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转型成导演。电影好像一道光环，悬于头顶，令作家闪耀。
2015年9月，韩东下了决心，要当导演。把决心付诸行动，他才知道前面的引路牌，好像一下子就能带他抵达电影的感觉，都是虚假的。“那些因素都是虚幻的，等于从零做起。既然主观的东西启动了，决定了，那也不可能退缩。”
韩东的电影码头
文 | 李纯
一
韩东今年55岁，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头发剃光了，像一盏有反骨的灯泡。他难以描述，因为你用来描述他这个年纪的男人的那些话，一开始对他就是不适用的。他面庞光洁，少见皱纹，身材瘦削。他的声音温和而平稳，带有江苏南部地区的口音。他在南京出生，八岁跟随父母下放到临近的洪泽县，乡村经历构成他生活中“温柔的部分”——与荣耀相比，更亲近贫困。可以说，现在的韩东是谦和的，与他叛逆，犀利，总想对抗的青年时代截然不同。
2015年9月，韩东下了决心，要当导演。
很难划分一个关节点或者关键性的时刻，促使他从文学的道路转向电影。2008年，导演贾樟柯筹备电影《在清朝》，邀请韩东撰写剧本，说这是一部“反武侠”的武侠片。那是韩东第一次写剧本，也是他第一次和贾樟柯合作。他说考虑一下，随后同意了。他们签了一份四个月的合同，意思是只写四个月，合同结束，他就跟电影没有关系了。他的心思在长篇小说上。
写完《在清朝》，他觉得写剧本的感觉很好，只要付出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就能完成。不像写小说时如临大敌，仿佛探险。之后几年他写了四个电影剧本，其中两个拍摄时改动太大，他就没署名。
在南京时，韩东到母亲的住处写作。早上六点半从家出发，坐地铁到鼓楼的鸡鸣寺，拐入小巷中的一栋老房子。工作持续至下午，余力用来回信，接电话和约朋友晚饭。生活与写作分开，像上下班一样刻板，节假日也不松懈。2010年秋天，母亲去世。他写了一首诗悼念她。
2013年的9、10月间，韩东应邀前往法国，在那儿驻村写作。画家毛焰也在法国看展。他们相约在巴黎看博物馆。毛焰做导游，一边看画一边聊，身临其境，彼此都很愉快。在去往另一处的出租车上，他们聊到了电影。他们有共同的写作上的朋友，比如朱文、尹丽川、李红旗等，都拍过电影。毛焰说，电影是另外一个圈子，相对比较复杂。话外另有意，他希望韩东保持一个纯粹的写作者的身份。
2015年，同在南京的作家曹寇正为一个电影项目写剧本，故事改编自真实案件“呼格吉勒图案”。有个老板喜欢曹寇的小说，便提出想跟投这个项目，又说，曹寇你自己拿去拍电影也可以。一次吃饭，说到这事，韩东说，你自己拍电影，就玩一下，你要对这个东西负责的。回家后，他想如果有几百万我自己拍个电影行不行呢？他越想越觉得可以。他就跟曹寇说，你跟那个老板讲，韩东要拍电影，让他把钱掏出来。这事后来未果。
同年7月，韩东的新长篇《欢乐而隐秘》在《收获》刊载。刊载后，广州一位老板买了他的小说版权，想投身影视业。老板看重韩东在文学上的力量，怂恿他做工作室。这事也未果。未果是常态，却令他产生幻觉，觉得自己离电影很近。钱不在此处，别处也会有。
韩东电影圈的朋友不多，较相熟的是贾樟柯。他们是1999年认识的。当时成都的诗人杨黎、何小竹承包了峨眉电影集团的一份电影刊物《电影作品》，是现在《看电影》的前身。在成都的民族饭店，他们开了一次“电影与文学研讨会”，诗人韩东、朱文、于坚和伊沙代表文学界，电影界的代表是吴文光、陈凯歌和贾樟柯。韩东在宾馆的房间里看了《小武》，他觉得，贾樟柯对电影的热情和批判色彩与自己对待文学的态度接近，因此精神上相互支援，产生共识。此后间或联系。
2015年11月，韩东给贾樟柯发微信：我可能要拍电影，如果我拍电影你来当我的监制。贾樟柯回复，坚决支持。类似绑架。
