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雨，编剧、导演。
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
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
大家好，我是陈小雨。我是一个新人编剧、导演。2019年，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乘船而去》，后来我们把它拍成了电影。
这是一部关于归宿的家庭电影，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浙江德清，离上海不远。
过去，河流连接了我故乡的每一个村落，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人们靠船运输重物，在船上出嫁、远行。船承载的是过去的生活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公路和高铁逐渐代替了河流。小船大多数都被废弃，只留下运河上运沙石去造房子的大货船。
看完这部电影，有一位观众跟我说：
“有记忆的是故乡，没有记忆的是废墟。”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故乡是我最想逃离的地方，恰恰就是因为那里有太多复杂的记忆。
两种价值观的对撞
我的人生开局，是一个富二代。我爸妈一直在做生意，他们很忙，所以一年级我就住进了寄宿制的学校，只有周末才会回到那个只有姐姐和外婆的家里。
爸爸妈妈偶尔出现，就像领导视察工作。他们教我最多的就是怎么拉拢人心、怎么管理人、怎么做企业，哪怕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他们甚至会跟我讲他们企业的logo是什么意思，讲他们白手起家的创业历史，还带我们去见客户，给客户表演英文歌。
有什么问题问我爸，他永远是很霸总地说：“哦，知道了，我派人过去。”
我妈也很夸张，对她来说怎么都不够，哪怕每次考试我都已经能够做到每门课年级前三，但对她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她说：“你是我儿子，我聪明你就应该聪明。”
对她来说，成功永无止境。
相反，外婆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她不会觉得不够，她是觉得怎么都够，怎么都可以。那个只有我、姐姐和外婆三个人的小家，就好像是三个小孩子在家里，没有大人。无论我们玩多久的电脑游戏，外婆都不会责怪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跟外婆一起通宵看《流星花园》。
所以后来跟电影圈的其他导演、文艺青年交流的时候，人家的艺术启蒙都是三岛由纪夫的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但我能说出口的就只有《流星花园》《恶作剧之吻》《天国的嫁衣》《放羊的星星》。
总而言之，
外婆教给我的是一种很简单的生活。
她对我没有任何成功的期望。甚至后来我拿了奖，她也不觉得我要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她跟我说：“你这一行很费脑子，很累。你吃不消的话，就去厂里上班吧，或者开一家理发店也可以。”我也认真地考虑过，但感觉还是做电影好玩一点。
▲ 陈小雨的外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宇宙给我发了一个素材大礼包。外公去世了。我第一次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是会走到终点然后消失的。父母也离婚了，家里也破产了。我还没学会怎么花钱呢，就已经不是富二代了。
从生老病死到婚姻财富，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一切都会变，什么都留不住。
破产之后，我跟我妈妈度过了一段躲债的时间。我妈妈把家里改成了一个公司，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早上在大家上班之前，我要把铺盖收拾好然后下楼，以免打扰他们谈客户。极端的情况下，会有人拿着刀在楼下堵门要债。我妈吓得把我带进了一个快捷酒店。她不敢拉开窗帘，也不敢开灯，房间里只有电视机发出的微弱的光。我们在那种黑暗的环境里待了一整个寒假。
我妈会一直很焦虑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又会突然情绪非常高昂地说：“我要去创业！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就像一个韩剧女主一样。
当然，她真的又去创业了。父母再一次地逃离了我，把我扔给外婆。我又回到了老家。
我其实觉得破产没有什么，我也没有因此觉得特别自卑。因为《流星花园》里的杉菜在面对富家公子道明寺的时候，也没有自卑过。我觉得我还是挺受她的鼓舞的。
我只是觉得很烦。老家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讲我爸妈的事情，而且还有很多个版本，像《罗生门》一样。我想逃离这一切。
外婆一直跟我说：“你不要管你爸爸妈妈，他们有钱没钱都是他们的事情。
你想要什么，要靠你自己去创造。
”
可是那时候我还那么小，又能创造什么呢？我只能用文字写下一些东西，在写作中去幻想另外一个世界。幻想那个像电影电视剧里那样，主角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么自由、那么洒脱、富有激情的世界。
后来，离开真的到来了，比我想象当中还要早，但不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
我跟姐姐去了阿联酋，因为爸爸在迪拜的中国城经营两家店铺，想要东山再起。姐姐比我大八岁，她很有责任心，也很爱这个家。所以她放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辍学去一起经营店铺，帮家里共渡难关。从初一开始，她就一直负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
在异乡寻找故乡
迪拜在大家的印象里可能是一个有很多阿拉伯“土豪”，石油资源丰富，从沙漠当中拔地而起的奇迹之城。
但在迪拜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只是迪拜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在那里的中国人都会在最高塔、在七星级酒店拍一张合影，打卡留念，然后发个动态，甚至用作头像。但是真正住进七星级酒店的人，其实没有几个。
