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骏
来源=《天下为学术裂》
近年来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者大多爱谈教科书介绍的新知与新知对现代启蒙产生的影响，却因太关注其“趋新”的一面而可能把复杂的问题有所简化。尤其是论者基本置当时教科书反对者的意见于不顾；多忽略教科书编写过程和内容所反映的启蒙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勾连；教科书作为一盘生意又如何使得启蒙原本的路径旁逸斜出等问题。对此，笔者希望在这一章里重看清末民国的教科书，特别希望揭示出当时教科书与时见不尽相同的“另一面”。本章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为如何看教科书内外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二为怎样评估启蒙成为生意后对于启蒙产生的双重影响。
在有限“旧人”和众多“今人”的团团表扬之外，对于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即时批评者，目前研究似乎未能充分聆听其声音。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有四种批评意见或许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为若将教科书与以往蒙童必读之书做比较，当日教科书不无“速成滥造”之嫌。1915年程树德就提出疑问说：“诚不解先哲手定之经史，何以逊于近人之大手笔？”1916年康有为也提出类似问题：“今无论教科书之谬陋也，即使有条不紊，则编者可代为教主，可代为圣人矣。”
其二为点出当时教科书只知追慕世界情势，而不能解“中国常识”。1912年章太炎谈编写教科书之难时就说：
编辑教科书实一难事，非富于经验及智识者不能。何则？中国一般社会情形尚属易晓，而一乡一市之细情则甚难知。向来学童读大学，出至社会往往不合，可知过于高远，与寻常不合，即不能行。今者始学即以外国情形教之，外国情形亦与中国绝不相类，儿童尚不知衽席之间，而欲使知方舆之外，是好高骛远之甚，必也契合国情，应于人事，然后读之有用，是编教科书之难可知矣。虽素称饱学者，命之编辑，或亦未必能适用，盖常识不备实为中国人普通缺点，甚至有文学渊深而不辨五谷，不能数甲子者，非文质相兼之士，欲编初等小学教科书亦难矣。则如一年几节气，教科不详。五甲（十干十二支）、六方（东西南北上下）书中少见。即能知之，亦仅得之家庭传述，将来恐并此而不知。中国既有此常识，将来编教科书时正应加入。中土识字方法虽异外国，然反切与拼音其理相等。中国亦有三十六字母，识者寥寥。此实常识，亦应加入。凡此之类不可胜述。改去称颂满清之文易，而补入常识之文难。今闻商务印书馆等正在改编教科书籍，恐亦徒知改去称颂语，加入论理语而已。
其三为反思教科书之教育何以不太能因材施教与因情境施教。1921年左右温州名士林损（1890~1940）就说:
古人的教法是因人因地施的，境地不同，教法就要两样；碰见的人不同，教法也要两样。譬如今天看见什么，肚子里就要研究他，却偏偏没有在教科书上，那就无趣了。今天没有看见什么，肚子里头不要研究他，却偏偏在教科书里头，那又是讨厌了。古人的教法，是不要人无趣，也不要人讨厌，所以不专执定教科书，随处可能启发。古人说的好：“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又说“即物穷理，因人考事”。试问这种事体，岂是区区教科书所能够包括的么？
其四为多有读书人反思当时的教科书何以多对富强功利孜孜以求。1908年钱玄同就在日记中写下刘师培之言，云：“功利主义之《天演论》成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因此，“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1917年亦有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试观今日学校中所授之修身及伦理学教科书……以土地私有、贫富不均为万世所不易；更有国家神圣，法律万能种种呓语，使理性未充足之少年，习闻此等邪说，其将来不为正义人道之敌者，亦几希矣。”
对于上述批评的分析或要剥离其中作者自诩与意气之争的一面，如章太炎所述之“中国常识”对他而言或为平常，但对清末民初的时人来说已属艰深学问。康有为抨击当时编教科书者“至愚极陋”。此说若诉诸实际，亦未必十分确切。而对于刘师培的以“富强功利”为主干之说，当时教科书虽有此基本倾向，但也有其他更丰富的面相如世界主义催发下的“大国民”理想等，并不能一概而论。
不过这些批评能促使我们反思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础大半植根于所谓“轴心文明”的突破时期——春秋战国。孔孟诸子虽未必要尊其为“教主”，但其水准无论如何都要高于清末民初那批已属于中西学“两头不到岸”的读书人。同时中国传统文化里实不爱讲功利富强和竞争进化，至清末中国人才开始讲求富强，且是在西方冲击下生硬囫囵地讲起，之后则成了很多读书人挂在嘴边的“道理”。时至今日，中国人既享受了很多讲求功利富强的好处，也吃了不少讲求功利富强的苦头。所以反思以教科书为重要元素的现代启蒙如何在传统中求变，又如何在传统失落中异化就成了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清末民初的教科书里实际上保留不少传统成分，但这些传统成分正如王汎森所言，已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这些分子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这种传统成分的打散和重组正是中国现代启蒙复杂性的重要构成，下面试举几个实例。
《天下为学说裂》
瞿骏/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0月
第一个例子是清末民初国文、修身教科书中多爱提的“苏武牧羊”故事。有关课文如一一读过就会发现其内容大多脱胎于《汉书·苏武传》，不过是把传统故事复述一遍。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教科书（笔者所见数十种）里的“苏武牧羊”故事一般都删去了《汉书·苏武传》中苏武与李陵的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即：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这段话以李陵与苏武做比照，凸显儒学五伦中的君臣父子之大道，恰为“苏武牧羊”故事在传统脉络中所谓“守节”、“大义”的真正内涵，而删去这段话，整个“苏武牧羊”故事就可能跳脱出其原有的历史内涵，而向清末读书人强调的国民要忠于一个“现代国家”发展，从而使得老故事有了全新的启蒙意蕴。钱穆即指出，“《汉书·苏武传》把李陵和苏武合写，两人高下自见。李陵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苏武。苏武其实已为汉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从心中崇拜汉朝，比起打一胜仗更功大。《汉书》上又嫌把苏、李合传太明显，因作《李广苏建列传》，从李广写到李陵，从苏建写到苏武。其中隐藏着作史者之用心，使读史者感动更深。这些是中国相传之史法”。