找钱花了十个月，直到2016年六月才敲定。第一出品方是峨眉电影制片厂，托的是诗人翟永明的关系；第二出品方是成都十诗人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起人王敏、吉木狼格、何小竹，都是韩东多年的兄弟；第三出品方是阿里影业，这是阿里电影A计划投的第一部电影；第四出品方是贾樟柯的西河星汇影业。陷于困顿时，毛焰曾提议是否考虑众筹？韩东不愿拖累朋友，也推翻了。
把决心付诸行动，他才知道前面的引路牌，好像一下子就能带他抵达电影的感觉，都是虚假的。“因为那些因素都是虚幻的，等于从零做起。既然主观的东西启动了，决定了，那也不可能退缩。”
2016年8月14日，《在码头》在湖北黄石开机。图为开机第一天，导演韩东，监制贾樟柯在拍摄现场。
二
韩东要拍的电影《在码头》，改编自他的同名中篇小说，写于1998年。故事并不复杂。三位诗人送别另一位诗人，坐轮渡，到长江北岸的车站坐车。饭后仓促，错了火车，只好返回南岸，滞留在小镇。在码头上，诗人们遇到流氓，双方起了冲突，折腾了一夜，直到天亮才离开。电影中，四位诗人分别是丁子、王树、夏海燕和欧阳。
小说来自韩东的一次经历，这件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其中的诗人也各有原型。电影又对小说加以改动，韩东说，就都是虚构的了。毛焰看过电影觉得，丁子有点像诗人丁当，王树有韩东的影子。电影中的夏海燕与另一位叫涂海燕的诗人名字相近，只是改了姓。
1979年，韩东在山东读大学。父亲韩建国从下放之地调回南京，在文联复职。韩建国笔名方之，是个作家，曾经和江苏的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组织“探求者”文学社，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批判。韩东的哥哥李潮随母亲李艾华姓，是南京市一本文学期刊《青春》的编辑。那年，方之病逝，韩东赶回南京参加父亲的葬礼。创立不久的诗刊《今天》正被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传抄，南京也不例外。李潮向他介绍《今天》，他回忆阅读的感受，心神俱震，不能自拔。
80年代，诗歌风行。十年文革，似乎唯有诗歌才能抚慰创痛。诗人被社会围着转，总是意气风发，仿佛明星登场。韩东先模仿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经哥哥推荐，在《青春》主办的诗歌比赛中获奖，一举成名。当时《青春》全国销量70万份，编辑部盖了一栋大楼，分给杂志社的员工。大楼矗立，犹如纪念碑。
韩东因为在大学传播《今天》，被校方隔离审查。春节，李艾华发来电报“母哭盼”，才得以回家。毕业后，他到西安教书，他称为“发配”，相比北京，西安显得边缘。在那儿他认识了丁当，《在码头》的原型之一——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目光如梦”的诗歌青年。
1984年夏天，他调回南京，在南京审计学院，现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教马列。很快他就处在南京诗歌圈的中心。南京大学有诗人涂海燕、刘立杆等，四人同住一个宿舍；东南大学有诗人朱文、吴晨骏和于小韦。涂海燕笔名小海，是南京大学诗社的社长，是个少年天才。14岁写诗，因为发表诗歌，免试进了南大。他一直与韩东有通信，直到韩东回南京两人才见面。电影中，丁子与通信却未曾谋面的夏海燕见面，内心喜悦，以为夏海燕是个女孩，却见到怀抱两只老母鸡，骑一辆大扛自行车的寸头壮汉，失落又生气。现实中，韩东也一心以为通信的小海是个女诗人，因为正在谈恋爱，就没继续回信。没想到海燕取自高尔基的诗，意思是与大海搏斗，象征勇敢。
1985年，韩东去北京见到了北岛。他先到，北岛和同行的翻译随后进门。北岛戴了一副眼镜，刚进来时镜片是黑的，坐了一会才变透明，能看见眼睛了。北岛话不多，正准备出国，翻译在向他解释一张机票。北岛问他，有没有新作？可以推荐发表。韩东就把《有关大雁塔》给了他。他已经开始摆脱《今天》所代表的诗歌写作，所谓“弑父心理”，但见到文学上的“父亲”仍然兴奋。小海记得，回来后韩东跟他说，真好。小海问，什么真好？他说，见到北岛的感觉真好。他解释，北岛因为出国一直在研究一张机票，说明他对待事情很认真。
