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在境外经营的风险加剧。实施高质量的信用风险控制，牢牢把控住风险底线，对支持企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同时推动中资银行境外机构自身达成高质量发展目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主要中资银行已基本完成全球市场布局，中资银行境外机构配合国家战略实施，经营范围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前期国际化进程中，不少境外机构因设立时间相对较晚，经营模式以向本地和跨境客户提供贷款及债券投资业务为主，客户机构主要由“走出去”中资企业、本地同业、本地大型企业和个人组成。
受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重构、美联储多次加息等事件影响，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客户投融资习惯发生明显变化，融资需求总体减少，部分企业的财务情况出现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偿债能力转弱，一定程度导致境外机构不良率上升。境外机构原有的信贷规模扩张模式在新环境下预计难以为继，信用风险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压力。
房地产行业整体信用风险有所上升。
房地产及其上下游相关行业风险暴露在过去几年集中体现，成为中资银行境外机构贷款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目前境外机构不良贷款中相当比重为房地产相关贷款，主要可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境外机构投资的房债违约，导致债券投资不良；第二类是双边贷款或银团贷款违约，如房地产开发烂尾或销售不畅，导致借款人不能归还贷款本息；第三类是以房地产债券为底层资产的理财产品出现风险，使用该类理财产品作为押品办理的质押贷款或杠杆融资因其底层资产违约或交易对手直接出现信用风险导致贷款不良；第四类是房地产企业股票质押贷款，面对股票市值下跌，借款人因财务状况不佳无力补仓，境外机构在大盘低迷情况下又无法及时处置出售股票导致不良贷款形成；第五类是境外房地产融资平台因境内端原因无法还款，再融资又无法进行导致贷款劣变。
美元加息关联区贷款利率大幅上升，借款人财务负担沉重。
部分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本地重要客户的物业或金融资产投资失败，还款能力不足或还款意愿变弱，叠加跨境融资监管趋严等因素，整体信用环境变差。自美联储2022年3月启动本轮加息周期以来，部分从境外机构借入美元或美元挂钩货币的借款人，付息成本大增，运营和财务负担加重。部分借款人自持物业贷款的融资利率大幅上升，利息支出猛涨，甚至与物业租金收入形成倒挂，借款人无法按原定还款计划偿还本金，出现借款人无力履约、丢卒保车、躺平、恶意逃废债等现象。同时，近年全球金融监管态势整体趋严，境外机构需应对的国别风险、法律风险、反洗钱合规风险有增无减，这些都有可能传导演变为信用风险。
在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下，新兴市场企业投融资行为发生转变。
原有数量型、速度型扩张模式转为追求安全、质量、效益并重模式，深耕细分市场趋势更加明显，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增速放缓，信贷业务拓展和信用风险管理的难度持续加大。在美元加息背景下，部分当年在境外筹集低成本美元资金支持境内项目的借款人，转换为现在成本更低的境内人民币融资。部分借款人受经济环境影响，产品销售受阻，第一还款来源明显不足，影响原有银团贷款再融资顺利开展，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信用风险管理和开发增量贷款的压力陡增。新增贷款动力不足，贷款总规模下降，使得部分境外机构信贷资产质量雪上加霜，贷款不良率上行。
境外经营环境的变动，给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深远影响，其不良贷款风险呈现出行业和客户集中度过高、借款人过度融资、过度依赖抵押物业等待显著特征。
行业和客户集中度过高。
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部分行业的产业结构进行深度调整，部分行业产能出现过剩，一些产品市场需求收缩，部分中资银行境外机构此前通过跨境贷款集中参与该类行业，现在不少借款人信用评级和资产质量分类被下调，潜在风险贷款和不良贷款余额明显增加。部分境外机构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贷款集中度较高，本地经营性物业或住宅抵押贷款出现大额信用风险暴露，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双升”，相关信贷业务经营形势不容乐观。
借款人过度融资。
部分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的借款人在美联储启动加息周期之前，通过大规模借债进行扩张，加息前这类借款人尚可勉强按期偿还本息。加息后，其资金周转深受高息环境影响，日益变得艰难。部分借款人资金链紧张，经营现金流不足，流动性枯竭，加按、转按、再融资难度较大或无法实现。部分境外机构借款人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甚至出现亏损，销售融资比、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恶化，收入和现金流无法支撑其本息偿还。
信贷产品结构设计不合理或不周全。
部分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为借款人设置的融资方案未有效触及底层资产，对企业现金流的控制不足，某些贷款没有在建工程项目或建成项目等有效押品抵押，使得风险处置时缺少有力抓手，或相关处置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监管制度，致使借款人履约受阻，影响境外机构信贷资产质量。比如，部分境外机构与境内银行合作办理跨境贷款，采用内外联动平行融资结构支持境外控股人在境内开发项目，境外机构不直接控制底层资产和担保物权，也不控制监管账户，还款资金出境渠道和流程不够清晰或存在限制，境外机构收回本息资金困难，项目贷款形成不良后成功处置资产的难度较大。