第二个例子是刘蓉的《习说》，此文被收在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后多见于各类教科书和文章选本。但相较刘氏《养晦堂文集》的版本，教科书版改名为《习惯说》，并删去了这样一段话：
昔者先王谨庠序之教，使士兴于学，修五礼，敦六行，使民劝于义，所以范其心思耳目、手足百体，使习于动作威仪、进退俯仰之容，其法至备，凡以道之使复其性而已。及其渐摩久而礼俗成，则民之赴义如饥渴之于饮食，不必劝而后趋，见邪说淫辞之咻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蝎，不待禁而自绝。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所以纳民轨物而建久安长治之规也。自王迹熄而百度废，治教之经不正而邪慝兴，于是民志荡然，始如堤防之决，泛滥横流而莫之所止。于斯时也，殊方不道之教又闯然入吾国而潜煽之，其窥测象数之精，既足以耸贤智者之听，而功利夸诈之说，又足炫乱愚不肖之耳目而蛊其志。浸淫不已，与之俱化，虽欲使反而即乎其故，而固不可得，此尤古今乱辙之较然者也。然且不为之忧，夫恶知所终极哉!吾惧夫足之与洼适也，故著其说于篇。
第三个例子有关“秦政”。1913年出版的《最新论说文海》中有一篇叫作《秦政愚民论》的课文很有时代特色。在传统时代，秦政基本上是读书人所抨击的对象，而他们对秦政的批评多落脚在其德政不修，求强慕富与穷兵黩武上。如《汉书·徐乐传》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耶。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汉书·武五子传赞》则云：“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卢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作，四方溃而逆秦。”到唐代柳宗元作《封建论》虽肯定“秦制”，但仍严厉批评“秦政”，“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这些对秦政的恶评，再加上宋以前经生对汉代关于秦的各种合道性论证，遂致秦朝有被摒弃出“正统王朝”序列的危险，因此欧阳修才要作《正统论》为秦之正统辩护。欧阳修的基本理据是：“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此汉儒之私说也。其说有三，不过曰灭弃礼乐，用法严苛，与其兴也，不当五德之运而已。五德之说非圣人之言……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尔……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也。”直到20世纪30年代张君劢仍在说：“现在讲民族问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务要拿以前一姓兴亡与帝王远略的概念，完全取消。我们只问其民族在某时代有无发展，不问秦皇如何暴虐，汉武如何黩武。”可见读书人认为秦政暴虐是长久以来一直延续的一个认同者较多的历史共识。对于“秦政”，章太炎的看法颇独特，他以“持法”来肯定“秦政”，认为“卒亡其国者，非法之罪也”。
可是《秦政愚民论》却一改以往之共识，将批评焦点落在“愚民”之上，这样讨论“秦政”的思路或可上溯到皮锡瑞。1898年他就认为“秦始皇燔《诗》、《书》，以愚黔首，今之西人，亦解此法”。1902年他在给学生日记的评语里说：“始皇焚书坑儒，以愚民也。后世不焚书，而用科举程序为焚书之秘术，亦所以愚民，且愚士也。始皇愚民，民不必读书，而能揭竿为乱，是愚民无效矣。赵高即用其术以愚二世，独处深宫，不使登高，至于鹿马不辨。后世取士之法，始皇愚民所传之心法也。仇士良教其徒党勿使君读书，近儒生，赵高愚君所传之心法也。上下交相愚，中国安得不愚？中国人皆愚，何能敌外国之智？且此愚君之法，非独奄人知之，凡奸人欲擅大权，不欲其君从师读书，皆士良之意也。人君知此，即当礼贤下士，重道尊师，庶不至为奸人愚弄，亦不宜用愚民之术以弱其民，而亟当设法开民智矣。”这种评价与他1873年写《秦始皇论》时已大有不同。
到民初与上述引文类似的学生论说非常多，如江阴私立化成高等小学二年级生袁榖生撰有一篇《秦皇汉武合论》，说：“始皇志在愚民，故卒，天下灭亡。秦皇之意，欲计天下万世之无失，谓焚诗书，毁兵器，足使民智无所生，不知人各具有性灵，以此愚民，适以愚己。”并以当时流行的“开民智”说为基础展开想象道：“我民族二千年智识蒙昧，民气不伸，皆秦王政蔽塞摧残故也……使秦王政以其变法长才，不灭古以尊今，不焚书而兴学，召诸生以共襄新法，聚偶语街谈巷议之辈悉予以参政权，行见与民共治立宪之局已自秦开之，虽谓西秦嬴政即为东海睦仁（按，明治天皇）可也。”此文应为奉天省城两级师范学校本科第五班的臧宪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撰写。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时教科书与传统尚有一定的联系，经过对传统一定程度的改写，启蒙似也在传统的发明中生机不断。钱穆回忆他在清末读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其中有“历史名人故事”、“寓言小说短品”，文字虽略有节改，但易于诵习，因此许多课文“深入脑中，久而不忘”。更重要的是，他日后读传统经典，一读便知某课出自《战国策》，某课出自《世说新语》，因此教科书对钱穆读古书的帮助是“如还故家，如晤亲友”一般。
遗憾的是钱穆的经验未能继续复制，随着趋新大潮的步步高涨，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非但不能和新教育进一步融合，其点滴保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当然和强势的舶来教育观念相关。简单地说，泰西舶来的观念里有一套核心意见：教育孩童应该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宜浅显明了，简单易懂，不宜程度过深。这套观念据笔者所见在1905年前后即在报章中有所散布。《南浔通俗报》转载《江苏》上的文章说：“小儿每厌庄言，而乐俚语。闻小儿之歌曰‘大学之书，老虫出尿’。又曰‘天地君亲师，海蜇萝卜丝’。前二语，师之所重，而小儿之所厌也。后二语，师之所鄙，而小儿之所深喜，奉为至宝者也。然彼前二语之能诵，实藉后二语之力，即可悟教育之理。小儿何以厌闻前二语，以其理深未易明白，何以乐闻后二语，以其到耳即解，应口成诵。世有五六龄小童，读完《三字经》、《千字文》之后，即授以《大学》、《中庸》章句，犹小孩方会走路，遂欲其疾趋，能乎？否乎？”
