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稿为卞孝萱先生晚年的口述稿，由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在口述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并从卞先生历年所撰文章中，选择颇能与口述内容相表里的若干篇目，作为附录，书内并附卞先生的书画、题识、手札收藏作为口述的印证。口述力求发掘卞先生所深悉的晚清民国遗老行迹、近现代学术等方面的口述史料。
范老提倡的是“二冷”主义，一个是主张“坐冷板凳”，一个是“吃冷猪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坐冷板凳”就是你要耐得住寂寞。
读书尤其要坐冷板凳，特别是今天，坐冷板凳是非常难的，今天的物质诱惑太大了。
不受这个诱惑，安下心来读书，很重要。
“吃冷猪肉”就是只要你有成就，即使当时的人不了解你，你死了以后人们也会把你的牌位放到孔庙中。
孔子在当中，旁边是什么“亚圣”等等，再两边是从祀的人如韩愈、朱熹这些，你也在当中。
祭孔的人，也祭这些人，都是用猪肉来祭，当时猪肉都是冷的，所以叫个“吃冷猪肉”。
“吃冷猪肉”实际上是最高的待遇，一个人死了以后能够从祀到孔庙之中，那是很难的了，从前都要经过多少人的“推荐”，皇帝的批准，审查合格的。
现在外面流行一个对联，“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话不是范文澜的原话，但这话流传也没有多大的害处。
有的人以此表扬范老，实际上范老并没有说过，他只说过“二冷”。
因为在范老的想法，坐冷板凳也不应只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坐下去，可以坐到死。
别人把它概括成“十年冷”，以对“一句空”，当然也没有问题。
章士钊有几个笔名。
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孤桐”，他非常喜欢梧桐，因为书房前面原有两棵梧桐，被雷击死了一棵，只剩其一，所以起名“孤桐”，又有一个笔名“震余”。
从这也可看出，章士钊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他的母亲姓刘，刘是“卯金刀”，母亲死后，他用笔名“无卯”，是章太炎帮他起的。
金毓黻在银号做职员的同时，也教书。
后来又做官，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做到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
金毓黻和范文澜是不同类型的人，他很会做官。
“九一八”事变，没有逃得出去，被日本人关了起来。
关了三个月，由当时的一个大汉奸臧某保了出来。
金毓黻做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时，这个姓臧的是张学良手下的辽宁省省长，日本人来了，做奉天省省长，成为汉奸。
金毓黻被保出来，就在这个姓臧的手下做事，等于是伪职了，做了四年，但他没有干坏事。
这是他一生的心病。
我除了撰写《刘禹锡评传》《韩愈评传》以外，还替匡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审一些稿。
每个审稿人都要和他对谈，或者书面汇报，他要同意签了字后才能印。
其中审到《拓跋宏评传》，我请我的博士胡阿祥帮忙，一次带胡阿祥到他家里去向他汇报审稿意见，一进门我就向他介绍胡阿祥，匡老马上说：
“阿祥，这是个南方人的名字。
”此事我记得非常清楚。
谈到最后，他就说了几句话：
“外国有外国的思想家，例如马克思；
中国有中国的思想家，例如孔子。
汉族有汉族的思想家，例如孔子；
少数民族有少数民族的思想家，例如拓跋宏。
”并对拓跋宏有精到的评价，我很赞成他的观点。
拓跋宏自觉地汉化，向汉文化靠拢，确实是很了不得的。
钱锺书一生就碰了这么一个钉子，为《慎园诗选》作序惹出麻烦来。
钱锺书的序把卢慎之的诗说得很好，拿当时湖北的樊樊山等四个人来比，认为这四个人都不如卢慎之好，说卢慎之好在既是学人又是诗人，就好在这个地方，那些人学问不如他。
钱锺书甚至讽刺樊樊山，说天下的好对联都被他用光了，但他的诗有个毛病，是“花瓣上看桃李”。
这话很讽刺，在花瓣子上看桃李，不识大树，不得根本了。
结果这个序出来，说不定卢慎之还接受了，他就写信给钱锺书表示感谢，结果天津另外一个不出名的人物，姓金的，叫金钺，他反对，说卢慎之把前辈压低了说自己好，这个给后人看了怎么办呢？
