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必看】14位主编对谈华人传播学术期刊发展的十个议题

导言

黄煜：为了庆祝《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十周年，我们很高兴邀请大中华地区11本主要中英文传播学刊的负责人共聚香江，参加「华人传播研究与学术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在此，我们邀请各位学刊的主编与资深编辑介绍自己的学刊定位、投稿量与接受率、选稿标准与审稿考虑、专题的安排、不同地区期刊的作者情况并分享目前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我们也邀请大家探讨：华文传播期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TSSCI、CSSCI和SSCI等数据库对传播学期刊有何影响？目前传播研究有哪些新趋势？学刊在推动或改变这些趋势时有哪些做法？最后，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数字媒体时代，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日益纲络化，学刊的形式与出版的正当性是否正在转变？请大家畅所欲言。

陈韬文：十年前我们创办了《传播与社会学刊》。当时学刊创办的宗旨，是为了促进华语传播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十年来，这一社群不断扩大，水平也在共同提升，作为学刊的创办者我们深感欣慰。接着我们展开圆桌讨论，首先请大家简介一下各学刊的发展和运作状况，然后再讨论研究趋势和学刊未来的角色等较宏观的问题。

学刊的定位

罗文辉：《传播与社会学刊》由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于2007年创办，创刊宗旨有三点：第一，鼓励原创性的传播理论探索并发表原创及优秀的研究成果；第二，为中港台及海外华文传播研究者提供知性探讨的平台；第三，倡导跨学科传播学研究，促进华语传播学术主体的发展。学刊以刊登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播学研究论文为主，辅以著名学者学术对谈、传播论坛等栏目，让读者更深入掌握当今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成为“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收录期刊，2015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附属学刊，是全球获此殊荣的第一本非英文期刊。

唐绪军：《新闻与传播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创刊于1994年，初为季刊，后改为双月刊。多年来，该刊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期刊、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类期刊三大评价体系中均处于本学科专业学术期刊的领先位置。2013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我们藉此机会对之进行了全新改版，称之为“洗心革面”。所谓“洗心”，指的是内容方面，明确了“透视新闻、解析传播、专注研究”作为办刊理念，确立了“代表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中国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作为办刊追求，建立了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以保证刊发文章的质量；所谓“革面”，指的是形式方面，不仅缩短了刊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而且重新设计了开本、封面和内页，采用了网上投稿和编辑系统。

刘海龙：《国际新闻界》可以追溯到1961年，当时叫《国际新闻界简报》，更像是给中央、政府提供国外新闻界发展动态的刊物。本刊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刊载国内外新闻传播学各领域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创成果。之前教育部做了一个A刊评估，把国际的期刊和国内的四个期刊放在一起，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一篇文章和在国内这四个刊物上发一篇分量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导向是正确的。但后来遇到两个意见，一个是为什么要把英文刊物放进来，一个是为什么要把中文刊物放进来，现在教育部不再推动了。这其实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华文期刊定位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要办成英文期刊的中文版？在英文期刊发表的文章是不是翻译成中文就可以在我们这里发表？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我觉得是不是除了方法、规范以外，还有表达方式，我们能推动一种什么样的表达。

胡智锋：《现代传播》创办于1979年，正式出版于1983年，迄今已有37年历史。它的历史发展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至1990年，以服务学校教学为主，主要刊登北京广播学院老师的教学成果。这个阶段刊物过于内部化而显得层次不高、影响力有限。第二阶段是1990至1997年，以面向社会文化为要求，大胆地将学校内部的教学成果删减，而以展示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力图使刊物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文化期刊。但这一阶段由于办刊风格过于外部化，学术边界模糊，与主办单位北京广播学院的关联度削弱，也遭致了各个方面的压力。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今，这一阶段以传媒学术为主要要求。在综合对照中，我们确定了传媒学刊的办刊理念以及独特定位：与一般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相比，我们打“传媒牌”；与传媒业界机构创办的业务类、实践类期刊相比，我们打“学术牌”。这就是我们的独特定位。传媒学术的理念与定位，使得《现代传播》获得了稳健的发展状态，拥有了它特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我们将传媒的实践品格和学术理论品格相结合，始终以对话的姿态来架起传媒业界和学界沟通交流的平台和管道。

张涛甫：《新闻大学》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作为一家在新闻传播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有志于增进新闻传播专业知识理论创新。《新闻大学》于1981年创刊，办刊宗旨为：以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为主，结合新闻传播的实践，提高我国的新闻事业理论和总结新闻传播经验。本刊面向全国新闻传播学界、新闻媒体、新闻从业人员以及新闻爱好者。主要栏目包括：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学、新闻业务、广播电视、媒介经营管理、媒介与文化研究。

冯建三：《新闻学研究》于1967年创刊，当时台湾新闻传播教育才刚萌芽，相关系所未及十所，而政大新闻系以其长久历史创办学术刊物以带动新闻传播研究风气实责无旁贷。《新闻学研究》早期由「新闻研究所」独立支撑，外援不多。1999年起，本刊改为季刊形式。此后投稿论文篇数逐年递增，因而成为华人地区出版持续最为稳健之新闻传播学术季刊之一。2007年起本刊成为全球华人传播学术小区首本全文上网之期刊，自1967年春季创刊之第一篇论文至最新发表成品均可从世界各地自行浏览与下载，反映了本刊信奉“开放近用”（open access）之理想。本刊收录于TSSCI、CIOS、DOAJ及ELSEVIER等期刊数据库。2013年起，本刊的投稿与审稿过程均可在在线完成。

杨意菁：中华传播学会为台湾最具代表性之传播学会，于2002年创办《中华传播学刊》，每年出版两期，并于2005年起，获“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TSSCI）收录。本刊特色为：一，为华人传播研究社群提供对话的论坛；二，鼓励具开创性、前瞻性、反思性的传播研究；三，发扬传播知识的生活意义与社会贡献；四，促进传播学与其他学门的对话。

林富美：《传播研究与实践》于2011年1月创刊发行。2014年初，创刊三年后，首次申请科技部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之“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数据库（TSSCI），于2014年10月正式成为TSSCI所收录之核心期刊。2016年3月，荣获国家图书馆所颁赠之“最具影响力人社期刊奖传播类”第三名。本刊特色是扣紧台湾社会所关注之议题规划专题，公开征稿，期待与新闻传播产业及社会有更紧密之互动。

郝晓鸣：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及与亚洲媒体与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创刊于1990年，是一本国际化的匿名评审期刊。本刊希望为聚焦于亚洲或带有亚洲视角的高质量研究提供发表的平台。我们希望将亚太地区和亚洲学术群体的传播学研究介绍给更大范围的国际学者。

苏钥机：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C）于200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并由美国学术出版社Routledge负责印刷及发行。这本年轻的学术期刊于创刊后三年，便被纳入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SSCI，可说是快得令人有点意外。当时在国际上很少以英文出版而专门针对大中华的传播学术的期刊，而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华人传播学者的人数和能量也逐渐上升，因而令CJC这本期刊的学术角色受到重视，正好填补了一个刚冒出来的空隙。CJC的定位是面向大中华及海外的传播学者，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平台，并充分发挥香港的中介角色，让来自四方八面的英文学术稿件得以汇聚，共同促进大中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韦路：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CAP）创刊于2016年春季，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官方学术季刊，由SAGE出版，向全球发行，是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科第一本真正同行评议的英文学术期刊。CAP的刊名清晰点出了该刊关注的焦点：传播与公众之间的互构关系。首先，该刊主要考虑与公共传播有关的研究，也即在公共空间发生的、与公众有关的传播现象。其次，该刊旨在进一步凸显当前有关“公共”（public）和“公众”（the public）概念各种用法的学术争论。第三，作为根植大陆、面向全球的一本国际期刊，CAP始终关注传播现象的全球背景，致力于探索全球化进程对公共和公众概念的重构，尤其重视在当前全球系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以及全球多元观点的交锋与融合。

投稿量及接受率

罗文辉：《传播与社会学刊》从2011年到2015年每年收到的稿件大约在90到95篇左右，稿件来源有限，所以我们非常珍惜每一篇稿件。《传播与社会学刊》的接受率平均大概为24%、25%。我们每年会举办一个工作坊出一期专刊，如果把工作坊收到的所有摘要计算进去，《传播与社会学刊》的接受率其实只有13%左右。

