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地区人居环境之演进

地质学、古地理学与考古学研究表明，约距今10000年前，古雄安地区已出现早期人类活动，直至唐末，该地区的人居环境建设规模仍然有限，总体上属于地方性人居。

1.1 低湿洼地，河道屡变，制约大规模人居建设

白洋淀地区在地质构造上位于新生代以来由差异性断陷下沉所形成的冀中凹陷，距今10000～75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白洋淀地区以河流沉积为主；距今7500～2500年前的全新世中期，该地区以湖沼沉积为主；距今2500年以来的全新世晚期，该地区复以河流沉积为主，洼地湖沼水域收缩，在东、西、南三面发生较大变动（图2）。此后至公元十世纪之前，该地区并无大型、稳定且常年积水的湖淀环境，其自然地理景观主要表现为太行山东麓南、北两大冲积扇间的低湿洼地。雨季时，较深的洼地形成小型季节性洼淀，但这些小洼淀在时、空上并不稳定（朱宣清等，1986）。

距今10000年左右，雄安地区已经出现早期人类活动。先人们已经摆脱了对洞穴的依赖，下到靠近水淀的地区活动。此后该地区存在着基本连续的史前文化形态，但聚落数量和分布范围皆受到宏观气候变动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段宏振，2017）。早期人居规模小且不稳定，大规模人居环境的条件尚未形成（图3）。

1.2 九河下梢，潴水成淀，边地城邑出现

周定王五年（前602），黄河改道南移，古白洋淀地区失去了古黄河的冲积，仅遗留下黄河故道。太行山前滹沱、浣、滱、博、卢、泒诸水，仍沿黄河故道进淀入海，古白洋淀地区形成“九河下梢”之势，潴水成淀。

春秋战国时期，白洋淀地区属于“燕南陲，赵北际”的边地。燕国为防御南方的赵国与齐国，沿易水修建起南长城，形成燕、赵两国的分界线。其在淀区内的段落被后世沿用筑堤，北宋以后形成白洋淀北界（图4）。秦置郡县，雄安地区属广阳、巨鹿、恒山三郡交界地带，境内仅有易县及高阳邑。西汉时，雄安地区属幽州涿郡，境内有容城、易、鄚、高阳、阿陵、高郭四县二侯国。东汉时，该地区主要属河间国，境内有易、鄚、高阳三县及易京、葛城等邑。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北魏时期的白洋淀地区并无大面积连片淀泊。唐代，雄安地区分属莫、瀛、易、幽四州，境内有莫、任丘、唐兴、长丰、高阳、归义、迺等县。当时行政建制调整频繁，城镇格局尚不稳定；但人口渐增，莫州大面积水淀景观也现雏形。

总体而言，从早期平原洼地中受制于自然环境的不稳定人居，到秦汉以后设州置县人口渐繁，人居环境建设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展，但与北宋大规模驻边屯田尤其明清移民开发后的状况仍有较大的差距。除去战乱破坏等原因，尚不稳定的自然环境、缺乏大规模人工治理的动力及能力等因素，皆制约着该地区早期人居环境的发展。

唐末以降，中国北方战事不断，河北一带长期沦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拉锯争夺的战场。宋辽对峙时期，在河北边疆开展了大规模的水上军事防线兴筑及屯田守边工程，造就了白洋淀淀区的基本格局。雄安地区因地处这条防线上的重要战略位置，无论在行政建制、防御工事、道路交通、城市建设、商贸交往等方面，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面向战备的一系列国家工程建设为雄安地区的人居环境发展奠定了基础。