对客户审核（KYC）不足或存在缺失。
部分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办理的贷款涉及层层嵌套的特殊目的载体（SPV），KYC难度本就较大。部分境外机构KYC做得不够扎实，如，未能有效识别借款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存在的涉案风险，一旦借款企业实控人、大股东或核心管理人员涉刑事或民事案件，经营陷入困顿甚至终止，相关抵押物被司法扣押，境外机构既无法从借款人处受偿，也无法对抵押物进行有效处置，严重时甚至导致境外机构被动卷入诉讼程序。
无法有效缓释信用风险。
过度依赖抵押物业，第一还款来源不清晰、不稳固，第二还款来源难以按预期实现，部分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在调审环节对第一还款来源分析得不充分，对抵押物业变现期望值过高，当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发生逆转，抵押物业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贷款价值比（LTV）急剧上升，先前看似合规且足值的LTV，在需对押品进行处置时，押品实际价值与前期估值存在较大差别，即使成功处置押品，也无法全额收回贷款本息。此外，部分境外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通过法律诉讼处置不良资产所耗费的时间较长、程序繁琐、效果滞后，加上核销困难，贷款质量恶化速度大于处置和化解不良贷款速度，容易形成“堰塞湖效应”，反过来又增加后续处置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是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此，中资银行境外机构应遵从信用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多措并举，有效防范化解信用业务风险。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发展观和业绩观。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平衡好信贷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的关系。一方面，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相关产业行业，优先支持其金融服务需求，以金融力量大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升跨境服务水平，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从外部客观环境与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出发，合理设置风险偏好、目标客户、信贷投放规划。按照母公司战略指导意见，全面分析本行实际情况，在深入考察信贷区域政治经济条件、法律和营商环境、重要产业、目标行业和目标客户的基础上，形成与当地信用环境及自身风控能力相匹配的信贷业务发展规划。
高度重视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
执行母公司统一风险偏好，落实既定信贷规划，加强风险限额管理和集中度管理，优化信贷投放地区、行业、客户、产品、币种结构。一方面，结合跨境信贷业务发展战略目标，合理分配并执行国别风险限额，将对应国家主权债券信用违约交换（CDS）作为信用风险风向标进行密切关注。另一方面，合理运用资产配置和资产信用等级组合原则，强化行业、客户集中度管理，避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准确计量行业集中度，做实做细行业标识管理，对限制性行业和衰退行业贷款采取压降或退出等措施；落实统一授信管理和集团客户关联关系管理要求，准确识别客户关联关系，形成清晰、全面的全行客户统一视图，抑制多头融资、过度融资和“垒大户”的做法。
提高信贷产品方案设计和提供能力。
加强信贷产品交易结构管理，避免因产品结构设计缺陷或产品管理有效性不足引发信用风险。一方面，统筹法律、政府政策和规定、外汇监管限制、操作可行性等因素进行信贷产品方案设计。如，对于境外SPV借款人筹款用于境内项目，除对境内端资产形成有效控制或落实有效担保外，还需考虑分红、减资、资金出境等在政策上的可行性。完善跨国家、跨地区银团和双边贷款业务办理模式和风险控制措施，加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在贷前调查、贷中审批、贷后管理等环节高度关注法律合规风险、社会环境风险、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操作风险等，对政治公众人物（PEP）执行增强型尽职调查，主动防范这些风险因素触发形成信用风险。
坚守银行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经营原则。
审慎提高信用评级的准确性，完善信贷产品定价机制，加强第一还款来源管理。首先，检讨并提高内评法客户信用评级模型的有效性，参考筹资成本和费用、评级和违约概率、预期收益空间等因子对信贷产品进行定价，除非有综合考量，信贷产品经济附加值不应为负值。其次，做实贷款尽调，借鉴先进同业审贷技术，不断改进自身信用风险评审分析方法，动态分析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注重分析债务人或担保人的未来现金流状况，关注借款人的实际债务和资本净值、杠杆率、利息保障倍数等直接与企业偿债能力相关的指标。最后，重视贷款用途和资金流管理，按照母公司授权和监管要求，仅针对合理合法合规的贷款用途发放贷款，穿透贷款资金流向，努力控制借款人还款现金流，限制裸贷发放。
规范和加强贷款存续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