唐绪军：《新闻与传播研究》每月的来稿量约为120篇左右，每期的用稿量大约为10篇左右。除去约稿，自然投稿的接受率大约为4%–5%。

刘海龙：《国际新闻界》不设任何门坎，故而投稿量比较大，每年总共会接收2,000多篇稿件，采用率大概在5%左右。这里面有一些稿子明显不符合我们期刊的要求，如果排除这些稿子，用稿率其实没有这么低。

胡智锋：《现代传播》兼跨业界和学界，刊物的稿件来源相当丰富，既有院校教师、学生，又有传媒业界的从业者，每年的来稿量至少有5,000–6,000篇，每年的用稿量大约是300-400篇，用稿比率低于10%。

张涛甫：《新闻大学》期刊投稿量与接受量在8:1左右。

冯建三：《新闻学研究》从2004至2015的12年期间，假使进稿量以2008作为标准（使其为100），那么，刊物从2004年以来，稿量是逐年增加，至2008年到最高峰，其后2011年还能维持这个水平，但2012年至今，呈现递减的趋势，至2014年退回2008年水平，2015年又要稍低些。进稿量下滑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好事情，就是我们同型的刊物增加了，稿量分散了。另一个原因也是目前很多中文期刊遇到的困难，我猜测是很多学者转写英文。《新闻学研究》2006–2015年的退稿率在52.27%至91.66%不等。

杨意菁：《中华传播学刊》投稿量相当稳定，虽自2014年《传播研究与实践》收录于TSSCI后，本刊投稿量受到些微影响，整体论文退稿率仍然不低。近十年以来，每年退稿率最高为82.6%，最低60%。由此可知TSSCI期刊，对于投稿者来说的确具有吸引力。

林富美：《传播研究与实践》2011年创刊，2013年至2015年投稿量持续上升。2015年的退稿率为51%。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目前每年收到300多篇稿件，其中大约有5%的稿件是从事工程学研究的作者错投给我们的，因此我们真正收到的稿件应该是一年近300篇，远远超过我们每年可刊登的数量（32–36篇）。在过去三年中（截止2016年8月24日），我们对来自52个国家的897篇稿件做出审稿决定，其中被接受的稿件为95篇，接受率为10.59%。

苏钥机：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近几年的投稿量不断增加，到了2015年数目接近150篇。而文稿的接受率在近几年颇为稳定，现时约为20%。

韦路：目前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正式出版或录用的原创研究论文16篇（邀请的评论文章除外），投稿论文80篇，接受率为20%。

选稿原则及论文评审

罗文辉：《传播与社会学刊》欢迎各种文章，新闻传播各领域文章我们都有刊登，基本上没有特别偏好。只要跟传播有关系，我们都欢迎。大家认为主编专门做量化研究，是不是对量化文章有偏好？其实没有。我们刊登的量化研究比例不到30%，质化研究比例较高，最多是访谈，其次是个案分析、文本分析。我们当然希望作者的投稿能够质化量化结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论文评审方面，收到稿件后我和执行编辑会先看，如果这篇文章符合我们的规定，会把这篇文章送给一位责任编辑负责，请他看看这篇文章值不值得送外审。如果可以送审，责编就会请两位匿名评审评阅稿件，收到评审意见后会要求作者修改、接受或退稿。当然通常会修改，有时要修改很多遍。最后修改完毕，责任编辑会把文章送给我，由我做最后决定是否要接受。一般来讲，我会尊重责任编辑的看法。

唐绪军：《新闻与传播研究》的选稿原则，首先必须政治正确，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有创新性，或在思想上有所建树，或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或对老问题给出了新解释，或对新现象提出了新观点；第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对新闻传播热点问题的长时观察、学理探究和深度思考；第四，注重让学术在争鸣中前进；第五，认稿不认人。通常，编辑根据以上原则对自然来稿先行初选，但有时也会根据一些特定的情势优先考虑某些特定的稿件。比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2014年下半年起，我们就优先刊发与此主题相关的学术文章。在选稿中，我们不拘泥于名家，只要论文写得够水平，无名小卒的文章我们也刊发。2015年以来，我们先后刊发了多篇青年学子的文章。在论文评审方面，我们2013年起开始建立双盲的匿名评审制度。经过两年多的运作，2015年期刊匿名审稿专家库由2013年的30人扩充为150人，几乎囊括了新闻传播学科全国最优秀的专家学者，也充实了一些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从2015年起，全面实现双盲匿名评审制度。

刘海龙：《国际新闻界》的选稿首先看是否有问题意识，能够切中现实的和理论的重大问题。其次看是否具有理论上的贡献，具有创新性。第三是写作和论证是否遵守学术规范。编辑部会做初步筛选，是否值得刊登主要还是交给匿名审稿人和各级编辑把关。目前的论文评审主要有四个环节。一是匿名审稿人审稿。我们目前有100多名海内外的匿名评审专家参与这一环节，我们会根据稿件的题目分给在本领域有特长的审稿人评审。这个环节是双盲的，彼此匿名，双方在修改过程中的信息沟通都要通过编辑部中转。第二个环节是栏目主持。通过匿名评审的稿件会按栏目分到不同的主持人那里。主持人主要是由我院各个领域的专家担任，有些栏目的主持人不止一人，这样可以对匿名审稿人标准不一致做一些纠正。第三个环节是主编助理审稿。最后再由主编进行终审，对所有稿件做统一权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环节，在外审和编辑部的权力之间取得平衡。匿名审稿人体现的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最后两个环节则体现了我们编辑部的导向。经常有稿件已经通过前面所有评审和修改，但是因为达不到其他稿件的平均水平到这里被退稿的。此外，我们每月会有一次编辑部会议，一些疑难稿件会在编辑部上讨论。

胡智锋：《现代传播》的评审践行“三审制”，首先由责任编辑进行初步审核，然后由编辑部进行整体审核，最后由编前会进行最后审核。关于评审的标准，这里有很多问题，比如宽和严的问题，我们也曾经考虑过彻底的双盲，但是用了不到半年就发现出现稿荒。也有时间成本的问题，来来往往的信件太麻烦。我们对有争议的问题采取双盲，一般情况下相信编辑部的决定。编辑部的编辑都是教授级，本身在这个领域耕耘很多年，应该有判断能力。在选稿原则方面，《现代传播》有相当多传媒业界的稿子，在中国还没有一家期刊像我们一样和业界保持比较密切的互动，如果我们跟业界互动斩掉了，那我们的特色也没了，我们对真正的中国传媒界改革创新的、新鲜的促动也会消失。传媒业界热切地拥抱我们，我们没有必要抛弃他们。尽管他们跟学术有时隔得比较远，但是他们新鲜的新闻实践、传媒实践，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因此，我们决定留下这个特色，尽管可能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讲，会降低我们的学术水平。但如果太过考虑学术本身的纯洁，我们将丢掉自己的特色，也会冷落了传媒业界。《现代传播》扮演的角色是在业界和学界之间搭一个桥梁。

张涛甫：《新闻大学》把握稿件的原则有两点：新意、规范。判断稿件的“新意”：一看选题有无新意，看稿件论及的问题是不是具有前沿性，是不是真问题；二是看稿件对问题的切入视角是否有新意。有的稿件所论及的问题虽不是新问题，但切入的角度有新意，我们也会关注；三是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是不是有新意；四是新的研究发现。所谓的“规范”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理论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无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应有规范性的要求；二是学术表达的规范性；三是学术伦理的规范性。论文评审审稿要经历三个环节：栏目编辑初审；匿名评审；主编终审。我们既注重学术期刊的通行规则，注重匿名审稿规范性，也注重发挥本刊的传统规则，注重发挥栏目编辑的专业优势。

杨意菁：《中华传播学刊》对于投稿文章，只要是合乎学刊宗旨与特色，皆欢迎投稿，并依据评审结果判定刊登与否，不优先考虑任何稿件或主题。一般而言，投稿文章只会先进行形式审查，诸如文章主题是否与传播领域有关、文章字数、引用格式等，只要合乎形式审查后，即可进入论文审查阶段。由于期刊使用在线投稿与在线审稿机制，方便编务管理以及系统性的数据整理，因此初审时程皆能掌握在三个月内完成。