2.1 宋辽对峙，塘泺防线，筑塘屯田

宋辽对峙初期，今保定—雄安一线成为北宋的北部边疆。北宋在此建设起一道规模庞大的“塘泊”防御工事，以迟滞北方骑兵的快速进攻。这项工程最早于端拱元年（988年）提出，为达到造水田以蓄军粮、设水险以固边防、事成后减少守戍兵士的三重目的。淳化四年（993年）起大规模实施，至澶渊之盟后虽明里暂停，暗中仍有扩建。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其总体规模“自边吴淀东至泥沽海口（今天津一带），绵亘七州郡，屈曲九百里，深不可行舟，浅不可徒涉”。塘泊由专门机构管理，一方面严格保持适度水量：水多则泄，水少则灌；另一方面定期清淤，加固堤防。《宋史·河渠志》中对当时各处塘泊的水深有详细记载，例如今雄县至高阳之间的塘泊，“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水深约合今1.9～3.2米（图5）。

北宋塘泺防线的建设，使河北平原河渠相连、洼淀相通，白洋淀地区大小湖淀串通一体的形态基本形成。可以说，白洋淀最终的成“淀”，主要是北宋大规模人工筑堤围堰的结果。

2.2 区划加密，道路开辟，城镇发展

伴随边疆战备工程建设，雄安地区的人居环境建设也有整体性推进，具体表现在：

总体而言，当时雄安地区的人居建设已有相当发展，虽然仍带有战备目的，但该地区的人居环境格局雏形已基本确立。

公元1153年，金迁都燕京，改名中都，正式开启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元朝于1272年迁都北京，名大都。明朝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为京师。此后至清末，北京成为全国交通与城镇体系的绝对中心，其周边地区则因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区位，具有了重要的战略、安防、经济、交通价值。

就地理格局而言，拒马河、白洋淀、滹沱河构成了当时京畿山水格局南界之心理空间标志，雄安地区正位于这一标志性区域。在经济、交通、水利、安防、游憩等方面，雄安地区则摆脱了战时塘泊防线的形态，向着充实人口、增广农耕、治水通航、强化景观的方向发展。

3.1 京畿腹地，永乐移民，人居充实

金元至明初战乱频仍，河北地区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的现象十分严重。朱棣称帝并驻跸北京后，为充实京畿人口、恢复农业生产，开始向北京及河北地区大规模移民。据统计，永乐年间北京城及顺天府境迁入移民约130万，保定、真定、河间诸府移民在10至30万不等。当时京畿各地皆对移民进行了重新编户，据明嘉靖《雄乘》载，“社为土民，屯为迁民，迁民皆永乐间迁南人填实京师者”。当时保定府约有37%的社屯为移民屯，安州、新安的移民屯比例甚至高达47%和55%。白洋淀周边五县市千余自然村中约60%形成于明代，大多是永乐移民所创。移民进淀定居后，建村筑房，筑堤挖沟，造田垦殖，以渔、苇生产为主开始劳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和人居环境建设。永乐时期可谓雄安地区人口大幅充实的主要时期，奠定了今天该地区的村镇格局（图9）。

3.2 流域治理，疏水屯田，津保通航

海河流域水患频繁，流域治理与水利工程建设十分重要。明万历年间，徐贞明奏请在京畿地区兴水利农耕以自足，使白洋淀地区的圩田初有成效。清雍正三年（1725）直隶大水，泛滥成灾，怡贤亲王（胤祥）奉旨总理京畿水利。他认为“治直隶之水，必自淀始”，下流治乃可导上流之归，上流清乃可分下流之势，二者“相须而不可偏废”也。于是提出复古淀，疏河道，开引河，筑堤岸，增阔桥，圩稻田，并建议增设官员专管河道及营田事务。京畿地区的河道营田管理体系由此建立起来。农民收获营田之利，积极性大为提升，以致“凡畿疆可以兴利之处，靡不浚流圩岸，遍获丰饶”（图10）。流域治理的同时，新的交通网络也逐渐形成：除南北向的陆路、水陆通道之外，东西向的水陆通道有联通保定与天津之间的“津保内河”。清初治理京畿河道后，津保之间的航运一直畅通，直到上世纪60年代（图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