那年3月，韩东提议创办的诗歌刊物《他们》出刊，这本刊物代表了第三代诗人对《今天》的反叛。第一期的作者中有小海、丁当、韩东和云南的于坚，也刊载小说，作家苏童笔名叫阿童。第三期，韩东写道：“在今天，沉默也成了一种风度，我们不会因为一种风度而沉默，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诗歌就是我们最好的发言。”
诗人刘立杆第一次接触到韩东的诗是在南大中文系迎新生晚会上。校园里，朦胧诗就像流行歌曲，男孩喜欢北岛，女孩喜欢舒婷。晚会上，涂海燕握着刚刚出刊的《他们》，礼堂上方一束追光打来，他说，“这就是中国最好的诗歌”，然后从韩东开始，念了一串名字。接着，他朗诵了丁当的诗《临睡前的一点忧思》。礼堂底下，中文系师生哄堂大笑。他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诗。
刘立杆还没有写诗。他通过小海认识韩东。韩东24岁，在教书，住在瑞金北村。刘立杆18岁，常去韩东家蹭饭。那时没有电话，临时起意便往对方家闯。韩东不在家，他就坐在地上等，一次饿着肚子等了四个多小时。韩东家有两个屋子，常常人满为患。一边屋子坐着南京本地的，另一边坐着外地来的，谈论诗歌，也谈论熟悉而新鲜的生活。他想，原来一个诗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有很多朋友，很多交往，有间自己的房子，读书、生活和写作。生活好像多了一扇门。
热潮很快过去。90年代，特区建立，全民经商，市场经济来了。1988年，《他们》第五期出刊，然后中断。年轻诗人或从学校毕业，或结婚生子，面临谋生的压力。“整个90年代诗歌往里面走，更加个人，和外界的呼应越来越少。如果说80年代诗歌契合着时代的脉络、时代的节拍，到90年代，诗人共同地转入到不太热闹的、独立的、正常的轨道上去。”刘立杆说，“它不可能再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中心，诗歌怎么能成为中心事件呢？”
1993年，韩东辞掉工作，专事写作，成了无业。那时，他创作的中心正从诗歌转向小说。生活上不是如鱼得水，却非常自由。1991年，画家毛焰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到了南京。和北京的热烈相反，南京散漫，迟钝，像个虚无之地。认识韩东、朱文等人后，他感觉异类，他们看上去太普通，甚至卑微，“和艺术圈有点不同”——除了写作，就是打牌，喝酒，和恋爱。“简单地说，就是保持各自的理想，我们绝不会装逼。”
当年，文学青年晋升的路子非常古板。先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比如《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大家》等，新人一般先发短篇小说，获得编辑关注，诚意邀约，再发。一段时间后，短篇变成中篇，中篇再变成长篇。加入作协，吸纳为专业创作组，晋升之路就此完成。
韩东写了几年，已有成就。《收获》刊登过五次，《小说月刊》刊登过两次，也得到文学奖项的垂青，提名了“鲁迅文学奖”。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完成晋升。然后呢？他想，大概是像别人那样，摇身变成“专业作家”，获得各种实惠利益，开笔会，参加作品研讨会，“在文学馆的大花瓶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1998年，他和朱文发起“断裂”，向全国73位作家分发了一份问卷，直接对文学体制发问，被评论家称为“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一次事故”。韩东在文章中写，写作已经到了一个关口，整个文坛正虚席以待，只要向在座的敬酒致意，便能坐下与他们共享名利的盛宴。