林富美：只要符合《传播研究与实践》内容方向，不管是传播研究或实践的论文，我们都会请编辑委员会推荐送审名单，再由主编决定送审顺序。主编也会视需要加入适当的审查人。审查制度方面，研究论文将送请2至3名学者专家进行匿名审查。本刊主编考虑期刊定位和特色，对于通过匿名审查的来稿内容有建议修改权。研究论文审查（包括编辑委员会内部审查、评审审查、主编审查、作者修改）约花费3至6个月。当两名匿名审查者意见不同时，将送交第三位匿名审查员评审，再由编辑委员会决议是否刊登。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的选搞原则与其他学刊的选搞原则基本相同，首先要求的是创新。具体来说就是看一项研究在理论、视角、方法和成果方面是否有新意，在知识拓展和客观事实展现方面是否有独特贡献。除了这些基本要求外，我们发表的文章一定要与亚洲有关，或者是探讨某个亚洲独特的问题，或者是以亚洲的视角去研究一个世界共同的问题。在选择稿件方面我们会优先考虑那些在理论方面有所贡献的研究成果。在保证稿件质量的前提下，我们也会特别关照一些传播学研究不太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论文的评审工作是采取双盲审的方式进行的。每篇收到的论文由主编进行初步筛选，那些在选题、立论和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缺陷的稿件会被直接退稿。主编初步核审后把稿件传给责任编辑（由一位副主编担任），责任编辑如果认为稿件存在重大问题会建议主编直接退稿，否则责任编辑会将稿件送给适当的阅稿人评审。每篇稿件会交给两个以上的阅稿人审阅。阅稿人会根据稿件的质量提出退稿、小改、大改或接受的建议，责任编辑根据阅稿人的建议和自己对稿件的看法（特别是当阅稿人意见不一致时）提出自己的建议，由主编做出最后决定，并通知作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稿件在一审过程中被直接接受。一般一篇稿件一般都要通过二审和三审才会被接受，个别稿件还会经过四审五审。

苏钥机：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选稿原则，首先是以学术素质为最高考虑，文章要言之有物及有真知灼见。当然学刊的定位是和中国、华人或大中华有关，所以文章内容也应如是。我们乐见不同国籍及来自不同地方的学者投稿，只要稿件和大中华地区的传播议题或现象有关即可。我们秉承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学术传统，不限于某些研究领域、理论取向或研究方法，特别欢迎比较性的研究，它可涉及大中华地区之间的比较，也可谈及大中华地区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有关论文评审的过程，接到投稿后编辑将作初步审视，认为符合基本条件的话，就送出作匿名评审，由最少两名对题目熟悉的学者进行审查。评审者的意见之后会送回作者供参考，结论可以是接纳、修改后重新提交或不被接受。作者被邀请修改及重投之后，评审者再次审阅及给予意见。通常整个过程在半年内应可完成，我们希望能尽量将评审过程的时间缩短，让作者更快知道结果。接受文稿之后，我们会先安排在网上刊出，随后的印刷版应在一年内可以看到。

韦路：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发表文章类型和选稿原则如下，研究论文：每期发表约5–6篇原创研究论文。论文可以采用任何研究方法，必须言之有物，言之有据。专题论坛：每期将围绕某一具体专题征集评论文章或研究论文，要求作者围绕指定专题撰写批评或响应文章。评论文章为客座主编邀请发表，研究论文为公开征稿，匿名评审发表。翻译论文：将不定期遴选中国大陆优秀中文期刊论文进行翻译，以专题形式在CAP进行发表。书评：每期将发表书评文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投稿或编辑特邀的单本着作书评文章，一类是围绕某一专题或领域对相关著作进行综述的书评。CAP特别鼓励非欧美著作的书评文章，尤其是大中华地区出版的中文著作。除了学术著作之外，CAP也发表与本刊宗旨相关的大众读物和行业出版物书评。在论文评审方面，CAP采取国际通行的匿名评审制度，每篇论文将由两位专家进行评审，如果两位专家意见相左，主编将寻求第三位专家的意见，最终决定由主编综合决定。

专题安排

罗文辉：《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创意之一是每年举办一个工作坊来吸引优秀论文。工作坊每年1月或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每年都有非常多学者投稿。每年3月我们会发出工作坊邀请函，请大家写两千字左右的长摘要投稿，由工作坊委员会审核这些摘要。过去十年，我们的专刊（工作坊）涵盖华语电影、新媒体事件、危机传播、电视剧文化、新闻与阅听人、健康传播、媒介伦理、传播教育和数字科技对新闻的冲击等不同主题。2009年，我们收到119篇，接受的摘要只有9篇。2014年、2015年，我们收到90篇、67篇摘要。摘要的接受率大概在13%至14%左右。这些摘要接受后，我们会要求作者提交完整的论文，在工作坊上发表。我们也邀请作者于1月或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停留一个月修改论文，并把修改的论文投给《传播与社会学刊》的专刊。每年有10篇左右的文章在工作坊报告，这些论文送匿名外审后大概会有5篇被接受，刊登于专刊上。

唐绪军：《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专题组稿通常有以下三种形式：其一是通过工作坊组织稿件。比如，2015年第7、8期我们刊发了由复旦大学“可沟通城市指针体系建构”系列研究成果共6篇。其二是通过研讨会选择优秀稿件。比如，2014年9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瑞典隆德大学在北京共同承办了“第五届中国—北欧妇女与性别国际研讨会”，本刊特别组织了一期增刊，刊发国内外学者文章12篇。其三是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开设的专题。201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受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托，着手编制《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我们于2014年第7期起开设了“《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过程文存”专栏，每期刊登2至3篇文稿。迄今，这个专题还在进行中。

刘海龙：《国际新闻界》的专题来源比较多。一是杂志编辑部集体出题目，公开征集。二是约稿，或通过工作坊、会议获得一组主题相近的稿子。三是根据需要直接委托在某个问题上具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来组稿，这些学者有人大新闻学院的，也有其他学校的。四是在我们的投稿系统中发现有类似性的稿子碰巧可以组成一个专题。过去我们每一期都有固定的“本期话题”，已经形成传统，最近我们把它变得更灵活，如果没有合适专题也不必削足适履。

张涛甫：《新闻大学》从2016年改版后，同时加大了对专题的策划、投入。专题一定要做到引领性，我们这个学科太不缺乏问题了，缺乏的是引领性，我们在往这个方向走。截至目前，我们组织了四期专题。这些专题围绕数据新闻、华莱坞电影、国际传播、电信与广电规制等主题进行了前沿、深入的探讨。但是，这些专题距离我们的预期还有不小距离。今后我们将强化专题的引领性、学术性，提升每一篇专题论文的质量。在策划方面，强化与专题论文作者的深度沟通，强化专题论文之间的结构和逻辑关联，形成集聚效应。

杨意菁：《中华传播学刊》试图就新兴的传播议题或现象积极开发专题论坛，期望能对本土理论的发展和应用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至于期刊专题的安排，需要较长时间规划，但由于学刊两年更换主编，因此对于专题的规划，除非前任主编事先规划，否则第一年在时间上较为匆促。目前专题规划方式，除由主编与编辑委员讨论规划之外，亦曾邀请学术社群较为资深的老师担任客座主编筹组专题论文。这个做法，除了能够扩展更多学术思维，丰富期刊论文来源，亦能解决期刊编务的繁忙。但如何找到热心服务又兼具筹组专题与研究能力的教授，恐是另一个重要问题。

林富美：《传播研究与实践》的特色是强调研究与实践并行，它的最大特点是研究或是价值关怀都与社会的脉动和社会情境扣连。怎么去维持一个开放性？让一般的论文能够进到这个期刊，可是又捍卫我们的这个特色？我们主编能够做的就是企划专题，透过一些专题的企划来维持这个刊物重要的特色。比如台湾在反媒体垄断、太阳花运动、香港占中的时候，都会企划相关的专题，维持我们期刊的定位。我们在企划专题时，也会有类似口述历史的心态，透过访问去把它写成一个专题。当然学术的严谨度不是很强，但它能够与时俱进，为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做一些历史性记录。我们的专题大概会花一年以上在编委会讨论，主编会就讨论的一些结论再去请教编辑的顾问团，然后把这个主题确定及公开。公开是期望大家投稿，此外主编也会主动邀稿，目前的退稿率维持在45%到50%之间。

