。
可是，在西方经济学里，一国的经济增长，却没有政府什么事儿？是企业和市场天作之合的结果？这就好比南翔小笼包，模型分析得一点儿也没错，但给你面粉猪肉和各种小菜调料，小笼包就会出炉吗？还有很精细的制作工艺啊！懂了制作工艺就一定能有美味的小笼包吗？还需要有水平的大师傅啊。
那么，西方经济学模型中，经济增长的大师傅在哪里？
中西文化或许有差异，西方人可能认为，只要有了原料，有了工艺流程，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做好小笼包。而中国人可不信邪，那么多开小笼包店的，并不是每个都生意兴隆，无数家门店倒闭，幸存下来的门店多数也是门可罗雀，只有极少数宾客盈门，靠的是什么？是大师傅！
有人抬杠，说西方经济发展中的大师傅是企业家。就算如此，那大师傅也从属于某一个饭店，饭店的负责人是谁呢？
经济增长难道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论资源禀赋，俄罗斯天下无敌；论劳动人口，印度不亚于中国；但它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崛起呢？非洲的刚果金，人口众多，矿产资源丰富，水力充足、土地丰饶，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如果看反例，亚洲四小龙中，哪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完全符合拿些模型条件要求的？香港新加坡有多少人口？台湾有多少技术创新的能力？
为什么二战的战胜国菲律宾没有经济的崛起而战败国日本却强势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两个国家的土地面积都是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都是1亿出头，二战都后曾被美军占领和控制，后来都完全独立，且都实行了类似于美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但是20多年前，日本GDP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而菲律宾2016年的GDP规模才只有0.3万亿美元。这两个人口和土地乃至制度都很相似的国家，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西方经济学沉默不语。他们找不出理由——因为如果他们能真正找出理由，那么，菲律宾改进到跟日本一样，岂不是经济也可以发展？不行的，因为他们深知，就算找到了理由，没有强大的政府，也无法完成那些改进，经济增长就显然是一句空话。
说白了，所谓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只不过是为了解释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而最主要的是为了解释美国的崛起原因。但找到了美国崛起的原因，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就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就算你任何项目都学美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协调和管理，经济增长的要素再齐全，所谓的增长也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这就是我们的结论：经济崛起的原因有千万条，但放在第一位的必然是：强大的政府。
二、中国政府：加快发展200年
这样的结论，是来自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例总结，当然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中国的伟大实践。与英美等国相比，中国模式更有世界普遍适应性：国家大、底子薄、起点低、缺乏外援、缺乏技术、劳动者素质似乎也不高。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强势崛起为世界一极，并开始与美国并驾齐驱呢？
文一先生认为，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实现了工业革命。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他指出，1860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开始尝试工业革命，但历时50年的革命伴随清政府的垮台而终结。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在随后的40年继续尝试，又因为种种原因而失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工业革命的尝试再次宣告失败。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第四次尝试。这一次，由于抓住了工业革命的必然路径，才终于取得了成功。
什么是工业革命的必然路径？文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近40年，准确地踏准了如下步骤：
原始工业化时期（1978-1988）：统一大市场带来的乡村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1988-1998）：乡镇企业的轻工业制造进入全球经济循环；
第二次工业革命（1998-）：从重工业到制造业的全面升级换代。
文一认为，英国、美国、日本的发展路径都是沿循上述路线的，所以才获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踏准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的路径，所以也获得了成功。但这条路径，
日本用了近400年、英国用了300年、美国用了近200年。而中国，经过120年的尝试之后，用了短短的不足40年时间，
基本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成长历程。也正因为实现成就的时间短，所以积累的问题也更加多（如腐败、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两极分化等），面临的挑战也就更多。
经济学不是经济史学，而应该揭示经济史背后的逻辑。文一的鸿篇巨著描述了历史过程，有一点却可能走偏了，那就是，中国为什么会用40年的路程走完了西方主要强国200-400年的历程？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文一总结的观点是，中国工业革命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有了全国化的大市场以及中国农民的强大组织性。虽然他提到了政府的作用，却并没有把政府作用提到必要的高度，而只是轻描淡写的提到了政府积极推进大市场的建设
。
他没有撩开那薄薄的轻纱：如果把这两个原因合并起来呢？不就是因为中国有更强大的政府吗？所以，
文一的结论理应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事实上，
与英美日三国相比，中国的唯一不同就是有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没有遵循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而是走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路子。
中国政府不会任由市场自发调整，不会允许任何崩溃和推倒重来，总是在一步一步呵护经济的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不允许出现大的倒退，更不用提衰退了。于是，西方 国家也许要用100年才能走上的正途，中国就只需要用短短的10年——
比如，文一所定义的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时代，各国所需要的时间是：
英国，1600-1750年，历时150年；
美国，1700-1830年，历时130年；
日本，1750-1890年，历时140年；
中国，1978-1988年，历时10年。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原理，越是早期的市场，越混乱，越无序，越容易一次次崩溃之后才能走向正确的秩序。所以
，英美日都用了130-150年才走完的这个阶段，于中国而言，就仅仅只需要10年！
如果以此去度量，则中国政府的出现，将中国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的时间缩短了130年！将全部工业化的历程缩短了200-300年。这才是中国政府最大的贡献！
换言之，如果我们真的沿袭英美发展的路径，中国完成工业革命的时间可能还要等250年。如果那样，我们现在也许正处于资本主义早期100年的混乱市场状况中：三年两头经济危机，经济周期以月来度量，市场崩溃是家常便饭，两极分化严重到经济无法前行……