另有报章借王阳明阐发云：“阳明教育童蒙之法颇有与近时欧美教育家之宗旨符合者。其说曰童子乐嬉游，惮拘束，如草木之方萌芽，舒之则长，挠之则萎，故教童子当鼓舞其趋向，令其中心喜说，自进而不能已也。譬诸草木霑时，雨则生机勃然而日荣，凌严霜则生意索然而日稿［槁］。今教童子者，督以句读课程而外无他焉，责其检束而不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养之，以善鞭挞束缚如待囚人，彼视学舍如囹圄，视师长如寇仇，欺诈无耻，日趋下流，是驱之于恶也，而望其向善得乎？”同时在一些教科书的编撰大纲中也有所体现（出现在读书人的论述中当然更早）。两广学务处写的《蒙学读本和修身教科书编纂略》里就说蒙学读本之宗旨是“使儿童操语明白，能解日常之文书，作日常之文字，兼养国民必须之道德，俾得日常切要之知识”；具体文章要“简明平易，饶于趣味”；内容则为“动植物、天然物最易触目者”。修身教科书编撰者则提出：“固宜依孔孟之道，然仁义忠信无形象可据之。言非六七岁儿童所能体会，不如用实例、实事感化之易奏效。”正面议论用胡适之言可概括为，“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从反面立论则如蔡元培所说，“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蔡元培的这番话影响甚广，如有人就此阐发道：
吾国旧教育专重注入的，故微论学子年龄如何，苟能记忆，则四书、十三经均可读也，读之而能背诵，则其责任已了，能理解与否，实用与否，毫不顾问，故有读完十三经而尚不能书一便条者。以如此读经方法而谓有益于学子之身心，有功于名教之存废，谁信之？新学踵兴，泰东西学说浸贯全国，国人知教育宜按学童程度，宜重开发主义。
又有人说:
中国十几年前，教育儿童之最大错误，就是使儿童受成人相等之教育待遇。以为儿童长大，即为成人，故当先教以为人之道。其实儿童在这一时代中，脑力尚未发达至发全，对于此种艰深乏味的教材，莫说完全不能了解，即能了解，对于儿童所得的智慧，亦无从实施。如治国、平天下，只可引起儿童一时间的记忆，若欲儿童对之有何兴味，恐百不得一，所以成效极鲜……老先生切勿以成人的眼光对待儿童，切勿以己见强范儿童，抑遏儿童发展本能之动机。
正是在这套观念的笼罩下，20世纪初对新出教科书的“肯定赞许”一开始就落在其足够浅显上。
1903年张元济自夸商务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条理秩然，颇与童年脑力相合”。1910年清廷学部评商务印书馆简易国文教科书道：“词旨浅近，指事象形，揆诸儿童心理，尚易领悟，图画颇具神趣，文义由浅而深，句由短而长，渐进之程度尚属相符。”1912年教育部批文里也夸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词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习见事物之外，颇合初等小学程度，其字句亦无甚瑕疵”。到1914年左右浙江则有读书人用宣讲形式告诉广大乡民：新教科书相较于旧日经书“字样由大而小，笔数由少而多，所有的文字都是日用的文字”，对童稚来说“不止便于日用，而且很快懂得”。
可是不出几年因为对教科书浅显要求的进一步提升，对其难易程度的看法发生了剧烈变化，此前能“很快懂得”、颇合程度的教科书因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渐渐变成了“很难懂得”与“程度不合”。这与新文化运动诸公的心理已从“儿童本位”进展至“小儿崇拜”有密切关系。周作人即说：“小孩啊，小孩啊，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们的赎罪者，请赎我的罪罢，还有我未能赎的先人的罪。”刘半农则说：“啊啊，我羡你！我羡你！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是自然界不加冕的皇帝！”
1918年教育研究会开会时就有不少“新人物”提出，时下教科书“程度不合于儿童之心理”，“文理太深”、“陈义太高”。同年江苏昆山的一位读书人说：“我邑小学校无论城市与乡村，多以书坊所出之国文教科为教授资料，徒以研究之、乎、者、也为能事，教材之适切与实用与否，在所不计。” 1920年一位北京高师毕业生则直指商务和中华两家的教科书：“或详所当略，或略所当详，或取材陈腐，或脱漏要项，或漫无主义，或拘溺形式。”1921年胡适干脆说：“当根本推翻现在的小学教科书。”
这些意见的汇集就迫使或驱动教科书不得不继续朝“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方向去编写。对于此，邓之诚曾引沈垚的话说：“今之习为俗体者，皆曰欲人易晓，古人如此古奥而不患人之不易晓，今人恐人之不晓而至为如此之俗，是不以古人待人而驱人，皆不学而已矣”；又说“过尊时贤而谬斥古人妄矣。不能效时贤之用心读书，而欲以己加其上，更妄。不特欲加时贤之上，并欲加古贤之上，而于古今人所能为者概不能为，斯则妄之尤者。”而所谓“损之又损，浅而再浅”，其大多指向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经训”、“格言”与“史事”，进而直指其基础——文言文，认为应改作语体文。吊诡的是，胡适等人对自己的语体文注重在“明白”或“懂得”之上，但日后却不免被讥讽为“绅士们的白话”。
钱玄同曾表示他听北京孔德学校的老师说，其编写的《国语读本》比起“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不过他的看法却遭到了常年在南方教书的钱基博的反驳。在钱基博看来，“白话文教授，小学实施的结果很好”的话，“只可去骗蔡元培、钱玄同那班大学学者”。“国语的本身容易了解”，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市里说。拿《国语读本》第1册教南省六七岁的孩子，恐怕不会比文言容易了解，或者还要难些。因为国语读本的字，大半还是同文言一样，有几个不一样的字，却是笔画很繁，识认很不容易，也有文言识一个字，现在国语要识两个字，三个字，才能当文言一个字用。如果一个小孩，生在北京城里，国语是日常时间嘴里说惯，耳里听惯，也还识认容易。然而若生长南方，这些小孩惯听惯说的话，却绝对的与国语不一样。所以钱玄同所谓“国语的本身容易了解”只能在北京城里讲。著名“新人物”吴研因亦承认他编的《小学国语》，以胡适的话来说是“南方作者勉强作白话”，自然也“往往有不很妥贴的句子”。而且据周策纵的回忆，若孩子听不懂，则教师“国语”程度越好反而越有丢教职的可能。1931年周氏就读于衡阳湖南省立第五中学，国文先生中有一位是北大或北师大毕业的，“一口卷舌音，儿呀儿的”。学生听不懂，要赶他走。校长说他讲的是最标准的国语也无用。可是在“时代潮流”的挤压下，钱基博等人的不同看法并不足以改变因教科书“书法变革”而出现的两个趋向。
一个趋向是一批中小学教员因教科书之多变而对其如何教授国文、修身等与传统联系密切的科目感到困惑不已。1913年杨昌济敏锐地发现：“今日学校所用之国文教员，皆食科举制度之赐。有人谓今日若不急谋养成国文教员之法，恐十年、 二十年以后，有求如今日之国文教员而不可得者。”但杨氏恐未料到的是，数年之后，曾经“食科举制度之赐”的教员不待“自然淘汰”，就已快被新文化运动所淘汰。
胡适在1918年已直接说：“教育之方针……非养成圣贤。修身一科直可不用！” 1904年恽毓鼎已愤愤然说：“官定学堂章程，有所谓修身学、伦理学。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其背戾不同，一至于此！” 1907年皮锡瑞也说：“妄人之编教科书，务与经学背驰，悖谬为千古所未有。今欲使遵前章所定，学生惑溺已久，恐未必能实行。前见湖南举人李钟奇请以修身、伦理归并经学，似宜遵照所请，去此两科，则圣经定于一尊，而歧途不至别处矣。”从恽毓鼎、皮锡瑞的愤愤再来看胡适的意见，十余年时间，何以变化如此之巨也！几如附赘。学生既不暇听之，教者亦无从灌输之”。而不少“无从灌输之”的教员则有“病急乱投医”的倾向。像李石曾就提出修身一科“若活用之，与体操相类，似无害”。贾丰臻（1880~？）则提出国文一科能多读多作“新闻、杂志、广告、发票、收据、契纸、借据、书信、邮片、公文、告示”。