郝晓鸣：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一般会在每年发行的六期中安排一到两期专刊。专刊可以是我们主动邀请相关的学者组织的，也可以是应相关学者的要求设立的。专刊的确立要由受邀或主动请缨的学者先提出一个专刊的建议书，由编委会（主编、副主编和书评主编组成）批准。在选题方面主要考虑选题的重要性与可行性（有足够的稿件）以及专刊主编的资质。所有专刊稿件也要经过匿名评审，主编会根据专刊主编的资质和经验决定自己参与审阅的程度，可以把审阅过程完全交给专刊主编负责，也可以自己主持一审的工作。不管主编参与审阅的程度如何，他对所有接受稿件都有最后决定权。

苏钥机：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每年10月面向全球传播学者征集专题计划，学者可在次年1 月以前提交专题计划。编委会收到计划后会进行评选，以决定专辑主题。专辑编辑与编委会拟定征稿启事，面向全球学者征稿，收到稿件后按照匿名评审程序进行评审，以确保文章的质素和公平性。过去几年间，我们出版过的专辑题目包括：创意工业的国际化、集体主义和中国传播、中国小区中冒起的传媒和挑战、中国论述面面观、中国媒体和全球化、媒体与国家关系、作为比拚场域的新闻奖、健康传播、中国农村的互联网发展、媒体和雨伞运动、在非洲的中国之声等。

韦路：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每年举行一次传播与公共性国际学术研讨会，遴选优秀论文作为专辑出版。2015年首届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主题为“社交媒体与公共参与”。2016年年会在宾大沃顿中国中心召开，主题为“身体、生活空间与移动媒介”。从2017年开始，CAP计划将这一会议以ICA Pre-conference的形式召开，以吸引更多国际学者参与，提升论文质量和刊物影响。此外，CAP还积极邀请客座主编进行专题组稿，第2期已发表悉尼科技大学Wanning Sun教授客座主编的专题：Gender, Sexuality  and Transgressive Publics。第3期将推出威斯康辛大学Lewis Friedland 教授客座主编的博士生专辑：Trending。第4期将推出宾大传播学院Jessa Lingel教授客座主编的专辑：The Other Internet。目前还有两期专题在公开征稿。第4期还将发表潘忠党教授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组织发表的“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专题论文的英译，希望较为系统地将优秀中文传播研究成果推向全球。

作者地域分布

罗文辉：《传播与社会学刊》的作者主要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最多的是来自台湾，约占30%，香港约占27%，内地约占26%，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约占8%。我们希望作者分布的地区能够更广。我们投稿的稿源最多的来自大陆。作者的性别比例相当平衡。

唐绪军：《新闻与传播研究》对作者的地域没有限制，但对作者的单位有所限制。我们规定，除了专题，同一单位的作者同一期只能有一篇文章。总体来看，上海、北京两地的作者刊文较多。

刘海龙：《国际新闻界》的作者主要还是来自内地，最近几年也开始刊登英文稿件。海外来的投稿开始增多。经过上一任陈力丹主编的努力，我们期刊的自稿率降到了20%以下（这个数字看似高，但是从人大新闻学院教师和博士生的学术生产能力来看，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低，结果导致大量好稿「流失」到其他期刊），让《国际新闻界》成为一个真正公平的“学术公器”。我们对2015年《国际新闻界》刊登的100多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做了一个统计。数据显示有93%的通讯作者来自内地，3.1%来自港台，3.9%来自海外。非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通讯作者占81.3%。通讯作者的职称分布是：教授27.3%，副教授28.1%，讲师和助教21.1%，博士生15.6%，硕士生0.8%，其他（主要是新闻传播业务单位）7.1%。通讯作者中985、211高校占56.3%，其他高校占35.9%，海外高校占7%，研究机构占0.8%。

胡智锋：《现代传播》的作者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而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作者占比相对较低。相当大一部分作者来自传媒业界。

张涛甫：《新闻大学》的作者主要来自内地高校，也有部分来自业界的。此外，也有少数海外作者，包括英、美、加以及港、台作者。今年改版后，我们增设了海外编委，意在加强《新闻大学》的国际化，吸引更多的海外作者来稿，主要是海外华人作者的来稿。从内地作者分布情况来看，《新闻大学》的内地作者分布几乎遍及东、中、西部地区，作者多为高校教师，也有部分新闻传播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媒体从业者。

冯建三：假设台湾在传播领域的学术工作者超过四百位，如果其中七成以上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并且一人一年撰述一篇中文论述，那么每年按理会有两、三百篇论文投递至各个期刊。由于《新闻学研究》创刊最久，且从1999年由半年刊转为季刊，加诸2000年起台湾的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委员会（2014年改制为科技部）推动建制的数据库收录本刊，可能增加作者投稿本刊的意愿，其稿量在相当时间内也就应该稳定增加。但从数据上来看，事实仅有部份符合这个预期，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是逆反趋势。另一个现象是，具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职称且工作地点是台湾的作者，仅占《新闻学研究》总稿量50%左右，亦即一年投稿至《新闻学研究》而在台湾任职且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仅在四十多至六十多人。

杨意菁：《中华传播学刊》作者来源则以台湾地区作者为主，占95.1%，只有少数投稿者来自香港与大陆，未来也欢迎两岸四地的华人学者投稿。投稿论文的作者职别，以副教授职别为最多，占29%；其次是教授，比例为25.7%，助理教授则为23.7%，另有15.9%为硕博士生，由此可知，硕博士论文只要撰写质量良好，一样可以刊登于TSSCI期刊。

林富美：《传播研究与实践》2013–2015年收到105篇稿件，其中只有5篇是非台湾学术机构作者的投稿。另翁秀琪主编会向海外专家（如李金铨、Alain Brossat、Douglas Kellner 等）主动邀稿。

郝晓鸣：投稿《亚洲传播学报》最多的五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美国（185）、中国大陆（94）、印度（94）、韩国（91）、香港（55）。来自这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稿件的接受率分别为香港（20%）、美国（19.46%）、韩国（13.19%）中国（8.51%）、印度（1.05%）。来自美国、香港、韩国和中国的作者大部分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或在读博士生，而来自印度的作者大多没有博士学位。

苏钥机：从创刊至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刊登论文的第一作者中，约35%来自美国、来自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的作者各占约15%，此外还有作者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及新加坡等地。近年CJC的中国大陆投稿者比例上升了，来自美国的则稍为下降。

韦路：目前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出版的3期文章中，总共包括来自11个国家的65位作者，其中美国作者43位，占三分之二左右，主导地位较为明显。中国以9位作者（包括2位香港作者）名列第二，占总数的13.8%。以色列3位，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各2位，加拿大、新加坡、奥地利、瑞典、丹麦和韩国各1位。

学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唐绪军：现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到底哪些论文属于新闻学、传播学范畴的，哪些不是？由于当今传播学渗透进各个学科，而各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在从事与传播相关的研究，其结果是投稿本刊的一些论文可以说是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或文化研究，仅仅只是跟新闻学和传播学沾一点边，对这样的文章该怎么处理？常常使我们左右为难。也有学者建议干脆设一个跨学科栏目，把此类文章置于这一栏目下，以扩展新闻学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对此建议我们还在评估中。此外，匿名评审专家的使用也是个问题。我们聘请的匿名评审专家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但这样的学者往往都很忙，很难按时审回稿件。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尽量使用一些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作为匿名评审专家。这样做的好处是，中青年学者积极性比较高，能够保证按时回审率，但是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稿件的通过率比较低，往往两轮审下来，全听审稿专家的，就无稿可用了。

