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记忆研究专题 | 公园作为“实践景观”：对洛带公园（1928-2019）的个案研究

洛带公园位于四川成都东郊洛带旅游古镇之一侧，它跨越二十世纪的历史动荡，新世纪以来又历经古镇的旅游开发与空间改造，但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原始的物质面貌，集休闲、旅游、教化、展示等多重社会功能于一体。关于公园的记忆话语，因建筑兴废、功能演变与政权演替而不断发生变化。在共和国时期，曾经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四川地方历史记忆中一个重要因素的秘密社会组织“袍哥”逐渐被官方所淡化，公园的记忆建构在地方政府的旅游经济开发和地域文化塑造的需求之下，指向了更具普遍的、审美性的、去政治化的“民国想象”。园中的物质要素与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彼此作用，不断形塑着公园的记忆图景。

记忆并非某种一成不变的容器，它以动态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点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在静态与动态的辩证关系中完成社会再生产（Olick & Robbins，1998）。为了探讨围绕物质景观发生的历史想象和社会实践，考察景观作为物质空间和实践舞台之特性，并揭示特定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如何在景观中被实践、巩固和强化，本文将引入人文地理学家提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的“实践景观”（landscape of practice）的研究视角（Cresswell，2003），具体探讨下列研究问题：首先，洛带公园的物质景观在近百年的时间中如何生成？其次，不同的行动者如何在洛带公园中展开社会文化实践？第三，围绕洛带公园，浮现出了怎样的“信念景观”？

集体记忆研究的先驱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从一开始就将“空间与集体记忆”当作一个基本问题（Halbwachs，1980：128-157）。记忆总是被锚定在特定的空间之中，通过特定形式的纪念物来表达与再现，譬如纪念碑、历史遗迹与记忆标识（Zelizer，1995）。集体记忆的保存和运作总是有赖于这样或那样的载体，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谓之“记忆之所”（Nora，1989）。记忆之所以既可以是高度抽象之物，如作为观念的“自由、平等、博爱”，也可以是非常具体的地理空间性的场所，如博物馆、墓园以及宫殿。

本研究的洛带公园有其独特性：公园并非自建立伊始就成为了对当地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之所，而是在政权更迭、代际兴替以及旅游经济发展中才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记忆地标。在经年累月之中，乡民饮茶相谈、文人作诗著文、学生纪念死士、政府维护开发等活动都不同程度地作用于景观中的物质环境，影响着物质空间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拟采用“实践景观”视角来考察洛带公园中的物质要素、社会实践以及二者之关系。

克雷斯韦尔在回顾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以及人类学中景观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矛盾修辞逻辑提出了一个“实践景观”的概念（Cresswell，2003）。在他看来，这个复合概念中蕴含的矛盾张力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概念可谓异曲同工：两者都刻意将一个表达“固定性”的元素（即“景观”与“结构”）与另一个表达“流动性”的元素（即“实践”与“感觉”）相并置，希望一方面让固定性的要素不至于太稳定不变，另一方面也让流动性的元素不至于太变动不居。

“实践景观”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回应传统景观观失于“固定性”和“视觉性”的偏颇，更是为了回应“实践”在景观研究中的缺席状态。实践的丰富性，首先在于人们动用各种身体感官来针对景观展开实践，其次在于人们动用各种感官所展开的景观实践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大部分则是人们已经习惯成自然的日常实践。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实践经由人们的反复操演而成常规和惯习，它们围绕某些特定场所发生，遵循某些特定的时间韵律，因此仿若一场编排好的“身体芭蕾”（body-ballet）或“场所芭蕾”（place-ballet）（Seamon，1980：148-165）。这些日常生活实践的发生及其循环，正是景观流动性与具身性之体现。总之，实践关乎流动性与具身性，而实践的流动性会让景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从实践角度理解景观，我们应当采取“一种更加综合性的模式，不仅仅要问景观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更要问它做了什么，它如何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而起作用。景观……并不仅仅意指或象征权力关系，它也是一种文化权力的工具”（Mitchell，1994：1）。在批判理论看来，景观不仅是我们感知生活的媒介，也是“人们迷失自我的所在”，因为它是文化权力机制的实践场地，将明明由文化与社会所建构出来的结果以一种“自然化”（naturalized）的面貌来展现，并向观者发出询唤（Michell，1994：1-2）。当人们面对景观时，“会被席卷到景观当中”，其观看、走动、倾听、思考等实践也“会留下痕迹”（Shanks & Pearson，2000：135）。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景观，是对人们所处环境中的既有秩序的一种表征，是推动社会行动的有力保障，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空间（Shanks & Tilley，1987：113），是物质、意识、行动与想法彼此发生关联进而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道德教化藉由日常实践而得以实现的地理据点。