那是“愤怒的青年时期”，像刺猬，尖锐又紧张。“举个例子，参加文学会议，轮到他发言，他眼睛望着天花板，开始批判，说完掉头就走。他说他去商场买牛仔裤，走进商场就觉得极其不自在，我陪他买过好几次衣服。”刘立杆形容那时的韩东，在陌生人面前“容易紧张”、“富有攻击性”。
《在码头》的电影剧本中写：“时间为2000年左右，世纪之交，夏天。”码头上的诗人被设定为中年。丁子来自深圳特区，穿着时髦，36岁；王树是大学老师，喜欢谆谆教导，42岁。诗人行事并不张扬，行走坐卧与市井中人无异。但精神高贵，被小镇的流氓纠缠，精疲力尽。在一篇导演阐述中，韩东写：“我们想象的诗人都是不太现实的人群，如果我们这么理解了，那么小镇就代表了一种现实。非现实的诗人突然到了一个很现实的小镇，遇上了一连串的事情，发现现实比非现实更加非现实。”
1985年《他们》在南京创办。图为《他们》第一期。
《他们》第四期，封面是诗人于小韦。
《他们》第五期，封面是诗人韩东。
三
《在码头》的拍摄地点在湖北黄石。2015年12月韩东和制片人李明阳在武汉见面，就去看了景。看完景之后，韩东又改了剧本，才定了稿。
李明阳28岁，先做的演员，2010年转做制片人，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他学佛，常年吃素，待人接物有与年纪不相称的周到，看起来值得信赖。韩东本希望他演电影中的“夏海燕”，他担心无法兼顾，改演一名保卫处的干部，戏份少。2011年由他制片的第一部院线电影《疯狂的蠢贼》被《青年电影手册》评为“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得了“金扫帚奖”。当选的电影人耻于领奖，办了三届，没人参加。他去了，领了奖，还念了一封道歉信。
2013年，他转做文艺片，担任《照见》的制片人。《照见》的导演叫乔美仁波切，是活佛第九代转世。电影在包头拍摄。开机前三天，资方撤资，剧组一分钱没有。他怕军心不稳，影响团队士气，没敢透露，包括导演。白天在片场装老板，晚上飞北京找钱，第二天早上六点再飞回去。最痛苦的时候，一个人在屋子里嚎啕大哭，质问自己，“电影对我有那么重要吗？做一部艺术片有什么呢？”特别恨自己。扛了一个月，赶在剧组杀青前筹到80万，高高兴兴地回到包头，顺利杀青。
经人介绍，他和韩东通过几次电话，确认加入《在码头》。2015年12月，因为《照见》，他获得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制片人奖，在武汉领奖。春节后，他陪同韩东找投资，从苏州到武汉到成都，辗转过20多家公司。他觉得这是常态，新导演找钱从来都很困难。
李明阳把《在码头》的规模定在了一千万。标准是贾樟柯提出来的，“必须达到国际上发行的工业水准”。主创团队都不是新人——摄影指导刘勇宏，是《盲井》的摄影；美术指导白昊，是《万箭穿心》的美术；音乐指导林强，给贾樟柯和侯孝贤做电影配乐，最近的作品是《聂隐娘》。对投资方而言，《在码头》最大的说服力是进入电影节，获得海外市场。
2000年，韩东密切的写作上的朋友朱文离开南京，去北京拍电影。从此写作中断，有如壮士断腕。和韩东相似，朱文先参与编剧，前后给章明的《巫山云雨》、张元的《过年回家》写了剧本。他的第一部电影《海鲜》没有过审，处于地下，现在在网上也难觅身影。
2006年，作家尹丽川完成电影处女作《公园》，提名金鸡奖。2000年，韩东是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开了一个栏目“重塑70后”，风格前卫，发掘了很多有潜力的新锐作者。尹丽川的来稿被他选用，刊登在《芙蓉》上。从此步入文坛。有一天，一个女制片人找到她 ，说有一个专为女导演而设的电影计划，除了她，纳入计划的还有纪录片导演杨荔钠和王芬。她写了故事大纲，对方觉得满意，就拍了，规模定的二百万。那时市场还很不成熟，原定的十部计划，只拍了三部，就流产了。尹丽川认为，演员拍电影有资源和行业经验，而作家有自己的强项，就是剧本，创意，和表达。