按照文一的设想，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节奏，那么，到2018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机械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最大出口国，成为制造业大国；2018年-2028年将完成二次工业革命，在能源、信息、通信、计算机、动力、材料等方面全面引爆科技革命，金融业全面繁荣，人民币取得支配地位，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2038-2048年会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工业技术和基础科学方面超越美国成为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导者。这个时间点，恰恰就对应着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宏伟战略规划的第二阶段。
如果这样的目标达成，世界各国是不是该对中国政府脱帽致敬呢？
回顾世界主要强国的崛起历程，我们不得不说，当今中国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如果要参加世界竞赛的话，毫无疑问是举世第一。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不到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人民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只是前无古人，更可能绝无后来者。
如此的政府，难道不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吗？难道不应该赢得掌声和喝彩吗？难道不应该让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好好总结经验发扬光大吗？
三、是谁在不满？
对于投资界的人士来说，有一种道理很容易理解：投资人士都对股神巴菲特崇拜有加，因为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大家崇拜他，是想学到他的经验，希望自己也能成功。那么，面对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面对他们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去认真学一学政府的举措，学透之后加以领会，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投资等实践呢？
只是，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人，几乎都自觉地强调应该限制政府的力量，甚至动辄就会强烈抨击政府，这是为什么呢？
一、理论发展史的必然。
在西方经济学界，最初的经济理论几乎是无视政府存在的，他们更强调市场的作用，
政府只不过是隐藏在市场后面的人人喊打的那只有形的手。
所以，经济学家骂政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各种自由派经济学家更持有强烈的反政府思想。尤其是二战之后，人们深感德日等国政府发动战争之恶，更由于崇尚自由主义思想的欧美国家经济崛起、国力增强，于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要求限制政府势力的思想。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时时处处限制政府的膨胀，蔚然成为经济学主流。
我们看美国，没有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也许根本就没有后来的二战胜利。如果没有美联储的强势美元正常，也许就没有后来的美元霸权。美国人理应庆幸自己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注意，我们这里提到的政府，是国家管理者，是包括立法执法和行政机构的，并不是单独的行政机构），但由于经济理论盛行，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仍持有强烈的反感政府的信念。
这些理论和观念传入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一股脑儿接受了，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试想，如果时光倒退四十年，在中国有几个经济学家敢于提出政府无用的主张？时光再退回四十年，民国混乱时期，怎么骂政府都是可以的。但是，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帝制专权时代，拥护和支持政府是文人学者唯一的选择——如果不然呢？轻则掉脑袋、重则诛九族。因此之故，当反对政府不需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博得美名的时候，中国的学者文人和普通百姓当然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政府的对立面去。
中国的士大夫为了名声而无原则地反政府是有渊源的，尤其是明朝时期最为典型。正德十三年为谏南游之事，前后有168名官员被皇帝廷杖，其中打死15人。嘉靖四年的大礼仪事件，先后134人被廷杖，打死17人。这种史无前例的被皇上打屁股，根子就是官员们认为能被打是一种荣耀、面子。为了争得这种荣耀，连命也可以不要。更有铁汉方孝孺，为了争一口忠贞之气，被诛连十族也在所不惜。相比之下，今日中国的学者文人何其轻松！
二、对未来悲观的错觉。
人们往往对自己或身边人最辉煌的时候记忆最深刻，当他们面对新世界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拿自己认为最好的时刻跟当前比，结果，绝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现在不如以前。这就是“七斤不如九斤”的由来。
对现状不满，很容易找到原因，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当前的不如意归结到社会、政府和他人，从而彻底为自己的责任撇清关系。
这有点像中国的股市投资者。绝大多数人是处于这样一种二元境地：如果股市赚钱了，就会以为是自己水平高、最差也是运气好，洋洋得意到处吹嘘；但是，如果亏损了，就会很快显示出与自己的水平和运气无关，而把亏损的原因归咎于市场环境，更直接一点的就直接归因于证监会的政策。所以，股民骂证监会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任何骂证监会的都会得到拥护。如果谁说证监会的政策好，很快就会千夫所指。
三、立场和角度的差异的误解。
很多人对于政府的态度不佳，最主要的是因为每个人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个体最在乎的当然是个体利益。比如，税收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之一，但征税却意味着要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掏钱，所以，谁会为政府征税唱赞歌呢？
不只如此，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与政府视野不同。每个人在乎的是自己赚钱与否、眼前和稍长一点的时期赚钱与否，但在政府那里，赚钱根本就不是一个必然选项——政府自己就可以印钱，为什么要去赚钱呢？结果，政府的很多“烧钱”举措就遭到无情抨击。比如，自己的国家还很穷，为什么要援助非洲呢？自己的孩子还上不起学为什么要帮助别的穷国建学校呢？马路本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要拆拆补补呢？去年收储花掉3000亿元，今年直接亏掉1000亿元，为什么要干涉市场呢？诸如此类。
须知，政府的行为是公益性质的。政府绝无私心，不会想到与民争利而必须意在长远。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提前制定一个几十年的规划呢？为了两个一百年而奋斗，简单的口号背后，隐含着太多的长远规划。如果不能理解这些大战略，自然容易对短期行为而不解。
另一方面，政府行为的出发点是大众利益。所谓的大众利益，并不是所有人都受益。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最优，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做到——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却让其他所有人的受益增加。政府决策只要考虑绝大多数人受益即可，哪怕为此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也是可能推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