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古人用来讲学的场所，自南宋张栻、朱熹复兴岳麓、白鹿洞书院以来，书院与道学的命运便紧密关联。设立书院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科举之害，书院的民间身份注定要与官方意志紧张甚至产生冲突。终明一代，书院的命运经历了被冷落、复兴、昌盛、毁禁等跌宕与反复，朱氏王朝对文臣从来不假辞色。
不过“南朝四百八十寺”，最终也难逃会昌法难，毕竟帝国的阴影吞噬一切，空留“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萧索记忆。
１．太极书院
嘉靖七年（1528）是明朝毁禁书院的开始阶段，矛头直指湛甘泉（若水）与王门后学。甘泉先生也许仍心存侥幸，也许只是悲愤的回应，在进呈给皇帝的《圣学格物通》中，指出南宋禁锢道学而亡，元朝建立书院而兴。
甘泉所指的“书院”即北京太极书院，今有元儒郝临川（经）的《太极书院记》。甘泉说太极书院建于“理宗嘉熙二年（戊戌，1238年）”，而临川《记》中称建于“庚子、辛丑（1241年）间”。这是蒙古积极向南扩张的几年，四十年后南宋亡。
临川《记》云：
初，孔子赞《易》，以为《易》有太极。一再传至于孟子，后之人不得其传焉。至宋濂溪周子，创图立说，以为道学宗师，而传之河南二程子及横渠张子……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续于河朔者，岂不在于是乎！
“太极书院”的名字得之于周濂溪的《太极图说》，临川《记》不独解释其得名渊源，同时描述了道学北传的脉络。道学在两宋并非官学，朱熹卷入与韩侂胄的党争后更惨遭禁黜，宋末虽有微振，毕竟与时俱没。元人的学术大致因袭两宋，但在表彰道学上不为无功。太极书院就是元人道学北传的一标志性建筑，适与杨时“吾道南”的历史因缘可参看。
元人修《宋史》，于《儒林传》之外又设一《道学传》，以道学之兴衰解释宋元变迁：
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
甘泉《格物通》中亦引元儒刘因诗云：
王纲一紊国风沈，人道方乖鬼境侵。
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千古在人心。
因叹曰：
夫蒙古北俗也，乃能兴道学之教，而当时南宋乃禁锢道学，指为伪学，使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澌灭殆尽，以归于败亡之辙而不悟，为能保天下者耶？欲其不亡难矣。
但这番劝诫难说嘉靖能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会改变其毁禁书院的心意。甘泉与阳明开创了心学门人书院聚讲的风气，私人聚会一旦成势，必然是皇权警惕怀疑的对象。一直延续到东林党人，书院的兴废起起落落，随着庙堂的风云气象而动荡。
２．白鹿之约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阳明平叛后暂时主持江西军政。比战场更凶险的官场斗争却随之而来，不断有人在武宗面前谤毁于他，一度令他灰心，甚至要效仿孟子之说窃父而隐。风波暂息后，阳明重游开先寺，在读书台后石刻下自己的功绩，意气风发已极。
《年谱》记载其文：
正德己卯（十四年）六月乙亥，宁藩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此时，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
自明初以来，文臣的命运就很凄惨，不愿出仕是明初士人的心结。这与宋朝文臣的政治环境天壤之别，所以将学问转为内求，不是阳明的独见，而是明儒的共性。以阳明桀骜的才性，却总想要做点扭转乾坤的大功绩出来，贬谪龙场是第一次碰得头破血流。
教训就是将学问彻底转为向内：上层路线是妄想，从此改走下层路线。聚门人讲学，教化底层的士农工商，成为阳明的主要寄托。这些尝试从龙场驿就发端了，在江西的不世奇功，无疑提供了更好的平台与机遇。
《年谱》记载其游开先寺后：
明日游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题识。
召集门人聚讲白鹿洞书院的计划，这时候应该就在考虑，大概是阳明“徘徊久之”的原因。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东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军，察看旧址后上书朝廷奏明复兴的理由和计划，决心加以修复。次年书院初步修复，逐步建成了屋宇，而且集资购置学田用以维持，保障了书院的经济来源。
朱子生前在政治上并不得意，庆元党禁之后连同其学术都成为官方批斗的对象。所以一生精力主要倾注在书院教育上，和书院有很多交集，比如岳麓书院、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鹅湖书院等，都和他有渊源关系。书院的目的，在于培养真正的为学之士，并不为科举禄蠹而设。可说书院就是朱子之学的道场，书院的学风是朱子之学的重要面貌。
最能代表朱子书院形象的，无疑还是白鹿洞书院。除了建设书院实体，朱子亲拟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规》等），标明了书院的宗旨：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
朱子的《揭示》成为同时、后世书院的范本，也是今日大学之校训的源头。宋明理学是为人之学，教育便是最大的题目。阳明与朱子的差异，就自认为在为学入手处有根本不同。所以辩朱子《揭示》对阳明学的立足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阳明先后曾撰写《紫阳书院集序》、《万松书院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等，都是为此而发。
为了做好这次白鹿洞聚讲的活动，阳明推荐弟子蔡宗兗作为白鹿洞主，在行政上先接管了书院。适逢南昌府知府吴嘉聪请阳明作《府志》，便索性聚门人在白鹿洞开局。阳明连续写信催促弟子邹守益等赶来聚会，甚至用了很严厉的口气：“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足见对这次聚讲的重视。
３．濠梁之辩
唐龙，字虞佐，号渔石，兰溪县城北隅人，今存其《渔石集》四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