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杂志》丨美式资本主义与民主不相容

作者：Eric Levitz

翻译：胡晓雪

美国的民主不健康，特朗普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

但当他们开始对共和国这个病人问诊、确定疾病、开处方时，抵制特朗普的不同派别作出了不同的诊断。

一组是由比较政治学者、自由主义专家及反对特朗普（Never Trump）的保守派组成，他们将目光锁定在唐纳德·特朗普身上。他们看到懦弱的共和党精英无法拒绝提名一个狭隘的煽动者，也拒绝在大选中放弃他，同时阻碍他的竞选调查顺利进行。他们看到一位总统不断攻击联邦执法的独立性、敌对媒体的合法性以及官方选举结果的真实性。而他们也注意到这位总统的保守派背景使得他的谎言不攻自破。在这一切之下，他们察觉到超党派的崛起，后者正在引导各党当选官员解除对其自身非正式的权力限制，以及各党的支持者相信特朗普没有合法的权力主张。

这些控诉指出（我的同事乔纳森·柴特所称的）“民主运动”是规范被侵蚀的迹象。 民主不能仅靠法律生存。民主还需要人们遵守某些非正式的规则，以纠正宪法设计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同时防止某些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巩固权力。因此，为了治愈我们的共和国，并且为了将来不再受同一病毒的威胁，数位自由派的思想家呼吁建立两党联盟，团结起来捍卫民主规范和法治。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构成的威胁是如此严重和独特，两党的意识形态如今应当优先维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非赢得政策斗争，从而保障他们将来能自由而民主地解决这些争端。

但还有第二种观点。

数位社会民主（或民主社会）思想家从民主运动中的左翼入手检查共和国这个病人，关注到一组不同的症状。他们发现州和联邦立法者无视选民的意见，减轻富人的税收、削减对穷人的援助；他们看到行政管理机构原本应该对企业实施监管，现在却成了它们的培训基地；他们看到最高法院一直以来都在扩大企业的权利而限制工会的权利；他们看到刑事司法系统不会起诉银行家为毒贩洗钱，却会判处小规模的快克[1]经销商终身监禁刑；他们看到中央银行有资源拯救金融公司，却对被剥削的他们真正的债权人视若无睹；他们看到五角大楼发动数十亿美元的战争，恶化他们原本应该解决的问题，却仍能获得较高的预算，即使房屋署要求贫困的工薪阶层为糟糕的住宿支付高昂的租金； 所有这些缺陷表明私人财富分配的差距是如此悬殊，这个国家的超级富豪的平均寿命比穷人长15年。

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些可怕的条件中看到了万恶的资本主义教科书般的案例。 民主不能仅靠规范生存。如果市场监管不足、工人无组织，企业部门会以癌细胞扩散般的速度扩张，直到它主导政治和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而将私人财富转换为公共权力的障碍越来越少。政客对大众的偏好和需求没有反应。选民对选举失去信心。然后，一个强者站出来说他可以独自解决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都显示“民主运动”这个处方治疗不当： 如果我们共和国真正的病症在于其不平等的经济体系，那么那种疾病无法依靠意识形态的联盟治愈。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运动来动员足够多的劳动人民要求资本家实施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因此，如果自由派知识阶层希望拯救美国民主，它应该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思考如何开展该项运动，以及一旦它执政，该项运动应当为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何种变化。

重要的是不要夸大“以规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左翼分子之间的界限。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法学教授杰迪厄亚•普尔（Jedediah Purdy）撰写了一篇针对“以规范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评论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谴责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谎言（明显违反了规范），这是对美国“自治”的可怕威胁。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的著作《民主是如何死亡的》是“规范”中心主义世界的圣经，他们在该文中认为“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可以使美国未来远离民粹主义煽动者。每一方都认识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将财富集中在顶层少数人的倾向与特朗普对民主规范的攻击都是严重的问题。他们只是对其中哪一个才是当前美国民主更根本的威胁这一点上意见不一致。