大家真实的生活是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个叫国际城的地方，十几个人挤在拿竹制屏风隔出一个个小床位的两室一厅宿舍里，度过每一天枯燥的生活。
迪拜又被称为是
失败者的天堂
，因为那里是免税的，阿拉伯人出手又很阔绰，很好做生意。“人傻、钱多、速来”是当时的一个六字箴言，在华商圈子里面迅速传开之后，破产者们就聚集在这里了。
这个破产者联盟呢，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吃饭，有的时候惺惺相惜、相互鼓励，有的时候也会背后捅刀、勾心斗角。
有钱的“土豪”阿拉伯人其实只占阿联酋人口的12%，剩下88%的人都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等国家的劳工。他们在阿联酋做着一份非常艰苦的工作，然后把赚来的钱寄回给本国的一大家子人。
中国人在那里的处境相对而言中等一点，大部分是零售业的销售，但其实每天工作也是12个小时打底，每个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而且工资比当时的大城市同等工作只高出一点点。
想象当中的国际大都市，到了那里才发现其实就是一个魔幻的小县城。大家每天重复地过着店铺、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重复地说着国际城里的八卦：谁又来了，谁又走了，谁跟谁在一起了，又分手了，谁在国内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哪个老板又成功了，然后又破产了。
受不了的人就回国了，受得了的人一直忍受着，直到有一天，连阿拉伯人都已经学会跟中国人对半砍价，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被困住了。
▲ 在迪拜开灯店的小郑下班后回到宿舍，图片出自陈小雨的纪录片《浪》
同样被困住的当然还有我。我曾经以为的新世界，其实是一个新的牢笼。
我仍旧被笼罩在那种终日想要成功的功利主义之下。
所以当时我在网上受到了几位辍学网红的影响：乔布斯、老罗、还有韩寒。当时还有一档很火的节目叫《搭车去柏林》，一个叫谷岳的哥们，他举着大拇指，从北京一路搭顺风车走到了德国柏林。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节目里有两句slogan，一句是“当你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另外一句是“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去做了”。
当时17岁足够无知的
我，遇到这些足够传奇的事迹，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勇气和幻觉。我觉得，全天下就没有我做不成的事情。
2011年底，我就辍学回国拍了纪录片。我先回到老家，发现外婆真的老了很多
。
家乡的变化也很大，白墙黑瓦的那些房子，大部分都被拆掉了，全都变成了贴着瓷砖的小洋楼。
这种变化之大，让我觉得好像什么都留不住。
▲ 故乡德清贴着瓷砖的小洋楼
你能做的只是拿镜头去对准身边的人和事，去记录这个世界。
我们就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拍了几部纪录片。其中一部叫《傍海村民》，拍摄的是大理新移民当时的生活。我和我的爱人卡姐，那时候就在大理花6000块钱租了一个老院子，生活了三年。
很巧的是，大理也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但不是因为那里免税，而是因为非常适合养老，适合躺平。
在大理，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我们去采访他们。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放弃了高薪工作，逃离北上广深的人，有在富士康工作过十几年的人，还有刚毕业或者没毕业的学生。当然，最多的还是一时间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艺术家。
我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气氛，大家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性格非常不同，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对当下生活的高度关注
。
在那部纪录片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大米，她是一家青年旅社的老板。她说：
“其实我来大理寻找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故乡的感觉。”
这句话给我一种朦胧又强烈的共鸣，我好像也一直在异乡寻找故乡的感觉。
我们期望当中的故乡，应该是可以给我们非常简单、非常安定的一种港湾的感觉。但是由于迅猛的城乡变迁、农村的人口结构变化，你回到村子里，它好像变得不是港湾，所以你要向外面去找。反而是在大理，那么多向往港湾的人在一块，大家就变得像一家人一样。
但是，大理也在变。三年过去，我身边能拍的东西基本都拍完了，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大理的生活物价开始变高，变得越来越商业化，我想再次逃离。
边界与自由
我又回到了老家。因为现实的压力开始涌入，你所做的其实没有办法养活你的生活。摆摊只有一点点收入，纪录片一分钱也没有。我开始接很多宣传片，赚到一点点钱，又去写短篇的剧本，急着把这些故事拍出来。虽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但拍得并不好。钱没有留住，作品也失败了。
我就开始想，
其实
是不
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才病急乱投医地找了梦想这样一个东西
，好像觉得，在这个变化那么快的世界里，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笃定？
反正我就给自己洗脑，我是一直在追求梦想。
那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