黄煜：今天讨论中一个反复呈现的问题就是：传播学刊物经常收到一些好像有点关系、但很多时候又觉得没什么关系的稿件。那么我们核心的知识在哪里？这个问题在各个学科中都存在，不同学科的期刊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知识革命和疆域再造的过程，我自己很希望我们的学刊能够做一个集体的努力，看看传播学、新闻学或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学中，传统的疆域在多大程度上被改造了。由于新的知识的涌入，传播学的核心知识的内在的肌理和知识本身再造的过程其实改变得很厉害。从这个意义来说，其实各个学刊都在为创新和转换这个范式做出努力。可能我们意识到了，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可以和以前拉扎斯菲尔德那时候带入传播学的一批知识和现在带入的知识做一些比较，可以发现传播学的知识革命也在悄悄地开展，其实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它的疆域在哪里，它的路程该怎么走，这个才是比较困惑和实际上常常挑战我们智理的。比如有时候我们看很年轻的学者写来的文章，几乎看不太懂，不知道是写得不好，还是我们的知识已经完全被颠覆了。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主编思想能够解放再解放，开明再开明。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故事，很多被著名的学报不断地拒绝，最后在一个边缘的学刊生长成大树，我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在我们这些学刊里更多地流传。

刘海龙：和隶属报业集团的刊物或学校级别的学报相比，《国际新闻界》这种学院办的期刊缺乏正式人员编制，大部分人员都是兼职当差。他们有沉重的教学科研压力，无法投入太多。这种小作坊式的办刊方式困难不少。一是管理体制比较落后，人财物的自主性都比较小。除了编辑期刊内容外，很难开展其他活动，不适应媒体融合的现实发展，也不能与时俱进地为学术共同体提供更好的服务。二是整体上看，目前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平均水平还不高，好稿还是太少。有一些课题稿件，从立项时就缺乏学理，完全是配合政治需求，到发表时压力大，粗制滥造。不少稿子其实我们是不太满意的，因为版面填不满，只能矮个里拔高个。三是匿名评审制和审稿环节多导致审稿周期比较长。因为稿件多，审稿人有限，且基本是义务劳动，有些稿子的审稿周期就会比较长，导致投稿人和审稿人都有一定不满和抵触。四是前几年大家一股风地改了月刊，导致发稿量增加，编辑周期缩短，节奏过快，捉襟见肘。

胡智锋：目前《现代传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创造力、水平拔尖的力作相对欠缺，这与中国大陆的传播领域学者正处于年龄交替之时有关。

张涛甫：《新闻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稿子质量。没有质量保证，期刊难以办好。我们期刊的稿源充沛，但好稿不甚多。为此，我们要拓展稿源。我们将发挥栏目编辑的专业优势，发掘他们的学脉资源，吸纳更多的优秀作者把他们优质的稿子投给我们。另外，要需要加大策划的力度，编辑端口前移，做好提前量，围绕一些前沿论题，提前定制优质稿件。

杨意菁：《中华传播学刊》运作多年，虽处于稳健运作状态，但仍不免面临以下几点挑战：第一，如何扩增稿源。目前竞争期刊增加，再加上升等条件放宽，未来投稿必要性减低，这些对我们增加稿源是一个挑战。第二，邀请评审委员。评审委员难以寻找，究竟是学术服务还是免费劳工？此外，评审意见极化的问题也存在。第三，TSSCI评鉴制度，对台湾传播期刊也有不小影响。评鉴制度的合理性需要探讨，一旦制度改变可能又会带来挑战。第四，编务人员的稳定性，学校办刊和学会办刊的期刊，在编务人员的稳定性上有所不同。第五，纸本期刊与电子期刊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下载权限与商业化学术出版、剽窃、保存等等问题。

林富美：《传播研究与实践》最主要的问题是邀请审查委员，目前学术社群，研究、教学与服务的责任越来越重，如何找到专长适切，能于忙碌中情义相挺的审稿人，着实不易。本刊会请编委多提一些评审人选，以应付审稿期程压力下，能如期、如质地完成审稿机制与质量管理。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的主要问题是缺少高水平的稿件。我们收到的稿件数量很多，但高水平的稿件还是很少。虽然最近几年来自在亚洲工作的学者和学生的稿件增加了很多，但这些稿件在选题、研究方法和规范化方面都还有一定差距。我们刊发的稿件主要来自青年学者和博士生，资深的学者们还是倾向于把稿件投向那些影响力更大的刊物。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在SSCI刊物中的排名，作为一个区域性综合性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的读者群是有局限性的，而在这些读者中能够在SSCI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数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所发表的文章不可能会被很多在其他SSCI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引用。虽然我们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使《亚洲传播学报》不可能成为一份引用率极高的学报，但在SSCI传播期刊的排名上我们仍然希望我们期刊的影响因子会有所增长。稿件数量大自然需要更多阅稿人，在这方面我们也面对一定的困难。

苏钥机：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稿的水平颇为参差不齐。投稿的数量不缺，但一些学者所写的文章以描述性的内容为主，缺乏理论框架和意义，没有就相关领域提供新的知识或独到见解。另一个问题是，现在邀请评审学者有相当困难，颇多被邀的学者都婉拒，相信是他们都很忙碌，未能花时间作评审。有些答应审稿，但在到限期时仍未完成工作，于是要再多花时间等候，结果是评审过程比预期长。

韦路：作为一本新刊物，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知名度较低，导致投稿数量、特别是质量较低，稿源压力较大。目前主要靠邀请稿件和客座主编专题为主。另外，寻找论文评审专家也存在困难，往往一篇稿子要发多个邀请才能确定两位审稿人。书评组稿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华文传播学刊面对的挑战 

唐绪军：我认为学科边界的不清晰和研究范式的芜杂可能是当前华文传播学刊面对的主要问题。但各个期刊的情况不一样，面对的挑战也各不相同。我觉得，对我们期刊来说，缺乏原创性的理论文章可能是最大的挑战。

刘海龙：总的来看，我比较乐观。我认为华文传播学刊的论文质量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内地的刊物近年来进步很大。相信随着新生代的崛起和大量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作者加入，内地传播期刊与国际期刊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能否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与风格。期刊能否关注中国的问题，或者说真正让中国研究者 / 读者有共鸣和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变成国际期刊的中文版。我们希望稿件能够有更宏观的理论或现实关怀，而不是仅仅讨论局部的技术问题。当然，这不是说符合学术规范的小问题的讨论我们不需要，而是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应该带有全局意识和现实关怀。另外就是学术风格的多样化，尤其是表达方式的多样化，而不是千篇一律八股文似的写法，尽量增加可读性和思想性。当然，改进语言的背后则是研究范式、理论的建设，很难一夕可成，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发掘和培养一批风格独特的学者成为我们的作者。

另一个挑战是我们这些研究（新）媒体的学者自己办的刊物却正是我们批评的那种“旧媒体”。如何跟随我们原有的读者迁移到新媒体平台，如何让更多的学者和年轻的学生读到我们的文章，并对之产生兴趣，既不能丢掉学术水平，又要吸引读者，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胡智锋：当前华文传播学刊在如下三个方面面临着共同问题。第一，传播学术的困顿，带来的传播学术期刊所面临的压力。当下传播学核心的规定性受人质疑：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发展使得如今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传播，传播研究有了广泛的适用性；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当所有领域都在做传播研究的时候，传播学就缺乏独立内在的学术、学科规定性。这使得在中国原本发展并不充分的传播研究，出现了弥漫和泛化。相应的，这也成为传播学术期刊面临的问题。传播学术研究的广泛适用性，给了传播学术期刊广泛涉猎多学科的机会；但同时我们又难以凝聚核心的学术边界和规定性，缺乏独特的内容领域。

第二，传播教育的困顿，也带来了传播学术期刊的困惑。当下特别是在新闻教育领域，由于媒介发展的快速变化，使得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在发生着颠覆性的格局变化。显然，新媒体特别是社交类媒体占据了人类生活更大量的时间和空间，使得传统媒体生存面临着巨大压力。这样一个传媒格局的变化，使得传媒领域特别是传播教育面临挑战。以传统媒体为主形成的一整套学术话语面临着困境状况，而适应新的传播教育的理念还需要时间来形成。同时，传播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裂缝，也使得它举步维艰。相对应的传播学术期刊应该提供怎样的信息和思想，为什么样的学者和学生服务，这也是伴随着传播教育的困惑而产生的难题。

第三，“期刊”作为一个媒体样态本身，面临着纸质媒体的整体衰落，数字媒体的整体上升的局面。作为最传统的媒体样态，传播学术期刊本身就是以纸质杂志形态出现，与其他纸质媒体一样，在当下数字化浪潮席卷下，越来越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人们查找、阅读、存储文献的方式，越来越依赖在线的、数字的、电子的内容。这就使得我们本来就费用高昂的纸版期刊印刷，陷入比较尴尬的状态。是全面使用电子版而替代纸质版，还是采用其他方法，这是传播学刊面临的共性问题。

