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华生参加聚会的次数其实不多，大家开他玩笑，“搞理论的嘛，架子大噢！”
1962年，徐华生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来到二机部九所，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多项理论计算工作。1983年，他回到杭州，成为一名普通科研人员，“出来时两手空空，成果、论文留在保密室里，以前在哪儿、做什么，从不和其他人说”。正因为这样，他很少参加聚会，因为不谈过往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以下是徐华生的讲述：
1962年，我24岁，毕业后原本要去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有一天突然接到调令，我被重新分配到了九所。之后去报到，就知道了我们单位要造原子弹。
原本不能去上海，我的情绪有点低沉，这下心情好一些了——有一种荣誉感，毕竟能被选进来的是少数人；还有一种使命感，一定要把原子弹搞出来。那个年代，大家的爱国情感都很浓烈。我上初一时，和两个同学合写了血书，要求参军去抗美援朝前线，学校当然没有同意，让我们好好学习。
进九所时，原子弹的理论模型、前期工作都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同批大概10个新人做的是“扫尾”工作。但大家很有创新的勇气，希望为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出点力。大家提出好多方案：原子弹结构还有没有可能改变？能不能小型化？核材料怎么碰撞更厉害一点？我们用计算尺算，一算起来就不分昼夜，所以单位大楼每晚都是灯火通明。
·20世纪60年代的徐华生。
相比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我参与得更多一些。
当时，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华东计算所）的计算机运算速度较快。九所也有一台乌拉尔计算机，每秒运算100次，而华东计算所的J501计算机每秒运算能达到5万次。
1965年，在于敏的带领下，我们带上铺盖就去了上海。当时很开心呀，上海的食堂好吃，一个女同事打饭时要了5两米饭，大家都笑了，因为上海姑娘打饭是半两、1两。
研制原子弹时，我们对原子弹的爆炸原理没有疑惑，但氢弹不一样，氢弹的热核材料具体是如何被激发的，没人有概念。起初，我们钻进了一个误区，想用炸药激发氢弹的热核材料。但是，对不同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后发现，无论怎么提高炸药利用率、改变氢弹结构或者做出其他路径的尝试，都点不起那些热核材料。
这时，于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用原子弹的爆炸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我们在这个思路下做计算，常常一算就是一通宵。
·图为科研人员在使用的J501计算机。
在上海待了3个多月，我们这个华东计算所的编外“五班”，终于取得了氢弹原理和构型的关键突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日会战”。
我们在上海开了庆祝会，会上，于敏还讲了笑话。他说，有个只有3根头发的人去理发，理发师怎么理？“啪——”先理掉一根。剩下两根弄一个发型吧，一边一根。刚梳完，第二根也掉了，干脆剃成光头。他说完，我们就笑了，因为于敏的头也快秃了。
现在，提起氢弹爆炸成功，大家的第一反应是1967年。但在我们看来，中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开端还可以往前推一年。
1966年12月，于敏、周光召带着我们科研人员共11人，再加上王淦昌、朱光亚，从北京经酒泉到罗布泊的马兰基地，再到试验点。寒风吹过罗布泊，我们挤在帐篷里，心里想的是第二天的氢弹原理试验。氢弹原理试验如果成功，意味着我们根据理论设计的爆炸是真正意义上的核聚变。
12月28日试验当天，戴上墨镜，我们待在距离引爆处十几公里的壕沟里，观测试验现场。心里挺紧张，起爆时间是定好的，起爆后，先闪过来一片光，隔着镜片看有点恍惚，接着就听到“轰隆隆”的声响。
我们要掐着点看这两者的时间，根据时间间隔，算出氢弹威力，看跟我们的理论计算结果是否一致。结果一致！毫无疑问，这次原理试验已经证明我们的氢弹将要成功了！
·徐华生。
我的青春岁月献给了“两弹”。你问我，那时那么艰苦，搞“两弹”的信念来自哪里？信念来自于“我相信”，相信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尤其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我们的心里更有底气了。
周仲兴，1939年生于浙江嵊州，1964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被分配至九院，去往青海的221厂工作。
他抵达221厂的时间是8月，夏日的青海并非如他想象中那样荒凉，基地建在草原上，草长了足足一尺多高，风一吹，绿浪翻滚。基地的建筑雄伟、庄严，比母校还胜过几分。他很快适应了基地的工作和生活，每天乘坐班车从生活区到实验区，一待就是一天。不做实验的时候，他开始给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写信，其中就有他后来的爱人。在221厂，周仲兴待了5年多，之后随九院整体搬迁去了四川。其间，他寄到杭州的信从未断过。直到1974年，他回到浙江从事放射防护研究。