但是这个争议存在真正的利害关系。除了上述所指出的应如何组织特朗普的反对力量，维护规范和重新分配经济权力的目标可能会发生冲突，特别是如果民主党人重新掌权，那冲突将无法避免。

让我们先假设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明年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果说恢复规范是其首要目标，那么他将不得不恳请政党秘密会议[2] 确认由总统提名且符合资格的司法候选人。但如果是以打击为逃避当地工会势力而迁移的企业为首要目标，他就需要将这些提名扼杀在委员会中，以便为未来“亲劳工”的法官保留席位。类似的，如果民主党在2020年(或2024，或2028)全面掌权，废除会议妨碍行为[3]肯定是任何重大的再分配改革的先决条件。如果特朗普得以任命多名最高法大法官，开始“新洛克那时代[4]”，也就是法院的极右多数一贯否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立法（譬如平价医疗法案），那么对进步人士而言，确定规范被侵蚀与经济不平等中哪一个才是对民主更根本的威胁就十分重要了。

杰迪厄亚•普尔（Jedediah Purdy）批判民主运动主要思想家对美国政治危机的各种分析中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 他们没有人质问美国七十年代通货膨胀危机之后出现的以弱小工会、企业集中、低增长与高度不平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是否“与民主相容”。

普尔（Purdy）认为是不相容的。而且他是对的。

这个立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证。首先，有一种假设认为资本主义的失败是狭隘的民粹主义在西方日益普及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保护基本的民主规范将来免受攻击的最佳方式。

许多人反对这一论证，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特朗普的支持是基于种族与文化因素，而非来源于“经济焦虑”。而且很难争论说美国相对较高的移民率、侵蚀种族与性别的等级制度没有激发一些强烈的反对情绪，即使是在经济形势最好的环境下。但是这种反对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历史与社会科学证明人们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更倾向于发泄对文化的不满，特朗普就是利用并培养了这种对文化的怨恨。当人们发现自尊和社会地位受到威胁，譬如在去工业化地区向底层阶级流动的工人，他们往往会越来越警惕多样性，更容易接受极端主义思想，更加要守住他们所属的社会身份群体的地位。

更为关键的是，那些声称我们目前的危机根源于经济的人并没有对支持特朗普的无产阶级进行精神分析。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自通货膨胀危机开始急剧转变。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急剧下降；国家私营部门工会化率下降；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之间的差距爆发；中产阶级要靠高额债务来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

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社会信任、公民参与、选民参与以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都显著下降，将这些视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急剧转变的产物是因为：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的几年里，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的绝大多数认为他们国家的经济被操纵了，对他们不利。在2015年十一月，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调查发现64%的美国人同意这一说法：“我的投票无关紧要，因为富人和大企业对选举过程的影响太大了”。一年后，2016年大选中提前投票的75%的选民告诉路透社（Reuters/Ipsos）他们在寻找一位“能够从掌权的富人手中夺回国家的强大领袖”。

无论使特朗普获胜的那微弱多数票的选民心中在想 什么，一个多数公民都认为选举无关紧要而仅是受操控的政治活动的国家是专制民粹主义成熟的土壤。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平等与对民主不信任感均有所增长的国家。这种趋势在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很普遍，在这些地区狭隘的极端主义政党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迦勒•克雷恩（Caleb Crain）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指出，战后普遍的高速增长时期和相对公平的生产力利润分配促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围：二战后的三十年里，没有一个民粹主义政治家（“反精英、威权主义以及本土主义者”）在任何西方发达国家掌权，而且“极端主义政党在大选中的支持率达到历史最低”。

很多证据表明更加公平的经济权力分配将减少美国民众对极端主义政治家以及政党的支持率。不幸的是美国在2016年选出了一位狭隘的煽动分子，但是不幸中的万幸他恰好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无能又懒惰的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改善使他当选总统的环境条件，下次就没这么幸运了。