张涛甫：当前华文传播学刊面临多重挤压：一是外部挤压，主要是国际同类期刊的强劲挤压。随着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华人学者跻身国际学术期刊，甚至不乏跻身国际顶尖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作者。这固然提升了华人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会稀释华人传播学刊的优质稿源。不少有国际学术发表能力的作者把好稿或主要精力投入到国际期刊上了，这就会摊薄了优质学术资源。二是内部挤压，即华人传播学刊内部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以及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在一定时期内，好的作者、好的稿子数量有限，你多了，我就少了。因此，要整体提高华文传播学刊的学术水平，短期内恐怕不行。我认为可行策略是，减少同质化竞争，提倡差异化竞争。

杨意菁：近年来，新传播科技的发达，社群媒体的扩大使用，皆让新媒体、新科技等相关主题成为各大期刊一般论文与专题论文的宠儿，但面对此一现象，是喜也是忧。喜的是，学术论文原本就该求新求变，最新的传播热门现象，绝对值得学术研究加以探索。但是追求新潮之外，传播既有或是传统的一些概念主题（或是传播最根本的问题），以及长久以来应关注而未被关注的问题，也是值得探索的研究重点。因此，《中华传播学刊》期许未来除了抓住时代脉动外，亦能回顾最扎实、最根本以及未被关注的传播问题与概念，如传播典范的再思辨、阅听人概念的探源与流变、跨文化流动、或是议题设定理论等重要理论的变革与创新等等，而此也是本刊认为未来值得探索的重要主题。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作为英文刊物，与华文传播学刊所遇到的挑战有所不同。在我看来，分散在两岸三地的华文传播学刊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调和东西方在传播学研究上的差异，确立华文传播学研究的标准和方向。目前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华文传播学刊与海外传播学刊在选题、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方面比较近似，但和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传播学刊有非常大的不同。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比较晚，同时受到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文化所强调的实用性和政策性的影响，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海外传播学研究的体系和风格，在选题、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方面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和高低区分，需要通过大陆和两岸三地及海外学者更多交流来寻求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学术评估体系。但大陆学刊首先需要向台湾、香港和海外学刊学习的地方是要建立完善的匿名评审制度，确保学术评估的公平。

苏钥机：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作为一本英文期刊，有其特色也有其限制。它希望发挥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令外国学者也知道华人传播研究的成果，甚至加入投稿行列。但英文期刊的对象只限于懂英文的读者，因而未能包括一些不惯用英文的中国大陆学者。幸而不同学刊之间似乎有某种分工，能够共同组成一个较完整并互补的学术出版平台。展望将来，会有更多年轻的中国学者懂得及使用英文，CJC的读者和作者人数也会增加。当然每本期刊都要面对日益剧烈的竞争，大家都在争取更多的优良稿件，相信这种良性竞争能促进华人传播学术的发展。

CSSCI、TSSCI及SSCI 对华文传播学刊的影响

唐绪军：对《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影响似乎不大。

刘海龙：从目前来看，SSCI对国内新闻传播类期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双方感兴趣的题目和表达方式还是有一定差异。CSSCI对期刊的影响也比较间接，我们有自己的标准，目前来看，学术共同体也比较认可，所以对排名并不太在意。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引文评价标准，期刊也还是会考虑读者的阅读情况。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新闻史的论文，有了引文系统，我们发现这样的文章引用率很低。这给了我们启示：它可以发在更专业的新闻史期刊上，我们期刊话题更综合一些，读者可能并不关注这种研究。从这一点上来看，CSSCI确实影响了我们，但是这种影响未必都是负面的。对内地传播学刊影响更大的是各级课题。这些题目背后的思维方式比较单一，多是做政策注释，或者是对策性研究，不少题目大而空，缺乏理论意义。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者们趋之若鹜，自我规训，导致了学刊来稿充斥着类似导向的研究，有时因为稿件不够，还要勉为其难刊登，结果又造成一定导向上的误解，我们也很无奈。同时这类课题结项压力大，主持者还经常在正常审稿程序外做工作，造成不少问题。

冯建三：最近两三年我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电话说你有没有论文要在SSCI发表？你需不需要帮你修改稿件？我怀疑是不是有很多人转写英文，不一定是期刊，可能是会议论文。我个人这种观察好像也不无道理，我常常去不同的学校评审新的入职申请者，看到他们的著作，确实很多是英文的。我们创作的不自由就出现了。你的英文再怎么好，总不会比母语好。我们也不歧视英文发表，但期待中英文有同等分量。我猜两岸四地都有这个现象，行政权利单位都公然表示或暗示说你要写英文。这个因素就是学术不自由的一个重要来源，你不能我手写我口。我们如果能用英文写当然很好，但不能这样做也不是什么大不逆的问题。扭转这个情况对增加期刊稿件来源会有帮助。2004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研讨会写了全球化学术知识跟评鉴的问题，当时就有人主张，要学术创作自由应该要语言平等。英国人用英文写作、德国人用德文写作、美国人用英文写作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好像只有在我们这里，这种语言不平等的情况有很严重的表现。我们够资深，可以不理会那一套，可是年轻人压力很大。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是不是对创作有帮助、是不是对学术风气有帮助，我是有怀疑的。

林富美：期刊进入TSSCI、SSCI或CSSCI数据库以后，收稿较为容易，多少影响了未进入数据库期刊的收稿状况。且作者会将具质量论文优先投稿于上述数据库之期刊，当然也影响本刊投稿之水平。

郝晓鸣：SSCI和CSSCI以及TSSCI是有本质不同的。CSSCI和TSSCI是由专家学者根据期刊质量的认识评审的，虽然这种评审有很大主观成分，但评审是以选择质量好的刊物为目标的。而SSCI期刊的选择是由出版商决定的，不以期刊质量为首要标准，有很多好的传播学期刊不在SSCI内。学者们在选择学刊时通常会在期刊的声望、自己的研究与期刊的侧重点是否匹配等方面进行考虑。但当行政部门错误地把CSSCI、TSSCI和SSCI作为衡量研究成果质量的指标后，属于这些数据库的学刊自然会变成学者们争相投稿的对象，这有助于这些刊物的收稿量和稿件质量的提高。对《亚洲传播学报》而言，加入SCCI后我们收到的稿件在数量上有了很大提高，质量也相对地有些提高；负面的影响主要来自影响因子的排比，作者会在重点考虑我们刊物的影响因子的大小时而忽略我们刊物的针对性和对应的读者群。

苏钥机：论文数据库对学刊有很大影响。现时很多人投稿时，会先看看一些期刊是否有被某些数据库纳入。因为获得数据库的收录，代表了学刊有相当的地位和声誉，作者们较愿意投稿给这些期刊。当然英文期刊都希望加入SSCI，中文期刊想进入CSSCI或TSSCI。除了加入数据库外，还要看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这进一步界定了期刊的受欢迎程度。

展望将来的发展，希望这些知名的数据库能够适当地扩充，纳入更多有质素的期刊，方便学者查阅参考。另一个可以商讨的议题是，能否将类近的数据库（例如CSSCI和TSSCI）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规模更大和更完整的期刊数据库？这样，就可以更了解及比较一些学术期刊的特色和表现。一个较可行的做法是，将所有和华人传播有关期刊每期的目录及文章摘要，定时更新放在一个网页上，方便大家查阅，以了解华人传播研究的最新发展。该网页可由某学院负责管理，所花的人力资源有限，而能造福整个华人传播学界。当然也要各期刊配合，才能成就美事。