克雷斯韦尔还指出，“场所”对于意识形态的形塑与再生产，具有与“种族”“性别”和“阶级”相等量齐观的作用。场所不单单是行动与实践的幕布或背景板，而是与日常生活实践相伴相生（Cresswell，1996：14-21；Cresswell，2003），因此有必要对场所及其运行机制予以分析。他特别从布尔迪厄那里借来“信念”（doxa）概念，呼吁研究者考察“信念景观”（doxic landscape）（Cresswell，2003：277-280）。“信念”是日常实践的产物，意图使人们在一种前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既定规则的重塑和再生产，其目的是使规则或某种观念成为人们心中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常识”（Bourdieu，1977：164）。它也是一种嵌入身体的“限度感”，令行动者在无意识状态下遵照社会偏好而行事（Cresswell，1996：14-21）。而“信念景观”，可被视为某种特定的历史以一种自然化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结果，也是激发或约束某种既定生活方式不断再生产的场所。它既是一种实践的产物，也是特定实践模式运作的基本条件（Cresswell，2003）。

本文是一个质性研究，使用多种方法收集到了丰富而扎实的经验材料。

第一，田野观察。我们于2018年1月、3-4月、9-10月以及2019年1月和5月，在洛带古镇——尤其是洛带公园——做了多轮田野观察。最初的观察主要针对公园空间的陈设、道路、苗圃、树木、水塘、建筑、人事，以及公园周边的环境。随后的田野地点主要是在公园中，与当地居民一道饮茶、乘凉、观景和闲谈，随行人走动观察他们的游览过程，观察各类行动者在公园里的日常实践。

第二，访谈。我们的访谈有半结构性的深度访谈和非正式的访谈。我们与饮茶休憩的当地居民随意攀谈，内容涉及当地人记忆中的公园历史、公园创建人刘惠安的故事、公园的变迁与现状，以及公园中的日常公共生活等。同时，我们也先后对一些参与古镇景区开发的工作人员和本地文化历史爱好者做了深度访谈，包括洛带文化站前站长李声鸿、龙泉驿区文广新和旅游局文博科科长姚云书、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苏东来、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海熔、承担公园重建规划工作的成都亚林古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亚林、洛带历史爱好者刘晓忠，以及曾经的公园茶馆和摄影部的营业者。其中，李声鸿与刘晓忠是洛带本地人。访谈内容主要涵盖公园历史变迁、公园用地规划方案等方面，与本地人的访谈还牵涉到本人及其亲友对于公园的回忆。除了对李声鸿的访谈仅有40分钟之外，其余访谈均在1.5到2.5小时之间。

第三，文献资料。本文的分析还建立在下列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一是地方志。我们翻阅了自民国以来的5版地方志，包括《（民国）简阳县志》《简阳县志》《成都市龙泉驿区志》《龙泉驿区志》，以及目前正在由洛带客家文化研究院所主持编纂的《洛带名镇志》。二是与当地有关的其他文献资料，包括关于景点的介绍性文字、图片、新闻报道，以及各个时期的规划文书等。三是与洛带公园有关的回忆性文本，包括诗歌、散文，以及网上由民间人士所写的回忆文章等。