针对普尔迪（Purdy）对当代资本主义控诉的第二个论证没有投机性地评估民主的前景，而是以批判性眼光评价民主的过去。 简而言之：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并不足以使我们国家真正民主化。即使美式资本主义对我们当前政治秩序不构成威胁，它仍然是数百万美国公民有权真正参与自己政府建设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奥巴马任期内，企业和富豪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影响美国政治；经济精英的政策偏好经常否决普通美国人的政策偏好；近600万美国公民只是犯过一次联邦犯罪就被剥夺选举权; 在2014年的中期选举中，选民投票率为70年以来最低。

并非所有这些人民主权的障碍都仅来源于经济，只能说经济因素是最巨大的决定性阻碍。

要使人们承认为经济平等设置一定的门槛是民主的前提，并不需要首先让他们相信资本主义与民主不相容。事实上，真正支持民主之人不相信该门槛存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想象一下美国99.9%的公民每周必须工作70个小时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不至于让家人流落街头。想象一下那些公民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时间安排，所以要一次又一次地协商时间来照看小孩。所有这些给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了解最新时事、加入社区组织、参加市政厅会议或是在大选中投出神圣的一票。

你认为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与民主相容吗？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将民主党人逼至如斯境地的体系要如何才能与民主相容？

现在人们可以接受左翼关于当代资本主义与民主不相容的所有主张，将特朗普对民主规范的攻击视为对共和国更加紧迫的威胁。毕竟，与社会民主党人愿望清单上的任何政策相比，一些规范对自由民主来说确实更加重要。与劳动法改革或全民医疗相比，禁止当选官员质疑选举结果的完整性、鼓励政治暴力、对警察执法提异议（没有这些禁令，反动势力可以非常轻松地阻止左翼的改革）对美国自治更加必不可少。

但它并不意味着民主的支持者应当集中精力捍卫前者，而不组织后者。民主运动的这个处方适用于民主陷入巨大危机的时刻。若是有一天当特朗普将丽丝卡尔酒店变成关押反对他的知识分子的临时监狱；当他宣布推迟中期选举；当他无限期地将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作为一名嫌疑恐怖分子拘留，那么这一天就是为了维护宪法秩序而形成大联盟的日子。但若是没有这样的背景，很难想象如何动员群众运动来维护像程序规范那样抽象的东西。一般来说，普通的美国人更关心如何使他们的工资足够支付他们的账单，而不是如何让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5]同意针对特别法律顾问的独立性进行立法投票。

这一现实反映在民主党的中期战略中。那些想要竞选竞争激烈的众议院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更多地谈论共和党对低收入家庭医疗补助方案的攻击，而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对罗伯特·穆勒的攻击。民主党国会选举委员会不是社会主义先进分子，它没有指示其候选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不公正上，因为它希望为一场可以挑战资本主义的运动奠定基础。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希望民主党能赢得众议院的控制权。因此，无论一个人的主要目标是短期内维护宪法秩序不被特朗普破坏，还是从长期来看使我们的经济体系与民主相容，左翼的组织战略仍然可行：以呼吁逐渐改革经济为核心的反对运动必然比以非理性信奉程序规范为基础的运动影响更加巨大。

这解决了“以规范为核心”的中间派与“激进”的左翼之间的争论。但是它没有解决他们之间最深刻的争论点：若一个真正重要的民主规范成为经济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时该怎么办？

这不是一个疯狂的假设，而是我们上次经济体系失败引发对自由民主可持续性的广泛质疑时遇到的情况。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时期就职，当时自由民主国家恢复繁荣明显无能为力因而推动法西斯（以及狭隘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虽然不是完全掌权。在许多当代观察家看来，改善美国政治经济的根本结构对于改善社会福利或增加民主参与来说不是必须的，但是对于避免美国沦为专制统治是必不可少的。

罗斯福开始着手制定改革方案，一些是至关重要的解放方案，另一些是不明智且适得其反的。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对危机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深远的反应，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恢复对自由民主模式可行性的信心。1936年，罗斯福以最高选票当选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统。