“今天这个时代，电影离写作的人太近了。身边写东西的人分分钟搞电影，进入电影系统。写着写着小说可能哪天就约稿写一个剧本。而且他们一接触就不是打杂的，不像别的行当，他们一上手就是电影非常致命的环节，就是编剧。”导演张跃东说。2007年，韩东出演了他的电影《下午狗叫》，是地下拍摄，参加的都是他的作家朋友，韩东、于小韦、楚尘和顾前。这次张跃东是《在码头》的执行导演，在片中演一个流氓，出场就被碎玻璃渣破了脚。
中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转型成导演。电影好像一道光环，悬于头顶，令作家闪耀。2013年，郭敬明将自己的同名小说《小时代》开发成电影，到2016年拍了四部；2014年，韩寒导演电影《后会无期》，2015年成立亭东影业；2016年12月，作家张嘉佳导演的电影《摆渡人》上映。这些作家有个共同点，都出版畅销书，在图书市场有大量粉丝追捧，天然具有票房号召力。
市场正以翻倍的速度膨胀。2010年，中国电影全年的总票房在100亿左右，到2016年，电影票房已经增长到457亿。主要的原因，李明阳说，一是院线增加，二是观影人群从一线城市扩展到三四线。在中国，影院已经成为低端消费，全民消费。
相比类型片，中国的艺术片市场仍显低迷，体量较小。2016年5月，制片人方励为增加《百鸟朝凤》排片，不惜下跪。新闻报道后，票房从300万增至8000万，制造了例外。同年上映的《路边野餐》票房约600万，《长江图》约300万。唯一的黑马是2014年的《白日焰火》，获得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票房突破1亿。
李明阳认为，文艺片的诉求是希望得到艺术上的认可，获得个人成就感，不仅限于票房。“2010年我开始做制片人的时候，大家对文艺片视而不见，连聊都不带聊的。这两年大家聊到文艺片，会有人来投资。也不能说找钱容易了，起码比前几年好了不少。有些人有了诉求，希望在赚钱之余获得名誉。我少投一点，投个一二百万，如果获奖，买个名誉挺值的。”
韩东希望《在码头》能够在电影节有所斩获，因为拿奖就是执照，第二部电影找钱就方便了，“中国人认这个”。他也盘算过最坏的结局，“如果这次颗粒无收，我就回去写作。”
四
从2003年的《扎根》开始，每两年，韩东就会写一本长篇小说，以保持创作的状态。韩东的小说着重人之关系的可能性。《在码头》里，诗人随着人群流动，每到一处，就增加了关系的不确定。如果不去此处，又会发生什么？早期，他的小说风格冷峭，瘦硬，抒情不动声色，偶有喷薄，仍不失克制。长期写诗，他对语言反复斟酌，削减，像剃了枝节的竹竿。2015年夏天，他写完《欢乐而隐秘》，一共写了六本。
一旦进入写作，他很少待客。平时，他有耐心，而且健谈，喜欢讲段子，也会突然严肃起来，坦率表达观点。饭局上，有人加入，有人离开，人群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能坚持到最后。长篇时，饭局尽量减免。最早，一稿写完， 他将初稿打印出来，作为备份，然后删掉电子档，复写一遍。再在此基础上修改，写第三遍。从修改到交付，历时半年。他承认自己有强迫症，尤其是对待诗歌，反复修改旧作。拍电影前，他提醒自己克制住这个倾向，重要的是做完。
近几年，韩东的小说变得松弛，相比叙述，更工于故事，似乎刻意调低阅读的门槛。朋友开玩笑说是美人多吃了几口，没有那么瘦了。从2010年的《知青变形记》开始，韩东的小说创作从基于自身经验转向纯粹的虚构，简单来说，故事性更强了。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写作，无高下之分。他不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严肃转向通俗，因为并不处在主流的核心，备受瞩目，引起了轰动。“半明半暗”，他说，“是最好的状态。”