另一个趋向与教员的困惑相呼应，“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教科书训练出的是一批又一批程度越来越低的学生。1913年康有为已预见到“废科举而用学校，则学者自听讲义、读课本外，束书不观，乃至中国相传之名物、日用之书亦不之识”。到1923年梁启超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讨论中发现社会上已然出现一群“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从未读过一部中国书”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所指的“中国书”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作品。1923年梁启超曾说：“我现课彼在院中读《论语》、《孟子》、《资治通鉴》，利用这时候多读些中国书也很好。”他和胡适所开列的“中国书”书目虽颇有差异，但无论是他的书目还是胡适的书目都并非人人以为中小学生所能读和当必读的。钱穆即以为：“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为学者开列最低限度之国学入门书目，顾其间乃多不经见书。余尝戏语朋好：‘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余辈腼颜为中学国文教师，其实于最低限之国学犹未入门，思之惭赧’。亦有某学生明白为文，刊诸报端，云：‘梁胡所开书目，今日身任中学国学教师者，犹多未寓目，奈何以绳学者’？此亦自情实之论。余又见各杂志报章，屡有开写中学生国文科应读书目者，此亦自胡君发端，然余尝默自检诸案头，时有未备，察诸各校图书馆，以余所知，亦每有所阙。”
到1928年刘咸炘认为：“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然初止学语，文基已失，加以恶深乐易，能通文者必日希，将使学术之源不在巨著鸿编而在杂志小报，以言普教，吾见其降教而已。”
至1940年代，1912年即踏上讲台、教国文数十年的叶圣陶等果然如刘咸炘所言只能一步步“降教”，希望学生如“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就最好。可再过几年，他们发现1920年被胡适称作“若是高小办得好，任公的浅近文字一定已经能看”的梁启超的文章，此时的中学毕业生却对其中的典故“往往不免茫然”。
面对学生程度越来越低的状况，1923年张东荪就提出:“文言终是取消不了的……中学不能不教文言。” 1939年郭绍虞编《近代文编》时则感慨:“一重文言，便将认为迷恋骸骨，便将认为违反潮流，种种责难因之以起……我们可以不做文言，却不能说不会文言；我们可以不提倡文言，却不能不顾到文言。”至1942年“骸骨”论的首倡者叶圣陶干脆提出，这几十年来“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均有学人写文章对此做切身反省，可视之为时过境迁后一类总结的代表。身在台湾的钱穆即说：
“五四运动”以后，国文新教科书出现，自“人手足刀尺”以至“小猫三只四只”、“白布五匹六匹”，乃至“三个小仙女”之类，始大悟，以为此等教材乃视儿童为白痴，否则限于教导学生为一庸碌人，又否则为一心理不正常之人，除却教其认识字义之外，实无其他教育意义存在。
在大陆则有学人以笔名写道：
把《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等换成“小猫叫，小狗跳，小孩子，哈哈笑”之类的课文，大量减少儿童的识字数量，使儿童在课文中长年累月和一些小狗、小猫、小白兔、小狐狸等小动物为伍，以为这才是“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最好办法。另外又在教学上形成一些清规戒律，一，不许背诵，把背诵一律谓之“死记硬背”，扣以“违反教学规律”的罪名，二，必须使学生读“彻底”懂得的课文，不许让学生读那些一时较难完全读懂的文章和诗词，这样一来，许多古来的好文章自然一不能读，二更不能背了。偏偏我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遗产又都是文言文。因此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传到中国，就颇为割断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增加了一重危险。农时不可违，学时也不可违，古语曰：“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定道理，在少时对一些古来的好文章不读不背，让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象流水一样空流过去，怎不令人痛心！
当然我们也可发现前述的种种教科书编写之病和教科书传授之惑在那些趋新的人物眼中是看不到的，在他们看来，在现代学校制度下学生要学习的科目繁多，时间不易分配，这即是他们用以不断减少、简化国文、修身等教科书的极正当理由。胡适即说：“现在中学校每项功课平均每周男校三十四时，女校三十三时，未免太重了。我们主张国文每周至多不能过五时，四周总数应在二十时以下……删去的学科是习字、文字源流、文学史、文法要略。”沈仲九也指出：
（初级中学生）每周国文的时间，自修上课总共不过十小时。每一年中，即使连暑假寒假统统计算在内，对于国文一科学习的时间，不过五百二十小时；三年不过一千五百六十小时。其中至少应有作文时间每周二小时，听讲时间每周二小时，所有读书的时间。每周不过六小时，三年不过九百二十六小时。假如每小时能看二千字，三年不过看一百八十七万二千字。折算做每本十万字的书，不过十八本。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发展就是一个白话取代文言，简明代替繁难的不断向前“进步”的过程，吴研因回顾清末以来小学教科书的历史即认为：
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所以现在虽然还有人主张小学教科书参用文言，或者竟强迫用文言甚至读经，我想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将来也一定会自然消灭。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的结果是小学儿童读书的能力确实增进了许多。
而且，吴氏还一一回应了当时各种关于教科书的批评。因为他发表的相关文字很多，此处仅以1930年代人们对教科书的一种典型批评即教科书中充斥太多像“小猫叫、小狗跳”之类的“鸟言兽语”为例来展示吴研因等“新派”回应批评的方式和理据。
对于教科书中的“鸟言兽语”当时批评者甚众，这里兹举孙雄之说为个案，其云：
吾国蒙童入塾，向读王伯厚《三字经》，其开宗明义云：人之初性本善。此六字所涵义蕴，何等精深远大。二十年来，主持教育者率诋旧时经籍为顽固，改用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教科书。其最先数课有云：大狗叫，小狗跳。他公司与之争利，亦编有蒙学课本，易之曰：大猫跑，小猫追。蒙养为作圣之基，今乃以此为家弦户诵之本。宜乎率兽食人，盈城盈野，纵有位育经纶之儒者，其奈此跳踉追逐之猫犬何哉?