洛带镇又名“甑子场”和“镇子场”，自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以降，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客家人聚居地。民国时期，洛带镇隶属四川省简阳县，乃“简阳西北之重镇”（四川月报，1935），主体街场呈带状沿东南-西北延伸。

自民国十五年（1926）起，广东客家人刘惠安出任洛带镇保卫团团长，时人谓之“刘团总”。刘惠安是一个有文化的治理者，毕业于成都法政专科学校，另一说是他曾求学于上海。民国时期，四川以团练制开展地方治理。头目士绅虽经指派，但官府作用十分有限，往往仰赖地方精英主持团务，维持秩序，保境安民（王笛，2018：47）。由于洛带“从前时遭匪患”，加之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混战，简阳掌权者更迭频仍，地方管理失控，因此士绅领袖在地方事务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官府无法深入地方治理的时期，刘惠安的治安成效颇为卓著：“本区门户练之整齐，及办团经费之充实，均为简阳县之冠。”（四川月报，1935）

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袍哥”。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形成于清代的秘密社会组织，初以“反清复明”的目标对抗官府。民国时期，尤其是辛亥革命后，袍哥“反清复明”的色彩渐淡，成为四川地区影响广泛的半公开组织（王笛，2018：35）。袍哥有清浑之分，刘与其组织系典型的清水袍哥，即成员在本地出任某种职务，与政府军队存在交集，与其他袍哥码头和公口组成“联合会”互相照应（赵清，1990：221）。刘惠安对洛带拥有高度自治权，参与征税与治安工作，掌握当地生杀大权，治世用重典，“以杀立威”，只需年底上报处决人数即可，甚至“没有此人允许，军队也不得进入街场”，故时人谓之“刘皇帝”。刘惠安靠着团总和袍哥的双重身份，成为民国时期洛带镇声名最显赫的地方政治领袖与社会管理者。在任期间，他曾在洛带大兴教育机构与民生项目。至民国十六年，洛带镇拥有高等小学和女子高等小学各一所；十八年，兴办教养工厂（后改为民生工厂），让无业者务工并接受教化；二十九年，又开设了电灯公司。

刘惠安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首倡修建洛带公园。他以募捐、摊派、罚缴等方式，从士绅和袍哥码头募得“洋数万元”（四川月报，1935）。公园选址上场口，位于主街东边以北，模仿成都第一座公园（少城公园）而建。建园期间，他“以工代罚”征集劳力，强使本地那些作奸犯科者参加园务，解决了农忙时节所遭遇的劳力短缺或罢工等问题。翌年，公园初步建成，占地约60亩。入园处有一副楹联，“公产本无私，到此游观，俱是主人俱是客；园亭非易建，须知爱惜，一堆花草一堆钱”，园内西有六月茶社，东有四合院，南有女宾休息所，北有公共体育场（“楠木林”）（四川月报，1935），此外还有凉亭三座（园中的“峨亭”“洛亭”以及山腰上的草亭）、忠烈祠、管理用房“丁字舍”，以及曲池、流水与八角井。各处楼台亭榭大多有楹联装点。在所有这些物质元素中，忠烈祠是一个鲜明的记忆元素。民国时期，洛带公园以这种格局基本稳定下来。一位调查者在1930年代目睹到公园之辉煌，不由赞叹：“以一乡间市场，具有如斯建设，亦不可多得也”（四川月报，1935）。

在洛带镇上模仿都市公园修建洛带公园的实践，凸显出袍哥领袖刘惠安对于现代社会和城市休闲方式的追逐和渴望。公园也以一种“公产”的形式，为乡民们带来新的生活体验。入园处的那副楹联虽未表达出对于共和政体的认可，但一种关于“公共”的社会生活理念却已然切实形成并被付诸实践了。