应该要钱锺书改写。
这个时候卢慎之就为难了，没有办法，他就把事情向钱锺书和盘托出，钱锺书就回了一封信，例举典故，说诗文评上没有什么禁忌的，皇帝不好要说，老子不好也要说，意思就是说一个字也不能改。
卢慎之就把这封信给那个人看，那个人就说：
你把我们来往的信件都发表出来给后人看吧！
这个可以说是钱锺书一生所碰到的唯一的这样一件事情。
别人曾跟我说过，有一次叶恭绰想要换交通银行总经理，那个原交通银行总经理不是他这一系的人。
这个人做不下去了，就写了封辞呈，但不是真想辞，而是要试探一下叶恭绰，看他是不是挽留。
叶恭绰看了之后什么话也不说，把辞呈就放在办公桌上，走的时候不收起来，代他打扫房间的人，当时叫茶房，看到后就传出去“某人辞职了”，结果全交通银行的人都知道了，弄得这个人非辞不可了。
胡先骕和胡适后来闹得很不愉快。
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在上海，有一次胡适从国外回来，记者访问胡适，问他回国感想。
胡适说：
“我回国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看到胡先骕先生的文章中用了一个‘地’字。
”有人就把这件事转问胡先骕，胡先骕回答两个字：
“无聊。
”
刘盼遂这个人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住的是一所小平房，很俭素，取暖也就是一种做饭的小煤炉，家里面全是书。
墙上有的时候挂的是梁启超的字，有的时候挂的是王国维的字。
清华研究院最初四个导师：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都是名师，研究院的学生后来也大都成为大家。
大学不在大，而在于教学得法。
刘盼遂先生曾跟我谈过：
在老师陈寅恪课堂上听的东西，好像收益并不大，但有的时候陪陈寅恪出去，路上或坐下喝茶的时候谈谈，随意的谈话中却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
汪辟疆始终是搞诗的，他最出名的是《光宣诗坛点将录》，虽然是个游戏文字，但影响极大，评点差不多是一锤定音。
陈衍被列为地煞，心里是很不高兴的。
天罡首二家是陈三立、郑孝胥，这是对的，清朝末年诗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两家：
江西派陈三立，福建派郑孝胥。
陈三立与郑孝胥哪家好，这事不好说，因为派别不同。
但在福建诗派中，陈石遗显然是不如郑孝胥的。
黄侃非常爱护刘师培。
关于刘师培投降端方一事，刘师培的原稿抄本后来被发现，并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出来，发表的人还不是一般的人，是洪业。
黄侃知道这件事后气得不得了，他说：
“我老师死了你们还要污蔑他。
”为刘师培打抱不平。
黄侃说当时刘师培和章太炎两个人住在东京，穷得不得了，辛亥革命那时候还没成功，他们又是文人，能不穷吗？
！
刘师培的老婆和她一个亲戚做鬼，冒充刘师培的名义投降了端方。
投降端方当然就要说些情况，他就瞎说了，没说真话，就胡说八道。
后来见面，就不放他走。
刘师培后来也做到两江师范学堂的教习，等于也是我们南大的老教授了，那个时候他年纪还很轻。
黄侃就说你们可以问问，因为这个上面说的人现在还活着，包括张继，国民党国史馆的馆长，你问他刘师培投降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相信黄侃说的是对的。
因为后来刘师培遗著的序是张继作的，序上还特别说道：
刘师培这个事情我们要原谅他，不是他的本心。
你想如果刘师培真告密告到要害上，张继还能说这句话吗？
章太炎也原谅他，汪东也原谅他。
张继是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元老，他说刘师培就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就是一个书生。
汪东说刘师培这个书生一天到晚念书，外面时事也不知道，一个艳妻一个坏朋友把他给卖掉了。
说到这里，最近南大的一个硕士生叫作张晖，后来到香港读博士，他要编一本书《黄侃量守庐学记续编》，由三联书店出版。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把我在南师大发表的关于黄侃的文章收进去，他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这个有什么不同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