对于这些批评，吴研因的回应是：
可悲的很，我国小学教科书方才有“儿童化”的确实，而旧社会即痛骂为“猫狗教科书”，则“天地日月”、“人手足刀”的教科书或者会复活起来。果然复活了，儿童的损失何可限量呢？
“花猫先生”的称呼确是有的，但我不知在拟人体的儿童文字中，花猫为什么不可以称为先生。以“先生”二字是士大夫所专有的尊严名称吗？但是在尊王主义的中国传统观念下，蜂蚁的首领也被称为王、后……“先生”本是普通名称，而竟靳而不予，怕“花猫”夺了去，这是多么可笑的思想啊！在批评者的真意，或者厌恶整个的“鸟言兽语”，所以发为此言。诚然有一两种小学国语，鸟言兽语的分量或者太多了，但是多数的小学国语，除了供六七岁儿童读的第一二三四册外，鸟言兽语就不多见。至于六七岁的儿童为什么要教鸟言兽语？这答案太长了，一时也说不完，还是请反对者稍读一点教育常识书，再看看欧美日本各国的小学读本，然后发言罢。
由此不难发现上述新人物对教科书发展历史的追溯是在“求进步，追欧美，慕富强”的理路之中，而他们展开论证的方式和回应批评的理据也多立足于“新旧之争”与“东西洋榜样”，因此，这些方式和理据或自有其立足于那个时代的“强势”和“新潮”。这种“强势”和“新潮”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新教育所以异于旧教育者，有一要点焉，即教育者非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治新教育者必以实验教育学为根柢，实验教育学者，欧美最新之科学。”
不过如将考察的时段拉长，清末以降教科书和学堂教育不断用“儿童本位”来定义教育，并“量学生之力”来迁就学生程度的严重后果我们就能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中国延绵数千年之文明传统的不断失落！1954年邓之诚就感慨：“今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时至今日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大致翻阅过四书的能有几人？数量极不容乐观。割裂了传统的启蒙往往既丢了传统的好处，又会使外来的积极因素异化。清末民国不少人物对此深有体认。
赵启霖在《请令各学堂注重读经折》中以为：
论者谓经书古奥，非儿童所能领悟。不知中小学所谓读经、讲经，以浅近平实，切于日用者为主，但指授大略，原不骤语以高深。论者谓读经恐儿童致伤脑力。不知中小学所读《论》、《孟》、《孝经》及《礼记》、《左传》节本，日数十字，或百余字，初非苦以所难。未兴学以前，儿童日日咿语占毕，未闻伤脑，何至于今而虑之？论者谓既有修身、伦理教科书，何必读经。不知读经非别立一科，则人不知圣教之尊崇，国粹之重要……从前科举时代，人人读经，虽于经义未能讲求，于经训未能体会，然束发受书以后，即闻孝弟忠信之说，仁义道德之言，其所以范围裨益于无形者，要自有在，所以世风虽下，犹不敢溃维决藩，甘冒不韪之名。
严复在民初谈子女教育时则提出“非不知（经、传、古文）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但这些传统经典的精髓恰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于当时小孩能否真正理解并不重要，俟其年长学问深时，自然能够“相喻理会”，但“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
杨昌济则认为：
科举之弊，人人能言之，然强迫全国士子以读四书五经，亦未始无其效。彼多数之读经者，固志在科第，非真有取法古人之心，然沉浸于此不识不知之间，自隐受古圣先贤之感化。
蒋梦麟在其自传中也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潘光旦以为，“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
这些话不少从趋新而返归传统的严复，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新学堡垒、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和曾在美国留学五年的潘光旦口中说出，对我们反思“新派”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认知和讨论今日的教科书问题实有深深的启迪。
西方新文化史家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ton）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欧洲近代历史上启蒙与生意的互动揭示了出来。这种互动落实在清末民国的教科书上，其情形还要更吊诡一些。一方面无生意则无启蒙的规模效应。1906年陈黼宸在写给宋恕的信中就向其问计道：“今拟为商务馆编蒙小、中学史类课本，如何能令书竞购？如何能令阅者醒目？如何能令读者不费力而得其利益？幸一一指示为盼。”而沈尹默则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财。”而在“竞购”、“醒目”、“不费力”、“大发财”等词语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商务教科书的大批量发行，由此可见生意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启蒙的强势拓展。
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既有研究则所涉甚少，即生意也可能使得启蒙旁逸斜出，波折丛生。这表现在：第一，有生意就有商家间的竞争，竞争的白热化对商家来说很多时候是两败俱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务与中华的教科书之争。曾在1912年借辛亥革命之机成功狙击商务的中华创始人之一——陆费逵在1914年10月却也不得不道出由他开启的恶性竞争给出版机构带来的困局。近一二年，营业竞争达于极点，从而发生之困难有五：一，廉价竞争。定价既廉，复改五折，实际批发四折以下，利益不及曩者之半……二，广告竞争。费用较往年不止加倍，且时有互毁之举，精神耗费尤甚。三，资本竞争。彼此欲防竞争之失败，不得不增加实力，竞添资本，对政学界之有力者竞之尤力，无形中不免有损失。四，放账竞争。内地推销，权操同行，欲结其欢心，而放账加松，即使滥账不多，而资本搁滞，受损已不浅。五，轶出范围之竞争，即倾轧是也。彼言我不可恃，我言彼危险；彼言我定价昂，我言彼有外股。盖彼此为自卫而竞争，究其极，非彼此两伤两亡不已。至1922年，商务印书馆亦在董事会的会议讨论中指出：“本公司与中华书局向少联络，以致彼此竞争，两受损失”；“近年百物翔贵，各业无不加价，惟教科书一项因提倡教育不得不勉强低折发售，而年来生活程度日高，所有原料，薪工已逐渐增加，成本因之益重，若不设法维持，势必亏血本”。商务印书馆的“困境”自陈，或不过是为了让教科书提价，未必全能当真，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两家竞争确已给双方和同业带来严重问题。舒新城就指出各省即使有良好教科书亦不易推行，“结果终将为上海之大书店推翻”。1913年，湖南教育界曾集资十余万，组织宏文书局，编印教科书，但不到三年即倒闭。