采访结束后的第二天，周仲兴给环球人物记者发来一首他填的词，词中写道：“芳草地，玉关西。祖国安排到此栖。为国与妻分两地，国家安好志相依。”
以下是周仲兴的讲述：
我对我的爱人是非常内疚的，我很对不起她。
我们是初中、高中同学，大学期间联系多了之后发展成为恋爱关系。我的本科专业需要读5年，她读4年，比我早工作1年，被分配到了浙江杭州。我知道毕业后要被分配到青海去，便第一时间将此事告诉她，我们都知道青海离浙江很远，我这一去再想见面就难了。
但那时候的年轻人就是有一颗红心，祖国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所以她虽然有些不舍，也没反对，让我去了。
·年轻时的周仲兴。
到了青海，我每周都给她写一封信，可是从青海到杭州的路途是真远啊，从我寄出信到她收到信要一个礼拜，我终于收到她的回信时，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的信隔着半月时光，没什么时效性。
为什么不发电报？发电报是按字收费的，贵啊！不是急事、大事，我们不用。1965年国庆节前后，我向领导打了结婚报告，想要在春节前回家结婚，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九，报告终于获得批准。这是大事也是急事，我罕见地给她发了封电报，告知这一喜讯。
大年三十，我从金银滩赶到西宁火车站的时候，西宁到上海的火车票已经没有了，怎么办？我就从西宁到兰州，在兰州等一辆过路的开往上海的火车。
除夕夜的兰州火车站，只有我这名旅客和一名值班人员，我买了两个馒头，就当作年夜饭吃了。在火车上，又是两天两夜，等我到了上海再匆匆赶到杭州时，已经是大年初四。讲好的春节前结婚，还是晚了点，结婚的日子最终定在正月初六。
婚后，我们还是保持一周一封信。在信里，她和我讲她的工作、讲城市里的情况。但我写的信就枯燥极了，我在做什么工作？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难题？寻常夫妻可以分担的压力，因为保密，我统统不能跟她讲。
直到1984年，我收到一枚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的镀金奖章，她和家人朋友才知道：哦，原来你是搞原子弹的！
·2014年，周仲兴夫妇在浙江千岛湖。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时，我们实验室的任务之一是为原子弹制造后放置在库房中的安全规范提供实验依据。原子弹构造中的中心部件是铀—235半球以及半球中心位置放置的中子源。我们实验室里有好几个中子源和铀球，它们都具有放射性，我们常年需要和它们打交道。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科技比较落后，实验室里面没有什么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可以将它们运到实验装置上，只能靠人工。
对于放射性不强的铀—235，我们穿上一身白大褂、戴一副平光眼镜和橡胶手套就去做了，抱着它放到实验装置上。我们学过核辐射防护的知识，平光眼镜对铀—235释放出的α射线有防护作用，所以对人体危害性不算大。
而对于放射性和穿透性比较强的中子源，我们就拿个约1米长的夹子，夹着它，慢慢地放到实验装置上。它一碰到铀—235就厉害了，中子会轰击铀—235，产生非常强烈的放射性。因此，我们在完成这一步骤后，需要迅速撤离实验室，进入安全的测量室。
你问我撤离实验室的时候紧张吗？紧张也没用，工作要稳稳当当地做。我们是科技人员，是懂行的，不会害怕。
我和你说的这些，是我曾经在信中绝口不提的秘密。因为我大学时期的专业，我爱人知道我是搞放射性有关工作的，但我在青海的具体工作她不知道，具体接触什么放射性物质、放射性有多强，我没有对她说过，她也从不问。
那时候，我一年只能回家一次，探亲假20天，在路途中就能耗掉一半。因为常常不在家，我有很多遗憾的事。
1966年10月16日，说来也巧，正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两周年的日子，我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我至今记得，那封电报上写着4个大字：母女平安。这一天，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收到电报的时候，我在想，爱人生产的时候我应该陪伴在身边照顾，女儿出生我也应该第一个抱她，这些都没办到。我当时的心情真是喜悲交集。
·2019年，周仲兴夫妇抱着玄外孙合照。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后，家里更忙了。孩子还小，她又要工作、又要管家、又要照顾小孩，最忙的那几年我都没在家里。
经常有人问我，当时国家这么穷，你们是靠什么把原子弹造出来的？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参与的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当时两地分居的夫妻太多了，团聚的日子用两只手都数得过来。我们都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但我们当年的舍小家，不就是为了今天幸福的千万家吗？这样一想，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