但最高法院对罗斯福的的表现不置可否。在1935年和1936年，最高院频频否决正式颁布的法律，大大超过了其以往的否决频率。当我们的民主似乎需要构建一个新经济秩序才能生存时，名誉扫地的落败保守派利用其在司法机构内部的剩余权力来阻止进步的改革。总统决定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

列维茨基（Levitsky）和齐布拉特（Ziblatt）在他们的书中将罗斯福的“法庭填塞”计划[6] 视为对独立司法重要规范的攻击，并将两党对他计划的反对看作是对我们国家自由民主理想的肯定。而他们对法庭填塞计划的厌恶还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罗斯福试图违反的规范是防止民主崩溃的重要保障：如果一个统一的狭隘政府可以定制最高法院，那么该政权可以明目张胆地剥夺弱势少数群体的公民权利，限制投票权的行使以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

但是列维茨基（Levitsky）和齐布拉特（Ziblatt）的分析引出了两个紧迫的问题： 在大规模失业与营养不良时期，有许多法律旨在重新分配经济权力，而未经选举程序的五名法官日常任务就是否决这些普遍的已经生效的法律，这样一个国家还有民主可言吗？如果说这还是个民主国家，即如果“民主”不需要让普通人对他们的社会资源如何分配及市场如何组织发表意见，那么我们可以期望被剥夺物质资源的民众能保留多长时间对民主的崇敬？

列维茨基（Levitsky）和齐布拉特（Ziblatt）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紧张关系中的关键点，但他们并未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列维茨基（Levitsky）和齐布拉特（Ziblatt）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维持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名额比保留“罗斯福二次新政”更重要。相反， 他们认为肩负重任的美国精英通过将维护规范置于意识形态的信念之上来使美国免于那种艰难的选择：

然而，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谴责的是司法制度的行政化。事实上，如果你换个角度思考就会发现他们的描述似乎在证明将经济公平置于规范保护之上的好处：一位“民粹主义”的总统正面攻击司法独立性，最高法院则以改变判决、满足他的需求来回应之，而美国则继续努力将自由民主的政府模式从它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解脱出来。

可以肯定欧文·罗伯茨法官在司法审判上的转变是颇具争议的。对“法院填塞计划”的政治抵制可能会阻碍其他改革方案的通过。而且尽管无法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法官的退休和重新选举最终让罗斯福可以通过一般手段任命一个支持“新政”的法院。我强调列维茨基（Levitsky）和齐布拉特（Ziblatt）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是为了说对“新洛克那场景”的正确回应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恰恰相反： 破坏司法独立性的风险是相当大的，但是最高法院阻碍进步的经济改革也同样是有风险的 （未来的民主党政府可能不会再碰到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但是会面临到全球生态危机，也就意味着大法官尼尔·戈萨奇所不赞同的再分配和监管改革势在必行。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支持基本的自由主义规范。但是如果中左翼思想家希望能自圆其说，他们必须考虑激进的批评者的意见，以及美国目前的经济秩序无论如何都与民主的繁荣不相容。

[1] 译者注：快克，也称冰毒,化学名称甲基苯丙胺,为新一代毒品。

[2] 译者注：政党秘密会议，以推选候选人或决策等。

[3] 译者注：特指美国议员用冗长的发言阻挠议事的行为。

[4] 译者注：在美国的宪法史上，洛克纳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争议的阶段。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州和联邦的经济立法进行严格的宪法审查，做出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公民宪法经济权利的有争议性的判决。在这一段特定的时期内，经济立法与司法审查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同时也造成了国会以及总统与联邦最高法院之间的紧张关系，被认为是宪政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洛克纳时代」的说法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在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案中作出的判决。法院以5 4的投票认定纽约州规定面包坊工人日最高工时的立法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无效。

[5] 译者注：2016年11月，米奇·麦康奈尔连任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6] 译者注：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总统宣布了一个名为“填塞法院”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总统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过70岁但还没有退休的联邦法官。联邦最高法院也不例外。当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有六人的年龄已经超过70岁。总统可以借此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从原来的9名增加到1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