除出版机构本身外，各方人士也多看到教科书“商品化”之后果。如1920年，余家菊认为：“现行的教科书，多半是纯粹商品。编辑和发行，多半是纯粹的商业行为。他们不配负促进文化的担子，不配做教育人类的工具。听说他们的内幕，有许多丑态，我们犯不着一一揭穿。”几乎同时，林损则直接把矛头指向教育部说：“他们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哪里有翻开里头看一看？不过接到一封信，收过几个钱，商务印书馆送来的钱多，他的教科书就是好的；中华书局送来的钱更多，他的教科书一发好了。”至30年代，依然有人发出感叹道：呜呼！文字商品化，足使文化阻塞，道德堕落。字数既有定价，往往一书三千字足以发挥者，必多至二三万言，而收益可以十倍。今教科书亦成商品，各局争销，常生纠纷。第二，启蒙既成生意，就需要保证出版品种数量巨大方有利可图，加上清末科考改革和学堂遍设的推波助澜，读书人的求学问道和自我展示的方式遂发生了几乎是根本性的转变。传统时代求学的难度之一在得书不易，不过手头有经书数卷则几可走遍天下。胡适即说：“我们的父亲祖父时代，他们只用几个钱买书，一元钱便可将所用的书籍买全。”
章太炎对此说得更为详细：
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了。
不过这种情形到了戊戌年间即开始有了改变。湖南名士王先谦已指出科举考试若向策论改制，那么“以制艺论，贫士家有十千钱书，可以成名。易策论，虽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的阅读规模一方面或使得各类新书（包括教科书）大量、及时、快速地出现在坊间，供给读书人。读书人中的多金者或可从此更加坐拥书山，长进学问；贫者也不用再去苦苦地四处抄书、求版和借阅。柳诒徵就回忆：“我听见本地有许多人家有什么书，我就要想法借来看或抄。所以自十六岁起，向镇江各家借抄《御篆七经》中的三礼一部书，过录惠定宇、张皋文批的《汉书》等。”另一方面也正因新书出版的大量、及时与快速，读不到书乃至于不读书的“读书人”可能反而越来越多。目前对明清书籍史和印刷史的不少研究似反映出在清末之前书籍出版已有极“兴旺发达”的趋势，进而学者强调其对读书人知识获取的影响，但这一趋势是需要仔细分辨的。何炳棣就指出：“明代后期大量翻刻专门和昂贵的书籍，便非寒素人士所易获得……大型民间私人藏书兴起于十六世纪之时，这也是寒素之士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和官员家庭子弟竞争的时候，这一巧合的现象值得留意。”这一洞见提醒我们注意“书多”之后对读书人的多重影响。为何如此？
首先，新书泛滥使得无力购书者越来越多，1901年封疆大吏提出考策论后，“中外政治、艺学书籍浩繁，贫士不克多购，中材莫能遍读”。
其次，新书虽为“新”，却未必为“佳品”。1902年就有人说“翻阅近日新出之书，大抵皆名实不符者居多。”
再次，即使新书为“佳品”，但因其“太多”而使得读书人难以熟读，只得泛览，同时又会有选择困难、顾此失彼的现象。宋恕就曾对学生说《经世文编》正续共48册，若每日只读十余篇，需要花数年方能读完，“中国书籍，即以全书所载者，浩如烟海，尔辈何时方能读毕？”马上有学生反问宋恕一日能读多少，宋答每日必三四本。其实对照一般读经的速度，一日能读《经世文编》十余篇对读书人来说已是“神速”，不能要求学生辈皆有和宋恕一样“一目十行”的本领。据施存统回忆，在浙江金华乡间，他在书房里读《大学》、《中庸》等每天能够读一页，而他一个亲戚比他早读三年，却每天读不到两三行。因此“先生也很称赞我，父母也很盼望我，我也很自负”。何况宋恕所言是否近真或也要打些折扣。1898年宋恕同乡张棡评说其书是“议论平易间有之，然多偏驳不可行处”。1931年宋氏的另一个小同乡夏鼐在读过《六字课斋卑议》后就直指此公“政治、社会、教育、法律、学术一切都谈，然而每条都至多不过十几行”，真是“胆子大，不管懂不懂都要强说话”。这大概是“书多”之后读书人转变的一个趋势。但此事可以折射的是，朱子所谓“读书，只看一个册子，每日只读一段，方始是自家底”时代渐渐一去不返了。
最后，相较以往读书人大多“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由新书开启的新思潮让不少读书人发现了种种似比读书更为“重大”的要务，比如各种运动。因此清末就出现了一群并不读书而只会“运动”的“读书人”。到了民国尤其是五四之后这类人物更多。
第三，生意既由资本力量所操纵，此种操纵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出版机构，而且一定会延绵各界，进而影响所谓“舆论”，促成一种“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的形势，进而“新人物”会利用此种形势打压与其不太相能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因其人际网络和新人物们基本无涉，且被看作“回光返照”期的“礼拜六派”的大本营（张静庐语），所以其出版的教科书很多时候就成了新人物的靶子。挟持威逼各级政府就范，以达到推广实行他们的主张，甚至是获得私利的目的。曹慕管在1924年就指出，“自适之新文学之一名词出，天下乃大响应。近更联络巨子，改革学制，凭藉部令，益肆推广”；新文学所以能“不胫而走天下”，正靠胡适以“政治手腕助之长也”。
曹氏所言虽有他与胡适等“作战”之一面，却并非全然无根。1919年4月，胡适等就向教育部连续呈递议案，如《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就要求“改编小学课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课本中所载文字内容是否与国音字典、国语辞典、国语文法相合，应由本会（按国语统一筹备会）组织一个委员会随时审查”。又有《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希望教育部能“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使全国的学校都用符号帮助教授，使全国的报馆渐渐采用符号，以便读者，使全国的印刷所和书店早日造就出一班能排印符号的工人，渐渐的把一切书籍都用符号排印，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
1921年10月胡适在《好政府主义》演讲中直接宣称：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1922年8月胡适等继续借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年会的时机，要求教育部“把一切公文改成国语，并且加上标点符号，给全国做个榜样”。为配合此议案，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文呼吁：“这个议案，我们希望汤（尔和）氏早日批准实行，标点符号案是教育部颁布的，小学改用国语案也是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既然正式提倡标点符号，既然正式提倡国语，岂可至今不肯用国语和标点来做公文吗？”
同年，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草案期间，蔡元培也特别写信给胡适做布局：