1949年12月，刘惠安被胡宗南任命为“川陕鄂绥靖公署反共救国军”第六纵队司令，掌握地方武装和电台，袍哥组织与国军队伍势力的盘根错节由此可见一斑。在1950年成都解放前夕，刘惠安曾收到隶属国民党的亲戚的空投信筒，劝其远走台湾，他却以“故土难离”为由拒绝。解放后，他曾一度转投人民政府，出任第一任镇长。不久后，当地发生“三月初三”反革命暴乱，曾经与解放军有过正面冲突、与国军余党有过秘密联络的刘惠安与其他袍哥头目一起被平叛，并最终在建国之初的西南剿匪运动中被歼灭了。新政权将袍哥视为“蒋匪余党”，称其“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江横，1950）。于是乎，从前带有复杂的民间江湖色彩、或清或浑的“袍哥”转而变成破坏人民安定团结的“土匪”。新政权通过“清匪，反霸，镇反”，肃清了保卫团和袍哥组织等旧势力。在解放后的档案资料中，刘惠安被定性为“作恶一生的”乡场恶霸。

解放后，新的地方人民政府接管了洛带公园，并根据生产建设与所有制改革的需要对其加以管理。其中，主要被征用的部分是北部片区，陆陆续续被划为生产、建设、公路以及学校的用地；园内的其他亭台房舍也一概改作他用，草亭则被拆除。1958年，简阳县区公所开始复兴公园，在临近六月茶社的地方新掘水塘，种植菱藕，新建“湖心亭”，重新造就出“三亭”并立之格局。在1960年代，地方政府将主街江西会馆中的烈士墓迁入园内，成为临时的烈士陵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亭台楼阁被贬为“四旧”，惨遭损毁。到1977年，公园面积已从60亩锐减至19亩。同年，成都市文化局拨款修建围墙，公园的边界得以稳定下来。1981年，公园重开茶社，1982-1983年，园内建立文化活动中心，将办公的四合院重新命名为“凝翠楼”。在1980年代，摄影部、小卖部、餐馆、图书室、台球等服务项目也进入园内，公园开始逐渐成为当地人民照相、文娱、休憩的重要场所，同时还拟申报“区级旅游风景区”。在文化单位的保护和管理之下，公园逐渐成为边界明确、属性清晰的风景区。尽管公园几兴几废，其物质形貌相对于1970年代而言，并无太大差别。

记忆会从当下需要出发，选择性地利用过去，将过去化身于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景观当中（Lowenthal，1975；Larsen， 2006）；同时，遗忘也发挥着与记忆类似的作用（Lunstrum，2010），甚至可以说“记忆即遗忘”（刘于思，2015），即一个政权可以通过主动“忘记”某一特定历史的重要特征，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持统治秩序。

洛带公园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洛带镇的公共空间格局。建园以前，镇上重要聚会场所有主街上的“禹王宫”“南华宫”与“万寿宫”等三个清代会馆，分别由填川之湖广籍、粤籍与赣籍客家人所建，服务于同籍客家移民。建园以后，乡民们便有了一处新型的公共聚会场所。洛带公园的修建重构了乡民休闲与聚会的方式，使他们从原来专门服务同籍客家人的会馆走向不分来源籍的另一个“景观式的”公共生活空间，从而突破了原来以宗族或籍贯作为轴心的社会交往方式。在民国时期，公园既是当地居民休闲文娱与联络交际的重要公共场所，也是袍哥维系帮派关系和影响力、实现乡镇社会整合和管理的重要公共场所。

据本地人回忆，当时园内六月茶社的茶价非常便宜，往来于洛带镇的许多乡民在此歇脚休息，互通消息。茶社中间有一约五平方米的木构轩台，充当说书、打金钱板、唱围鼓等小型文娱表演的舞台。位于园内南边的“女宾休息所”由从前的桑蚕商铺演变而来，逐渐变成专供女子饮茶之处，男宾不得入内。据说，谁家的女人若因吵架而负气去了女茶社，丈夫就只能在茶社门口的石榴树下“坐冷板凳”了，等着女人出来。二十世纪传统客家女性的地位虽不及男性（陶长江，郭凌，林瑶，2016），但是专门服务于女性的公共场所在公园里的出现，却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社会进步。

