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武星】
受朴槿惠“亲信门”影响，2月17日，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批捕，这是1938年3月三星商会成立以来掌门人第一次被批捕。虽然李在镕自称为“受害者”，是迫于朴槿惠总统的压力不能拒绝向崔顺实一家提供资金支持，但法院表示，根据新的指控事项和证据认定逮捕理由成立并有逮捕必要。
韩国财阀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早已不是秘密，以此事件为契机，韩国舆论对打碎政商隐秘关系的呼声再次高涨。目前，三星集团的销售额约占韩国国内制造业的12%、营业利益约占30%，在韩国国内市场依然占据绝对的优势，因此一直以来在许多国内外问题上获得了所谓的“免罪符”。然而，围绕朴槿惠和崔顺实的一系列“亲信干政”丑闻让韩国人民感到了愤怒和反感，并对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社会要求越来越高，法院终于决定了不再向财团发放“免罪符”。
韩国财阀比政府权力还大
在韩国，三星、现代汽车、乐天、LG、SK等企业被称为“大规模集团企业”或“财团（财阀）”。一般来说，财团是指在财界占据巨大势力的资本家集团或大型企业，同时是国内的核心利益集团，在政界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这些财团与政府间的隐秘关系总是被频繁提到的第一号改革对象。在这些政商勾结具体形成的幕后，三星集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实际上，1961年朴正熙设立国家重建最高会议长，逮捕“非法聚财企业家”的时候，被指明为“非法聚财第一号人物”的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居然在日本东京。经过40天的斡旋，他回国后就积极推动成立“韩国经纪人协会”，该协会即是在最近发生的“亲信干政”事件中，发挥核心角色的“全国经纪人协会”。在此协会的影响力下，三星集团在1966年“糖精走私事件”和2007年“三星索贿事件”中，都被免于严格的刑事处罚。
在过去军事独裁政权下的政商勾结中，企业的生存取决于政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为“国际集团解体事件”。国际集团始于韩国釜山，是专门生产胶鞋的企业，是1960年代韩国第一次出口鞋类产品的企业。朴正熙执政时期，国际集团受到“大企业育生中心”的各种政策优惠，到1980年代，国际集团成为韩国七大企业。
然而，全斗焕上台后，开始实施总统铁权统治。与此同时，韩国的诸多大企业以帮助昂山恐怖事件的死者家属为由，被迫向全斗焕总统的“日海财团”出资。当时，现代集团和三星集团各出资15亿韩元、Lucky金星（现LG）出资12亿韩元，国际集团则出资了5亿韩元，得罪了全斗焕总统。以此为契机，全斗焕总统指示财务部部长向韩国第一银行行长施压，用政府公权力迫使国际集团陷入金融困境，结果导致国际集团于1985年2月一瞬间最终解体。国际集团解体的表面理由为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及投资失败等，但1988年“第五共和国腐败听证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全斗焕政府的权力施压导致了国际集团的解体。1984年至1987年全斗焕强迫韩国的各大财团捐款，总计598亿韩元。
1997年韩国爆发了IMF金融危机。金大中政府力求解决经济危机，按照IMF提出的要求实施彻底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当时许多外国经济专家向韩国政府要求“对不良财团进行有秩序的破产处理”（Orderly bankruptcy of insolvent chaebols）。这意味着韩国政府将试图处理国内诸多不良企业及断绝政商隐秘关系，提高海外投资者对韩国政府和市场的信赖度。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韩宝、三美、起亚等不良企业被政府解除，但经济制度也得到了改善。尽管如此，韩国依旧尚未改革经济运用主体、典范等具体框架。
从此后，韩国的经济体制及产业结构被生存企业重组，而且它们在政界发挥的影响力逐渐上升。尤其是这些生存企业不断向提高危机管控能力及具备有组织的智库等方向发展。除此之外，这些财团企业请政府的退休高官来担任企业重大项目负责人，而各种国内经济相关的法规和税收制度向对财团有利的方向转移，国家的经济运行方向越来越倾向于财团，从此时开始，财团压倒了官僚社会。
压缩增长还是省略增长?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是实现经济发展奇迹的代表国家。韩国经济看上去在30多年内实现西方国家通过几百年才能取得的发展。许多韩国经济学者将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称之为“压缩增长”，并以此沾沾自喜。然而，如此令人瞩目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副作用。
如此，大多数西方国家在过去400年间经过了从重商主义阶段开始，到自由主义阶段，再到凯恩斯主义阶段，最终到新自由主义阶段的一系列经济发展过程。然而，韩国并没有经历了这一整个发展过程。从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接近于重商主义。威权主义政府给少数大企业赋予经济上的垄断特权，通过保护贸易政策来保障它们的利益，作为回报，政府收取企业政治献金。在这种方式的基础上，经济快速增长给予威权主义政府一定程度的合法性。
这种重商主义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部分开始自由化，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使得韩国经济发展阶段跳过到新自由主义模式。换言之，韩国经济跨越了自由主义阶段和凯恩斯主义阶段。
结果，就政治和经济权力关系而言，韩国尚未确立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阶段确立的法治主义传统。而且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言，韩国尚未达成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阶段达成的劳资间妥协，工人阶级的福利还没充分提高。相反，重商主义阶段的政商勾结在韩国仍然持续存在，而且自由主义阶段劳资间的对立逐渐激化。即，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超越新自由主义，乃至谋求下一阶段，但政商勾结水平仍在重商主义阶段，而劳资纠纷水平仍在自由主义阶段。
由此，政界和财界间的幕后勾结现象留在韩国经济之中，而且韩国民众将大企业视为剥削工人阶级、套取利润的集团。现在回头来看，韩国曾经引以为傲的“压缩增长”，原来是跳过法治主义和阶级间妥协的“省略增长”。
朴正熙体系的崩溃与韩国经济的新跳跃
去年举行的听证会明确表示韩国经济的根本性弊端，即政商勾结的蔓延和劳资妥协的欠缺。因此，韩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向弥补这两“省略”方向前进。其实，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前，韩国已经快要走上正轨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法治秩序在韩国逐步确立，并且劳资阶级间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譬如，1998年，韩国社会中首次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劳使政委员会，由此，劳动界、经济界和政府官员开始一起探讨各种劳资关系相关问题，改善劳动与经济部门的制度，不断推动劳资阶级妥协。而且，卢武铉政府始终强调“财阀改革”，力图根绝政商勾结，确立法治秩序。
然而，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后，韩国似乎要重返朴正熙体系。政治权力破坏民主秩序，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迫企业捐款，无视群众的要求。她试图以她父亲的方式治国。虽然她仍然期望生活在“朴正熙时代”，但韩国民众的意识水平已经很成熟了。民意最终弹劾朴槿惠总统，将九大企业的掌门人对簿公堂。
过去朴正熙体系下的重商主义模式有助于韩国的经济发展。政府主动培养大企业，给它们保障各种特权，借此实现快速经济发展。对当时因朝鲜战争而变成废墟的韩国而言，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可是，这种韩国式“先富论”不再适于当前的韩国。因为在韩国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现在韩国需要瓦解朴正熙体系，切断政治和经济间的幕后勾结，让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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