昨晚晤沈衡山（按沈钧儒），言近方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关于教育之一章，将于今日午前九时左右来敝寓，商酌条件。弟意此事颇有关系，请先生偕临一谈，如（高）一涵先生高兴同来更好。
沈钧儒成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当年8月之事，到1928年9月，胡适又指出消灭“鬼话文”（文言文）的方法之一是：“用政府的工具来实行铲除！” 1929年他再次明确要求国民政府颁布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但异常吊诡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他又提出，“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这实在是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可即使如此，其意见确也得到了从北京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不断呼应。
北京政府种种呼应胡适等要求的部令已相当多，按照黎锦熙的说法，“政府和社会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然办到寻常三五十年所办不到的成绩”。国民政府看似与胡适关系微妙，但其实也不遑多让。自1929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发出训令对一批教科书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像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女子模范文读本》就被批评：“全书皆文言，艰深不合实用……且多陈腐不合时代性”；又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国文学史》：“全书材料陈腐，违及时代性，并忽视民间的一般文学。”这种种对教科书的批评虽然未必直接决定于胡适等人，却基本与胡适等新人物一派口吻相合。到1930年2月教育部更发出通令要全国中小学校“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
以上都集中表现出新人物们欲“以能吏为师”，裹挟政府决策的勃勃进取之心，而基本未考虑他们推动政府强推的举措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应。邓之诚在日记里就揶揄说：“胡适辈力倡以白话作报，谓可普及人民。而不知报费之昂，穷檐矮屋之人，岂其力所能胜哉？”
与此同时，为推广新式教科书，很多新人物会借助舆论群起丑诋传统童蒙教育。1929年胡适为宣传国语运动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视作其中的一个典型文本。
女孩在家里裹小脚，男孩在学堂念死书。怎么“念死书”呢？他们的文字都是死人的文字，字字句句都要翻译才能懂，有时候翻译出来还不能懂。例如《三字经》上的“苟不教”，我们小孩子念起来只当是“狗不叫”，先生却说“倘使不教训”。又如《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从五岁时读起，现在做了十年大学教授，还不懂得这八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话！所以叫做“念死书”。因为念的是死书，所以要下死劲去念。我们做小孩子时候，天刚亮，便进学堂去“上早学”，空着肚子，鼓起喉咙，念三四个钟头才回去吃早饭。从天亮直到天黑，才得回家。晚上还要“念夜书”。这种生活实在太苦了，所以许多小孩子都要逃学。逃学的学生，捉回来之后，要受很严厉的责罚，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这是我们怎样待小孩子！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
上述引文中对私塾“残忍”、“惨酷”、“不人道”、“野蛮”的描写或有不少实际的证据可供支持，但亦不免令人心生疑惑，可谓是一套既无法证实，又不能证伪的历史叙述，正如叶英对胡适所说，“你所举出来旧教育底下的流毒和笑语，都很对；不过同时你也应该明了——你早即知道——这仅仅是旧教育底下的一部分情形，并不是整个的事实”。因此我们需要比照明清时代读书人对幼教蒙学的认识、胡适自身经历和其同时代人的回忆来对这套历史叙述做一些更深入的考察。
就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而言，熊秉真通过援引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对西方幼教的经典性研究来与明清时代的状况做对比，说：“在执行幼教的方法上，西方之师长不吝采用严酷之体罚，以遂其折毁子弟与生俱来的罪恶本性之目的。而中国近世士人家庭，虽重其智力上的表现，但方法上多用奖励诱导，所施之压力亦以心理胁迫为主，在幼年的阶段，尚少用严重的体罚。”梁其姿的研究亦指出，“当然确有严厉粗暴的蒙师，但显然他们并不属于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那一类，至少不为文明的教育家所赞成。后者中的权威从不严厉地处罚六七岁的稚龄儿童”。梁氏的判断基于崔学古、李兆洛、唐彪、刘宗周等一批明清时代“蒙学专家”的观点，其中最典型的是崔学古在《幼训》起始谈论“爱养”的一段话：
教训童子在六七岁时，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责，不惟无益，且有损也。至八九岁时，年方稍长，或可用威，若遇聪颖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觉，略用教笞，此在一两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
……
愿为父师者教子弟，只费自己口舌之烦，讲贯之详，督课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庄，出话之正，子弟见之，自然知悚，断不在恐吓责扑间也。若不得已而用责，数则不威，轻亦致玩，故不责则已，责则须威。或预约人劝解，以留余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