公园也成为了袍哥展示帮派势力、树立道德典范、维护和确证自身权威和权力合法性的场所。据说，刘惠安在园内断事判案、处理纠纷与视察民情，边喝茶边按照自己所立规矩，就将乡亲们的纠纷官司一应“拍板”裁判了。他还将公园作为秘密组织公开活动、团结联动的平台。每年正月底二月初，他在楠木林设擂台，举办单刀会，让武林人士竞技切磋，以增进各码头公口之间的联系。

为缅怀和纪念本乡英雄典范的“忠烈祠”是洛带镇一个实现教化目的的重要道德场所。英雄们功在本乡，服务于保卫团，形成地方武装，抗击山上抢匪；袍哥兄弟出川后成为抗日的重要力量之一，面对日军侵略，奋勇牺牲，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共同命运紧密相连。祠堂中供奉节烈义士的神主牌位，教导乡民“忠勇正义，保家卫国”，并以楹联凝聚与昭彰英烈们的精神：“捍桑梓而持干戈奋不顾身山川突变风云色，分园林以兴祠宇修其祷祀花木都随俎豆香”。因此剿匪与抗战的袍哥团体就成为了被地方帮会“合法化”的英雄。

解放以来，面积的缩减、边界的建立、建筑用途的变更以及原有建筑的几兴几废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洛带公园的物质景观，继而影响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具身实践与感知；当空间逐渐稳定下来，当地乡民的生活常规与惯习又不断地维持和促进着公园作为休闲和公共生活空间的再生产。有两起关键性的空间转换事件及其引起的实践活动变化，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起空间转换事件是园内公共纪念场所的更迭。解放以后，新政府在忠烈祠南边修建烈士墓，设圆冢安葬剿匪烈士，立石碑铭刻烈士功绩与来源籍贯，作为临时的纪念场所。最著名者是安徽当涂县指导员张翔，在建国之初的剿匪运动中牺牲。此外，还有义勇救人牺牲的少先队员董世明。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忠烈祠中的牌位却被清除，作为园内大集体机构的花匠们的临时宿舍，忠烈祠由此丧失了其应有（以及原有）的纪念功能。最终，忠烈祠于1990年代因建筑损毁严重而被彻底“擦除”了。

从本乡英雄到他乡英雄，从袍哥义士到红色先烈，新的纪念场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记忆空间的在地色彩，使其超越地域的局限，服务于对新的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伴随这种纪念空间的转换，出现了新的纪念实践。每年清明节时，洛带小学和洛带中学都会组织学生到公园去扫墓。清明扫墓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有组织的、常规化的纪念活动。仪式参与者并不只是学生，还有一些亲历剿匪的战士。先由战士向学生宣讲先烈们的革命事迹，随后学生集体向烈士墓宣誓与行礼。结果，新的国家道德典范就在这一年一度有组织的地方公共纪念实践中被树立了起来。如今，当年的纪念活动成为了本地人共享的一种“成长记忆”。甚至在烈士墓迁至烈士陵园很久以后，他们仍然能明确指认当时园内墓碑的所在位置，也清晰记得自己当年围观迁墓时看到坛子中的“解放军军装纽扣”等细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对忠烈祠却印象模糊，大多数人难以回忆起这一场所，也很少将它与园内的纪念活动相联系。