传播研究的趋势及学刊未来的角色 

唐绪军：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传播研究确实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酝酿着某些变化。我看到的趋势是传播研究的多学科融合。现在学界对新闻学、传播学从学理到体例都在进行反思，这是我们学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作为学界的学术期刊应该给这种反思或者批判提供更多的版面。说到学刊的引领作用，确实非常重要。2013年我上任以后，每年从我们杂志发表的100多篇文章中选出10篇，作为我们刊物的优秀论文，给作者发证书发奖金，也是树立一个标竿。我们这个学科历史不长积淀不厚，怎么样树立一个标竿，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另外，我们依据社科院的数据库，每年从大陆公开发表的两万多篇文章中选十篇左右优秀论文，出一个集子，今年是第三年。这也是作为标竿，作为一个引领。我们这些都是华文的主流期刊，将来是不是可以一起做这件事，从台湾、香港和大陆发表的论文中每年评选一些优秀论文，作为我们这个学科华文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标竿呢？我觉得这样形成一个机制，对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胡智锋：我想刊物的引领，首先是引领学术，第二可以引领学科，第三也可以引领一种文化。这个文化是期刊本身的包容度、开放度，包括评审机制到用稿的方式，这些都会营造一种做传媒研究的一种文化。文化好，就可能发现、栽培、培育很多优秀的人才；文化狭窄、封闭，就会有遗珠之憾；更严重就会人才外流，我们就缺失了引领的机会、引领的功能，变成闭关自守的状态。

张涛甫：传播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以追求“经验真理”为宗旨的。与其他社会学科类似的是，传播学意在把握人类社会的新闻传播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揭示经验现实背后的逻辑性，但是，传播学科无法依靠自身能力实现知识的自给，它需要其他社会学科通过理论或方法的援助。受助于外援，传播学实现知识的扩容。由于这些知识不是按照统一的话语语法生成的，造成知识生成逻辑的混杂，来自不同学科方位的知识之间难以实现话语逻辑上的自洽。传播学知识“割据”现象甚为突出，究其原因，在于知识生产各自为阵，造成知识生产的支离破碎。在这种知识生产机制下出炉的传播学知识，所揭示的“经验真理”的“逼真度”会打折扣，其“硬度”不及其他社会学科，因而是一种“弱知识”。

当前的传播研究的趋势很难用清晰的轨迹或逻辑予以描述。一方面，传播研究很活跃，兴奋点很多，几乎是遍地开花，这是新媒体技术释放的雪崩效用所致。当前中国的传播学话语生产甚为活跃，但这不足以说明该学科具有强劲的话语创新能力。恰恰相反，这是一种表面上的话语繁荣。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传播现实，全方位地刺激了传播学者的学术好奇心和研究灵感，源源不断刺激学者的学术生产。但是，传播研究多是短线、即兴的研究，“盲人摸象”式的研究甚多，呈现出的研究热闹是一种非均衡繁荣，诸多研究是粗放性、碎片化、浅表化的研究，缺乏与新媒体革命匹配的理论突破和范式革新，修修补补居多。很多研究成果“看上去很美”，形式上虽很规范，但多属于“精致的平庸”，缺乏有价值的学术内涵。华人传播学刊需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加强学术议程设置，引导传播研究的深耕细作，争取在传播研究上有大的理论突破。

杨意菁：期刊除了是提供学术研究发表新知与观点的园地外，是否也能扮演带领学术研究风潮、社会脉动讨论，甚至是影响传播实务的角色？换言之，如果期刊能主动结合学术活动，或将期刊论文重要研究发现，以庶民大众易懂之语言，透过大众媒体传播于社会大众，或许更能发挥华人期刊对社会以及实务方面的影响。总之，华文传播学刊有其存在价值与必要性，但学术期刊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也是学术社群必须共同面对之事。

林富美：新媒体研究、mediatization研究、向实践转向等都是传播研究的新趋势。《传播研究与实践》在三个方向上均规划有专题，例如近三年规划了“言论多元化”“新媒体研究之方法与概念重构”“为台湾的新闻产业把脉”“媒体与劳动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分析”“高教专题”“太阳花与占中运动的媒介与实践专题”等专题。此外本刊创刊以来即设有〈典籍再现〉专栏，或重新阅读、诠释经典文本，或以特定作者的相关系列著作，以长书评的形式，掌握经典的当代意义与启发。2014年起，我们加入世新大学舍我纪念馆为共同出版单位。舍我纪念馆以新闻传播史为研究重点，于期刊中不定期刊出专人撰写之口述历史专文，与该期专题论文相呼应外，也期待透过时间轴的叙事记录，讨论趋势变迁与影响。

郝晓鸣：学刊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把文章汇集到一起，而是希望在当中选出最好的文章，代表这个领域的进步。我个人认为，传播学研究总体而言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没有什么重大突破，鲜有重大理论的提出。除了一些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探讨传播学问题的文章外，传播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惊喜不多。传播学刊在主动发掘新理论和新思想方面也非常欠缺。唯一让传播学研究得以红火的是新传播科技在改变现代人类的传播方式和效果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早期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以原有的传播学的思维方式进行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帮我们认识新传播科技对不同传播领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包括对传统传播学理论的冲击和再思考。大数据研究技术的发展为研究动态性的传播提供了前景，传播研究将不再是依靠回忆和虚拟的实验来检验传播动态和效果了。这应该是传播学今后十年发展的重点。作为学术期刊，我们不应停留在纪录传播学发展的状况，也应该通过对重点研究领域的关注，和带有前瞻性的研究的扶持，为传播学研究指出可能发展的方向。

周树华：学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是去传播知识（disseminate  information）。书籍出版篇幅很长、时间周期也很长，学刊则可以很快地传播新知识。但是现在回头去看，传播这些知识并不需要期刊来进行了。比如通过网络，假如一个学者不关心评职称、拿tenure，完全可以将新的信息放在网上让别人看。为什么现在期刊还有很大作用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质量的保证。一个学者在这个期刊发表了文章，就证明学术达到了一个水平。所以国外用盲审和很多制度来保证它的公平性，其实就是为了保证质量。我们当主编的对学术走向有非常大的影响。期刊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学术水平如何保证？这些问题的处理对学科的建设有很大的影响。

苏钥机：传播研究近年的新趋势，最明显的是科技发展引领着研究方向。以前的研究重点由报纸转为电视，再转为互联网，现时则看重新媒体及流动媒体。大数据的年代已经来临，它是一种新兴的方法，在传播研究也有不少人参与。现时新媒体及社交媒体成为了很多研究的主题，带来令人兴奋的题目和方向。不过似乎研究的“硬件”有相当进步，但“软件”却未能跟上。有新的研究课题和资料，却没有相应的新理论或概念，未能在理论层次提升我们对新传播现象的理解。我们发觉有一些较新的期刊出现，例如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和New Media & Society，能迅速成为主要的期刊，其影响因子在2015年SSCI传播期刊中位列首两位。新媒体研究成为热门研究对象，相关文章也在一些传统的期刊如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中出现，甚至占了颇高比例。

韦路：目前中国传播研究大致呈现三大趋势：第一，大数据。一方面，一部份学者狂热鼓吹大数据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革命性，认为整个传播研究都将被颠覆。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对大数据则冷眼相看，总体持保留和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大数据就是大忽悠。虽然讨论大数据的文章汗牛充栋，但真正的大数据研究则凤毛麟角。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数据的泡沫。

第二，跨学科。虽然传播学天生就是跨学科属性较强的一门学科，但早期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以经典传播理论的引介和验证为主，视野较为狭窄。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努力通过跨学科的传播研究，推动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管理学，甚至物理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中汲取营养，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成果。例如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在神经传播学方面的探索，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在计算传播学方面的开拓，云南大学在传播人类学领域的积累，都是很好的例子。

第三，全球化。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和平崛起，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全球化取向也越来越凸显。近年来，大量关涉全球化的传播研究不断涌现，包括全球信息流动研究、全球传播格局研究、全球公共领域研究、全球治理研究、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以及针对全球议题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等等。

数字媒体时代学刊形式与出版正当性

唐绪军：学刊这种形式在目前中国大陆仍然具有正当性，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也还会存在，关键是这个刊物对学界有没有贡献，学者愿意不愿意看。这两年，本刊定价提高了50%，发行量不降反升也许就是个例证。

刘海龙：数字媒体时代确实给学术期刊带来冲击，学术信息来源更加多样化，一家或几家独大的局面受到冲击，有利于打破原有的体制和知识 / 权力的垄断。我们认为网络化的学术传播是现有学术发表体制的一个重要补充，并不能完全替代共同体内部的大众传播。