电影筹备的整个过程，毛焰一直在旁观察。《在码头》的片名是毛焰提的。开始听说电影名称不能用繁体，写得不爽，简体字不好看，失掉韵味，尤其是“头”字。他打电话给湖南省电影频道的朋友，问确定不能用繁体？朋友说没有明文规定，发了几个片名，《长城》的长、《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罗，都用的繁体。于是改成繁体写。写了很多遍，分别从中挑出他满意的，一个字一个字集成了“在码头”。
他们住得近。毛焰的画室在南京市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座院子里，隐在一条公路旁，住的多是艺术家。从院门进去，穿过一个篮球场，上一截台阶，推门便是画室。画室空旷，像大仓库。有些画放在地上，靠着墙，都是人的肖像。那些画很特别，安静，轻盈，像从另一个世界走来。
韩东经常去他的画室吃饭，然后就是长时间的聊天。2008年，他参演朱文的电影《小东西》，单纯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忙。艺术圈就流传，毛焰转向电影了，要演戏了。“这两年，电影突然又热了，人们感觉这些作家又开始趟这趟浑水了。我当然不希望韩东趟这个浑水，他作为一个纯粹的写作者，干干净净的多好。”
一次谈话。毛焰非常直接地问他，“你到底为什么要拍电影？”他想确认。他们说了很多，包括对自我的判断，写作上的理想，和现实层面的契机。“可能有种写作上的疲惫”，韩东说。毛焰说，“怎么可能没有呢？我也有。但我无视这个东西。”他想，就像像武侠片放的，哥们受伤，得推背运气。
毛焰觉得韩东提到的疲惫感非常真实，“往往倾尽全力做一件事，我们自己对这个作品有额外的期待，或者不是那么如意，这种情感很普遍很真实，甚至有时候是必须的。这个东西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自身，某个层面上自我怀疑。问题不在于作品，而在于我们对作品的态度。甚至于我画了一幅杰作，说实话这个东西很可悲，很荒诞，我都不能决定我现在这件作品的命运。”对创作者而言，长久耕耘在一个领域，最终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克服自己虚妄的野心？
他把韩东看做精神上最重要的朋友。1997年，韩东经历了一场失败的恋爱。他非常痛苦。整整半年，忧郁，失眠，身体的皮肤发炎，被他挠得瘢痕累累。毛焰在一个饭馆见到他，“苍白”，“瘦骨嶙峋”，却“很美”。他给韩东拍照，画他的肖像，取名《我的诗人》。毛焰说，画画的时候，整个人咔，像沉了一下。
他称韩东是“道士”，笔耕不缀，状态平稳，像谋了一份写作的职。十多年前，毛焰爱好网游，夜里和学生相约去网吧打帝国，打到早上七点多。有两次，他结束战斗，走在回家的路上，碰见韩东背一个包，在等公交，正要去他妈妈家写作。张跃东说，韩东在工作上以耐心和持久见长，这是他性格里的长处，“他比较有韧性，能坚持。咬咬牙，自己内化掉很多问题，包括自我的平衡感，承受压力，对他来说是天然的做一个导演的很棒的潜质。
拍摄前，主创开会，问韩东能不能找些电影类比，想要哪种风格，演员应该看什么样的表演，有个参照。他反问，“正因为我认为我能够拍出不一样的，我才会拍电影，如果认为我能够拍出一个类似某大师，哪怕是高级的东西，那我干嘛要拍？”
他解释，“从客观上讲我可能我对电影史不了解，主观上我也不愿意受到这种了解的影响，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我不是一个那么热爱电影的人。我热爱电影的制作部分，和写作的过程完全不同。能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调动各种资源，和不同的智慧打交道，这个经历我觉得非常好，有意思。后面如果有反响，承接荣誉，成为社会名流，我都没有兴趣。”
《在码头》拍摄现场
五
我最近一次见到韩东是在北京通州的一个电影园区。那是今年1月，《在码头》已经进入后期，刚刚做完初剪，送了柏林电影节。他住在园区的一家酒店，下午两点去剪辑室，到晚上十一点，累了就抽烟，完全处在工作的状态。