第二个事件是茶馆的关停与重开。公园内有两处茶社，这里主要围绕“六月茶社”（即“男茶社”）进行分析。在解放后的所有制改革中，民间私有茶社停开，原房舍被改造为卫生所，以满足乡镇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文革”时期，对私有茶社和喝茶休闲的禁令尤为严厉：“劳动最光荣，喝茶是懒汉，做做小生意、卖卖小菜更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当时，洛带唯一的茶铺是集体所有的“新新茶铺”，在公园外的场镇主街营业。普通百姓饮茶休闲的活动空间不得不从公园和会馆等处，转移到主街上的国营茶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允许私人经营茶馆，公园才在文化站的组织下整修茶房，并于1981年重开茶社。茶社虽貌似旧颜，它勾起的生活回忆却已迥然不同。在新开茶社中，可供表演的轩台已被废弃，曾经的文娱传统也已消失，袍哥“吃讲茶”的社会风俗了无痕迹。茶社历史与所有制的变革历程息息相关，当时的茶社由“文化站”组织与经营，这是洛带本乡人对于七、八十年代洛带公园历史所共享的社会生活常识。喝茶是乡民感知政治环境的一种重要的日常活动。茶馆这一物质空间的变迁过程，成为乡民了解、感受与理解“解放”“改革”和“运动”的一种重要空间媒介。

八十年代以来，公园重新成为洛带人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每到逢场天，周围一带很多居民来洛带镇赶场，办完事会来这里喝茶休息、商谈交谊。这里也是男女相亲的地方。当地的职业媒人叫做“红爷”，他们聚在茶社相互交流婚姻信息。

公园摄影部是洛带镇最具人气的照相馆。园内的假山、亭楼、几十年的杨柳树、柏树、柿子树都是经典的取景点。三十多年来，洛带的个人和群体的影像记忆共享着同一张背景板。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就这样在园中联结与凝聚，人们对于洛带的“地方感”也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实践而培养了起来。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成都市政府选址洛带镇，以“四川客家人聚集地”为核心特色，依托明清古街、会馆、公园等历史遗迹与资源开发旅游业。2005年，“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在成都召开，主会场设在洛带镇，“全球20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及内地17个省区的155个代表团”出席大会。洛带镇政府以此为契机，提出“世界的洛带，永远的客家”口号，力图使洛带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客家人身份空间之一。

古镇的旅游化使得洛带公园逐渐凸显出了双重属性：一是作为“局内人”的生活领地的属性，这是在公园建立以来近百年的在地实践过程中慢慢沉淀下来的；二是作为供“局外人”观览的景点属性，这是直到古镇景区旅游开发时才浮现出来的。大体上，这两种属性折射出两种不同的“信念”。一是“实然”的信念，由栖居于“洛带公园”中的当地人所维系；二是“应然”的信念，即可供观览的“客家公园”由当地有关文化管理部门所控制，并竭力“邀请”游客的参与。

公园为“局内人”与“局外人”提供了一个相遇的空间。很多游客一身都市打扮，有些人甚至还搭配上氢气球与花环之类的“假日装扮”，与园中本地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绝大多数游客从凤仪巷口进入公园，花上5至10分钟在园内走马观花一番。只有极少游客会认真地将公园视为一个“景点”，即便是对于这些人，公园也只是整个古镇当中一处边缘性的景点。当游客们在园内行走与游览时，基本上保持着一种稳定而连续的节奏感，极少有人刻意停顿下来仔细打量什么。其活动路线主要限于园中小径，并不轻易涉足本地人核心的饮茶棋牌区域，与“局内人”之间保持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正是靠着这种距离感，公园作为客家人的身份展演空间才得以有效地维系。作为“局外人”，游客们对于公园的认知有别于“局内人”，也不与本地人共享园内的生活“韵律”。本地人饮茶闲坐，用客家语拉家常，玩麻将或毛工牌，这些活动构成了园中基本的生活韵律，这种韵律几乎必然会对游客们理解“客家人”这个族群提供某些或积极或消极的线索。此外，有些游客也会坐下来感受园内的休闲与热闹气氛。他们一般落座于两处：一处是与本地人茶社仅一个花圃之隔的凝翠楼茶社，另一处则是本地人茶社的外围区域和那些座位比较疏散的地方。