原因如下：一是自媒体的发布和网络化传播缺乏把关，换句话来说就是缺乏客观统一标准的评审。对于一些短期内受到追捧和转发的研究，小部份内行可能心里有数（碍于面子未必点破），但圈外人无从判断其研究的质量。学术刊物提供了这种权威性保证。二是期刊的平台对于一些新晋作者有提携作用，平台本身可以给他们带来关注度。如果他们自己发布则效果未必理想。三是晋升、课题结项等成果需要权威平台的认证。四是我们这样的期刊相对综合，有利于增加偶然接触，打破研究者之间的画地为牢。

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新平台严格按照同行评议的标准，或者按照同人刊物的标准来做，加之机制灵活，很可能会后来居上，在影响力上甚至超越传统的期刊。尽管现有国家政策和体制短期内不会有明显转变，对传统学刊会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如果缺乏危机感，就像党报一样，影响力会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可能随时存在。所以学刊要与时俱进，跟着读者和学术共同体做平台迁移，同时更突出服务学术共同体的作用。除了发表研究论文和报告，开发新的形式，把学者们吸引到平台周围。

冯建三：数字科技对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的影响可以从“流通”和“生产”两个方面来看。以下先对“流通”的成绩略作陈述。目前，已有刊物采用台湾称之为“创用CC”（Creative Commons）的作法，开放刊物所有内容自由任所有人，不分疆界，只要需要，就能在不改变内容、不作商业用途的前提下阅读、存取与多次流通。仅以传播领域为例，《新闻学研究》在2007年起就纸本与电子版同步发行，2009年以后并将所有期次全数以电子文件形式在网站上开放。近年同属政大发行的《广播与电视》及《广告学研究》，以及2015年媒体改造学社创办的《传播、文化与政治》，也都采取这个模式；香港的《传播与社会学刊》亦然。海外传播领域方面，英语部分，今年刚好创立六十年的“国际传播学会”（IAMCR），在2013年创办了《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半年刊。这些刊物如同中外文的传统学术刊物，都会自行设置网站，或者同时进入数据库且有电子文件流通。差别在于，有些传统刊物会有纸本与电子文件的时间落差，而更关键的是，大多数传统刊物必须另由个人或机构付费，才能使用，演变为学术创作无偿，但流通书商可以从中获利，有时反而致使学术机构的经费压力大增。

华文传播学术期刊在创用CC的采用，已领先英语刊物，更善用科技“传播”而能彰显本行属性。较早采用创用CC模式的《传播与社会学刊》与《新闻学研究》有两个特征：除了电子流通，它们同时发行纸本；并且，两刊都是各自社会传播领域的“市场”领导者之一。因此，两刊多年来愿意采纳创用CC模式，除了有两地学界特征的配合，应该也是尤具意义，具有潜能以“传播”领域的刊物作为示范，迈向学术知识最有效率的流通之路：最大程度的“免费”，因此也就是最大规模的“自由”流通。如果两本刊物的出版机构合作，同时广邀其他中文传播学刊一起加入，就能联合制作中文传播期刊数据库。那么在商业数据库之外，传播领域等于是扮演领头羊的角色，采用数字化技术，扩大本身研究成果得以自由流通的深广范围。若能有成，假以时日，将会得到广泛的使用与喜爱，并在此过程真正落实学术知识自由“流通”目标。

“流通”与读者的“使用”固然重要，但更有意义的可能是学术知识的“自由”“生产”。写一篇学术论文不容易，写了如果有80%、90%的机率被退的话，一方面刊登上很荣誉，但一方面你会觉得要写吗？若有出版的保证，多少可以减少或使这个心理状态消失。因为我们现在有数字科技，可以对旧模式有所改进。过去我们的模式很简单，不是不刊登，就是刊登，而刊登与否的理由，仅有作者与编辑（编委会）能够知道。现在我们有数字科技了，要不要考虑根据评审意见按照（1）两个通过、（2）一个通过 / 一个不通过、（3）退稿分门别类放在网络上，甚至将审查意见去掉评审者的名字一起注销来。新的作法分门别类，可能让更多人不至于对投稿裹足不前，如同「功不唐捐」则人人愿意努力，如同市场有保证则生产会跟进。其次，减少「野有遗贤」的缺憾。第三，作者与审查人及刊物之间偶尔或经常可见的冲突，特别是作者认为刊物不公允的怨怼，可望因为公开而有较多的公评，因此或可减少。最后，审查意见（匿名或具名可以另作设计）完全公开，有可能对于学术知识的交流及学习，起到更好的作用。

传统纸版刊物没有采纳这个模式，原因或许有三个。一是认知，不获推荐仍然刊登，有损刊物的名声，也可能让作者因不愿意龙蛇杂混而降低投稿的动机。其次，从读者角度出发，这个模式等于是来稿审查后一定刊登，刊物的推荐功能减少，节约读者时间的服务效能也降低。第三个原因可能也很重要，甚至更为关键成本。前两个考虑，无论是刊物的名声、作者的投稿意愿或读者的阅读效能，在分门别类的出版设计下，按理可以完全淡化这些情境至最低或归零。然而，真要来稿完全刊登而只是名目不同，那么，刊物所要耗费的编辑资源（从编辑行政的稿件收发登记、寻觅及安排审查人，《新闻学研究》一年必须商请协助的审查人数，虽不上千，必然数百），不一定增加，但编印与发行成本势必增加一倍以上，这显然不是中文传播期刊在资源不增的前提下，所能或所愿意承担。

现在，“数字媒体”时代降临二十多年，传统模式是在改变了。比如，订阅纸本的图书馆与个人日渐减少，走向数字流通、纸本典藏分立的作法增加了；又如，特定刊物在纸版还没有问世之前，先行电子文件并主动寄至订阅电邮者，或用社交媒体对外周知等等。在这些变化之外，假使期刊采用数字媒体的特性，不以接纳刊登 / 拒绝刊登的方式看待稿件，而是分门别类给予所有论文面对读者的机会，同时由刊物的编委会依据审查人意见而给予不同程度的分类（推荐与不推荐），并将作者与审查人的意见交流，予以部分或全部的公开以利学习，应该真正是善用数字科技的作法，从而真正让社会（知识）制度与（传播）科技的结合，完成更为和善的学术效应。在逻辑上，会有作者滥用这个模式，致使稿量增加而编辑难以处理，但逻辑的可能，不等于事实的存在。

如果中文传播学术期刊联合起来，走进这个方向，就是以新的实践方式，不仅只是“彷佛”，而是提供了具体的事例，“站在舞台中央”、“成为社会聚焦所在”，亲身向学界示范了学术知识的生产与流通之创新。

林富美：在数字媒体时代，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日益纲络化，学刊的形式与出版正在转变。如何让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受惠于纲络，更多元与扩散影响力，是一个发展趋势。如何质量兼具、让多元多形式的对话能呈现，当然考验着期刊差异化类型的特色建构。

韦路：现在不少新创办的刊物都以open access形式出版。这个方法优势当然很明显，文章阅读面会比较广，不需要买数据库订阅这个杂志才能看到，有助于提高引用率。劣势就是成本比较高，如果以open access形式发表，单篇论文大概是800美元的成本。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有影响力的刊物都不是open access，所以担心变成open access后，学者会觉得这个刊物档次没那么高或都影响力没那么好，反而会有一些误解。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的出版和发行由商业出版社负责，电子版早已超过纸质版成为读者阅读学报所刊登文章的主要渠道。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纸质版会逐渐停止发行，读者会通过更简易和廉价的渠道阅读我们的文章。与此同时，数字化也为传播学研究的发表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路径。越来越多以电子版为发行手段，免费开放的学报正在出现。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传播学期刊可能会达到饱和的阶段，让几乎所有的传播学研究都有发表的可能。到时，学报的声望和所刊登文章的质量将成为学刊立足之本。

苏钥机：在数字媒体时代，学刊的出版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网上优先出版成为主流，文章首先要在网上发表，能抢时间先机，令文章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将来相信会见到更多网上学术期刊，一些印刷的期刊也会加强网上的内容和管理，甚至转型为纯网上期刊。大家都朝着减低生产成本、方便读者浏览的方向走，作为学刊的编辑要多花心思，工作量也会增加，方能与时并进。

陈韬文、程晓萱（编）（2017）。〈数字时代华人传播学术期刊的发展与挑战〉。《传播与社会学刊》，第41 期，页1–40。

Chan, J. M., &Cheng, D. X. (Eds.). (2017). Chinese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digital age: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1,1–40.

（本期责编：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