投完柏林后，《在码头》有一场内部放映，在后期公司的会议室。约十来人，散坐在桌边，有出品方，制片人和两三个朋友。韩东也在。结束后，他问观感，多是称赞，说不像是处女作。韩东抽着烟，自我总结，“遗憾很多。目前来看，这电影的品质是没问题的，质地是好的。我说这个片子四不像，商业片和艺术片都不沾，反而可能有异质。”
2016年6月，我和韩东碰过一次面，在成都。那时，他正在为电影甄选演员，七月就要演员培训。6月19日，成都十诗人影视公司开张，搞了一场发布会。总经理王敏认为诗人具有创造力，想象力，和激情，为什么不做电影呢？他向我解释，“十诗人电影投资的电影一定是诗人做编剧、导演或者监制。我强调的IP价值不是明星，不是范冰冰或者李冰冰，明星可以吸引票房。但是我们的电影是诗人，它也是IP价值。”
《在码头》是十诗人电影公司投资的第一部院线电影。韩东和贾樟柯参加了发布会。贾樟柯各地跑，是韩东死活拉来的，表明，“不是我吹牛逼，他真的愿意当我的监制”。
后几天，我都在剧组见到他。四川的诗人吉木狼格在成都郊外的平乐古镇拍《借客》。他第一次做导演，规模不大，属于网络电影，算是试水。朋友们去探班，多坐在远处，聚了闲谈。韩东在监视器旁观察，神情严肃，好像是他在拍电影。要是有人不小心坐了导演的椅子，他就呵斥那人，除了导演，这椅子谁也不能坐。
2016年8月14日，《在码头》在黄石开机。原本定的六月，不料黄石发了六十年不遇的洪水，雨水连绵，淹没了码头，全镇的人忙于抗洪救灾。雨停了，剧组开工，就是高温。也是六十年不遇，地表温度超过五十度，气温居高不下。到9月22日杀青，全剧组一百五十来号人，加在一块，瘦了一千多斤。
开机宴，请剧组吃饭。导演韩东穿着T恤衫，牛仔裤和新百伦球鞋，站在台上，看到底下盛大的宴席，觉得像和电影办了一次婚礼。他对准话筒，“此刻的心情，虽如履薄冰，但势在必得。”
困难接踵而来。《在码头》的故事发生在一夜，也就是12小时之内。40天拍一夜的戏，得接戏。有的人拍第一场戏时有些胖，天热，出出汗，就瘦了；还有的，刚进剧组，皮肤白净，暴晒后，黑得像炭。江水也是，时涨时退。有一场戏发生在码头的值班室，戏中前面半小时和后面半小时，河床高度相差好几米，只能模糊掉。
圈里有句行话，剧组是江湖黑社会，导演就是土皇帝。用强力才能把控得了局面。令李明阳印象深刻的是，韩东非常谦卑。他从不在片场骂人，没说过一个脏字。剧组开会，韩东倒坦诚，“我不懂，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希望你们帮到我，给到我想法。”有点像李安，“你示弱，别人就来帮你”。
最困难的是体力。剧组多是年轻人，尤其干艺术电影的，预算少，各种艰苦的生活都体验过。韩东上了年纪，和同龄的朋友相比，他没患过大病。唯一的病痛是偏头痛，雾霾时就发几次，得吃止疼片。他有打坐的习惯，在南京，一个礼拜打坐两到三次。如果每天坚持，就容光焕发。在剧组，他就靠打坐维持体力。每天约半小时，再睡觉。
作息总是乱的。拍日戏时，早上六点出工，拍到凌晨两三点；拍夜戏，就颠倒了，下午五点出工，拍到凌晨五点。夏天夜短，一场戏打灯光花两个小时，等到美术、制景、演员走位全部配合好了，约能拍上三四个小时。
有段时间连续拍夜戏，十多天看不到日光。白天和夜晚混淆了，闭眼是黎明，睁眼已入夜，月亮在天上挂着。他被折腾得既累又虚无，觉得世界在飘，“每天在干嘛做这件事？”监视器里，丁子和王树也被围困。码头喧闹，诗人在众生中，躲不过。
《在码头》的结尾，王树和丁子终于离开码头，丁子有惊无险，赶上天亮前最后一班轮渡，南下深圳。他们相互告别。夜色稀薄，天就要亮了。
《在码头》剧照。从左到右分别是，诗人欧阳（韩三明饰）、丁子（柴成钢饰）和王树（梁景东饰）
— — 完 — —
题图：《在码头》拍摄现场，地点为轮渡客运站值班室。
所有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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