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重新界定产权之路：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与议会

英国议会会场

（图片来源于网络）

工业革命是经济史领域永恒的研究主题，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更是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传统观点认为，工业革命的产生离不来良好的产权保护，因为良好的产权保护可以为投资提供充分的激励，鼓励创新。那么，良好的产权保护是英国一开始就具备的吗？

Dan Bogart 和Gary Richardson2011年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的论文“Property Rights and Parliament in Industrializing Britain”中给予了否定的答案。他们指出18世纪以前的英国法律体系很难说是鼓励创新的。由于受到传统法律思维的限制，英国的产权体系十分僵化，无法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权配置。只有在18世纪之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改观。这种改观离不开议会在法律修订中的关键作用。

18世纪以前，英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传统与维持法律体系的稳定，因此大量的法条脱离了市场发展的实际需求。由于法律的限制，这些法条无法作出灵活调整。例如，（1）英国的继承法规定遗产（尤其是地产）的继承人不得肆意改变所出租土地的租期，除非等到继承人的子女长大成人，此时再由土地所有者与其子女共同商议是否更改租期。由于一般子女到21岁才能算成年，因此所继承的土地可能要等20多年甚至几代人才能改变其租约。另外，土地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比如出租土地的租期不能超过拥有者的生命长度，更不能以牺牲后代利益的方式使用土地，比如抵押、出卖等。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为了尊重其祖先的意愿，使得家族的土地能永远地传承下去，同时所有家族成员（包括未出生的后代）都应该享有该遗产带来的好处，但是这些僵化的规定使得土地的使用无法反映市场需求的变化，以优化资源的配置。（2）另一个降低土地使用效率的法律制度就是英国的敞地制。在该制度下，平时土地分散耕种，到休耕时期，所有土地都用作牧场，以供集体使用。这一制度弱化了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同时产生经典的公共地悲剧问题，使得土地利用效率大大下降。（3）对于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投资，英国也缺乏正式的法律来确立与鼓励这种投资。比如政府或公益组织是否有权购买私人的土地以建造公共物品，道路的修建者是否有权对使用该道路的人收费等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和规定。总而言之，18世纪以前，英国的法律体系充满着僵化教条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存在弱化了产权的交易效率，同时也阻碍了投资激励。

但是进入18世纪后，上述情况得到极大地改观。面对市场的强烈需求，英国议会出台一系列法律规定，重新界定产权，以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比如，财产法案（Estate Acts）界定个人与家庭之间的产权，排除之前法律对财产使用的约束，产权所有者有权出租、抵押、出卖等权利，便于契约执行；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解散集体主义管理的村庄，在利益相关方协商同意的条件下将公用土地的产权分为若干份界定给个人，也包括公共农地转换用途，如住房或厂房；法定机构法案（Statutory Authority Acts）是立法建立法定的公共机关，用于建设、运行和维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相应的产生了奢侈税、征地、公债、收费等权利。（包括交通法案、城市改进法案、济贫法案、政府建造法案与收费公路法案等）对公共物品投资的相关程序做了详细规定，使得公共物品的投资与受益都有法可依。如下图1所示，上述三类法案的数量在1700年后出现了显著地增长。

如何解释这些重新界定产权的法案会密集出现在18世纪至19世纪呢？作者认为，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力得到巩固，这使得英国出现了一个可以反映社会利益变化的政治市场。当要素价格变动后，相关利益方可以通过政治代表在议会中推动原来落后法律的修改，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经济机会的变动通过政治市场反映了出来，政治市场的自由与经济市场的自由携手而进。

为了检验产权调整议案的变动是否是由于市场机会的变动，作者用市场实际利率以及国家贸易额作为解释变量，法案通过数量的滞后两期值（考虑到法案提出、制定到通过所需要的时间）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了经济机会的变动对议案通过的影响，发现两者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同时，作者利用其他类型的议案，比如婚姻类的法案，上述法案的修正案等作为安慰剂检验，发现只有调整产权的法案才会对市场机会做出反应，其他法案与以实际利率与国家贸易额衡量的经济机会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关系。为了检验上述关系的因果性，作者利用树木年轮的宽度作为工具变量（与经济机会直接相关，与议案通过不相关），重新估计了上述命题，发现结果依然稳健。

该研究表明，资源的有效配置离不开竞争性政治市场的建立。经济机会的变动不仅要反映在要素价格上，还要通过法律体系的调整以重新界定产权，释放经济活力。经济体系的灵活性需要一个可以将社会利益转化为公共政策的政治博弈机制，英国议会无疑充当了这一机制。

18世纪初的英国议会充当了土地和多种要素重新配置产权的平台，这个平台让个人、家庭和社区能够利用一些发展机会，而这些发展机会曾因为在旧英国法律传统中刚性的产权界定而不能被利用。这种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是快速的、付得起的、一致同意的。英国议会这个平台的运行是弹性地。如果重新界定产权的收益上升，那么公众就会要求议会通过大量的法律。上述产权重新界定恰巧就发生在工业革命前。从1700年至1830年，财产法案（Estate Acts）、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法定机构法案（Statutory Authority Acts）等构成了英国议会一半的立法内容。产权变革为英国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而同时期其他欧洲国家由于不能很好地保护产权导致失去了发展契机。

为何英国议会能够建立新的产权制度呢？作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的答案。第一，1688年的光荣革命。经过光荣革命，英国成为了君主立宪制国家。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激发了政治和文化空前的繁荣。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及其随后立法激励了立法行为。议会开始每年定期召开，自己设定议程，建立了一个永久的官僚体系和程序。程序化大幅降低了立法成本，提高了法案通过的可预测性。大批律师和职员精英帮助议案通过议会程序。第二，地主、商人、宫廷和贵族力量的相互平衡，让政治体系比较稳定。这种状态一方面可以让个人关注经济发展，寻求通过立法保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政治稳定也有利于维护议会的权威，无论政府更迭也会让法律被确立。第三，英国启蒙运动下的知识革命。自然法被确立起来，用于社会改良。约翰·洛克等英国启蒙思想家也为有关立法提供了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