有关文化管理部门作为物质景观和象征意涵的主导定义者，围绕公园陆续展开了一系列关乎公园之“信念”的实践。有些实践是基于现有的景观，或致力于改造景观，如导览标识和景区改造规划，而有些则是于公园空间之外所生产出来的话语实践，如书册编纂、引申介绍与档案资料，这种种实践以共同生产出一个富有观赏、纪念与想象价值的公园为直接目标。

其一，树立于公园入口处以及园内的导览标识牌，帮助游客建立对这个古早的乡镇公园的基本认知。

公园位于凤仪巷北，占地60亩，为民国17年（1928）时洛带袍哥舵把子刘惠安倡导地方群众和码头袍哥集资修建，是四川省最早的公署之一。 园内绿树成荫，花草繁盛，茶社幽静，亭榭廊柱，木刻楹联，古风浓郁。 最具特色的是园内的“女子茶社”，是过去客家妇女集中休闲品茗聊天之所。 （凤仪巷入园处）……凌（凝）翠楼为小青瓦四合院，楼上曾是龙泉驿区第一座图书馆，曾藏有《万有文库》等书籍，峨亭（峨山）京剧社也曾在此处。 （八角井街入园处）

导览词共有四处：两道门外各立一块解说牌，其中凤仪巷口的牌子已斑驳难辨；在门后墙上那一块木刻中英文导览牌中，特别提及刘惠安的“广东梅州籍客家人”身份。在整个古镇，公园成为“最后”一处明确承认刘惠安和袍哥存在的物理空间。尽管女茶社和图书馆早已无影无踪，然而导览系统仍旧将它们作为宣传核心，以彰显园林古建筑成就与社会文化进步。文化单位甚至还着重对这两处景点做了引申性的介绍，试图邀请人们去想象一个“过往的异邦”（Lowenthal， 1985：xvii）。这个过往异邦是曾经的公园，更是民国时期的整个洛带古镇。更微妙的是，鉴于所联想之景观已丧失现实的物质依据，“想象地理”才得以在这些咏赞和解释性文字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最具特色和价值的是园内的“女茶社”，乃过去客家妇女集中休闲品茗聊天之所，不纳男宾。 其间一副‘尘世嚣嚣到厌烦时来暂歇，茶烟细细得清闲处且偷安’的对联，正是当年客家妇女拥有与男性同等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见证（闻一少，2015）。

时远近文人、书院学子常来光顾（凝翠楼），读经考史，阅览诗文，寻章摘句，或浅唱低吟。 时而聚会一堂，谈古论今，挥毫泼墨，切磋学问。 楼下及楼后各厅堂雅座，尽作食馆。 特聘成都竟成园名师主厨。 佳肴盛宴，味冠一方。

这两则引申性介绍虽未以标识牌的形式出现于园区，但它们已成为权威而经典的解释，不断被直接引用或者化用到各种文章和语音解说词之中，成为人们理解公园历史价值的“共识”。在这两则引申性介绍中，不乏对民国社会的想象，为景观赋予怀旧价值，缔造出了一幅富有现代进步意义、性别平等、风雅有格的社会生活景象。这种怀旧是一种审美活动，借助于想象选择性地重构历史（赵静蓉，2005）。

其二，那些散见于不同时期的个人抒怀与回忆书写以“个体化”的视角，对整体的记忆图景做了补充。解放前，本地文人作诗著文，题刻楹联。据洛带籍国学大师王叔岷回忆，“园中悬挂父亲所撰木刻对联甚多”。他还依稀记得，茶社间内，“七碗初浮，万花齐发；层峦耸翠，飞阁流丹”。其父王增荣留下了许多记录个人心境和咏叹园内风物的诗句，譬如“此间即是偏幽地，不必桃源可避秦”间（《仲春公园遣兴》）、“日涉园成趣，诗联句并遒。玉瓯非解渴，一涤古今愁”（《秋日偕群少公园啜茗感赋一律》）。作家肖平回忆起少年时期跟随外公外婆穿梭于园内媒人和手艺人之间的经历，感慨系之：“这气氛是自由的、活泼的，是被移民社会长期的人情交际自然培养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