再从胡适自身经历看，1915年胡适批评私塾不过认为其大缺点在不太“讲书”。而私塾“讲书”与否从胡适自己的经历看非塾师“不能”也，乃塾师“不为”也，为与不为则取决于“束修”的多寡。胡适母亲每年为他交的学费是一般标准的3~6倍，胡适因而能享受先生为其“讲书”的待遇。之后在上海的学堂里，胡适实际上受家乡私塾“讲书”教育之惠甚多。同时在为丁文江写的传记里，胡适也不认为私塾对丁氏有太多妨害，反而说丁氏“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胡适还曾称道《醒世姻缘传》中写“南边的先生”认真教书为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好材料”，足见他心中知道以往的童蒙教育并不像他笔下描绘的那样不堪。《醒世姻缘传》第35回说：“南边的先生，真真实实的背书，真真看了字教你背，还要连三连五的带号，背了还要看着你当面默写，写字真真看你一笔一画，不许你潦草，写得不好的，逐个与你改正，写一个就要认一个。讲书的时节，发出自己的性灵，立了意旨，分了节意，有不明白的，就把那人情世故体贴了譬喻与你，务要把这节书发透明白才罢。讲完了，任你多少徒弟，各人把出自己的识见，大家辩难，果有什么卓识，不难舍己从人。凡是会课，先生必定先要自做一首程文，又要把众学生的文字随了他本人的才调与他删改，又还要寻一首极好的刊文与他们印正。这样日渐月磨，循序化诲，及门的弟子，怎得不是成才？”但他何以要如此丑诋传统童蒙教育？实与当时新人物欲通过极端、夸张、激烈甚至怪诞的方式发表言论来引起各方注意，进而达到其理念与实际上的种种目标有关。1929年前文所引的《慈幼的问题》发表，引发轩然大波。据李璜回忆，此文被左派刊物骂为“十足的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胡适却说：“我是有意要这样说，使那些认为惟有中国才有精神文明的夸大狂的人们有点警觉；引起人来骂，便更好，更足以造起运动！”俞颂华亦回忆胡适曾对他说：“我们要把被传统权威束缚的社会，推进五十步，我们自己就非走百步不可。否则，富有惰性的古老社会就一步不进了。我承认我有许多话，未免矫枉过正，可是我却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即使如此，在其他一些新人物的回忆中，私塾中令人“触目惊心”的那些场面如扑责体罚等好像也并不如胡适等所写的那样恐怖。这里需要注意，新式学校也并非不打人，张静庐就说，他在浙江镇海的“演进小学”里挨过从宁波师范学校毕业的校长的打，“两只手心，打得红肿，像捧着两只刚出笼的馒头”。
曾在故纸堆里看出满纸“吃人”的鲁迅，所就读的三味书屋就不太扑责。据他说，老师寿镜吾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周作人大概看出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不那么与传统“战斗”的诡异面相，特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补充说：“这书房（三味书屋）是严整与宽和相结合，是够得上说文明的私塾吧。但是一般的看来，这样的书房是极其难得的，平常所谓私塾总还是坏的居多，塾师没有学问还在其次，对待学生尤为严刻。”后来周作人曾夸奖寿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持身治家十分谨严，一介不取予。当然他仍强调三味书屋是“有规矩而不严厉”，学生中并不曾出若干秀才举人，但“远近学生总是坐满一屋的”，“大抵只是为读书识字而来”。不过到1951年周作人又一变其回忆录之说，特别指出《朝花夕拾》中的寿先生和《怀旧》里的秃先生不是一回事，“《怀旧》里的家塾是虚拟的描写，乃是小说而非真的回忆”。
在著名北京政府外交官顾维钧的回忆里私塾压根就没打人这一回事。他三岁零一个月入塾，“交了许多朋友”，“既在学习，又在娱乐，这种生活，持续到我十岁”。
黄埔名将张治中则说私塾里的先生对他打骂、罚跪、不予吃饭均有，方法“未免过于旧式”，但这是缘于先生“期待我最真最切，所以也格外从严”。因此这是“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在私塾里，幼年时吃点苦头，不但没有害处，还大有益处”。而且先生对他的“体罚”具有阶段性，到他十一二岁，就“没有受打受罚的事了”；又说教过他的一位先生“品貌好，做人好，国学根基深，虽在他的门下只读了一年书，而所受国学的启迪益处很大”。而据中共资深报人胡绩伟讲，他在四川威远四合堡上的小学虽然是新式学堂，却保留私塾的一些特点，比如打屁股。他曾挨过30大板，但并未因此大骂私塾，而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理当挨打”。
虽然私塾并非那么恐怖，民国学人中也多有为私塾正名之言。1917年恽代英就说：“私塾为社会所喜亲近，其形式为就学子弟之家庭所欢迎。……私塾之旧俗，对于师之尊严，颇知注意。虽在教育上言之，尊严之态度，不可不稍改良，以求与学生亲密。然就社会心理言之，教师地位较尊严，亦易得学生与家庭之信仰，其于联络之为用亦甚大。由此点观之，私塾岂但不可使之不存在，且必推广之，奖进之。”
柳诒徵则认为：“数百年间，塾师之教，虽不尽同，大都先背诵而后理解，世多病其戕害儿童。不知人生数十寒暑，唯儿时记忆里最强，前人深知此意，利用天机，不使浪费，而多读有用之书。如农种谷，非朝莳而暮获，必俟秋至而后丰收，如贾储金，非旦入而夕支，必俟年久而得厚利。且其法抑人浮躁，勉使沉潜，养其恒心，归于笃实。故对所读之书能切实从事者。长而执业服务，求所未知未能之学。即亦不惮繁难，而必求其精当。养成良好之心习，实基于读书焉。”
不过这些人的回忆和辩白是被淹没在巨浪滔天的反八股、反科举、反读经、反私塾直至整体反传统的声音之中的。如黎锦熙就认为：“‘经明’与‘行修’，夙已分为两事，有如元明以来，乡试中式，便称‘孝廉’，岂事实乎？八股取士之际，全国士子朝夕惟‘代圣贤立言’，涵濡渐染，宜足以制行而敦品矣；究其实际，则昏诞浪漫，鄙恶不堪。锦熙二十年前，身历目击，以视今之学校青年，诚有过之无不及。至于三家村塾，学童如林，读经之声，溢于田野，其顽劣而无秩序，或局促如辕下驹，较以今之小学生徒，进退有规，应对中节，相去何啻霄壤？总之往昔读经之年，士习颓坏，远过今兹；其貌为恭谨服从者，畏其父兄师保而已，其不敢啸聚宫门，侮辱当局者，君主斧锧之诛，严于执政金吾之禁而已。是其权威乃在君主斧锧父兄师保，何关于经训乎？”这种被掩盖的，甚至于未掩盖的（鲁迅的文章是中学课本里的常客）但熟视无睹的历史记忆都见证着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失落的那些东西。
至此笔者深感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或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式”，即唱盛其各方面的“推新”作用，而忽略甚至无视教科书问题实为近代各种困局的一个缩影。其实如把时间往回推近一百年，不少时人似并未看好那时的教科书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1915年张棡已说：“近日之民德污下达于极点，长此不改，非特中国沦于外夷，且恐人类皆化禽兽矣。”到1924年更说：“民国如此黑暗，下民尚有生机哉？”几乎与张棡同时，杨绛之父杨荫杭发现不少“谈中国史者，每以民国比之五代”，这种比拟如从时代褒贬来看基本上等于直斥民国是一个“堕落时代”。因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则几乎只有骄兵悍卒、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可谓‘天地闭，贤人隐’！”
具体到民国教育环境，1920年杨荫杭曾写过一篇叫《学荒》的评论，在《申报》上发表，文中认为：
以今日之教育费与清季之教育费较，知今日之文明尚不如清季。北京虐待教员，有教员罢工之说。今广东虐待教员，亦有教员罢工之说。知南北两方文明程度之相等。北有伧气，南亦蛮风，是为鲁卫之政。觇国之文野，以其国读书人之多寡为准。中国图书馆阅书之人数与报纸之销数，不如欧美之多，固无论矣。旧书不屑读而读者愈少，然能读西书言学问者，试问能有几人？则知今日中国文化，有青黄不接之势，清季译书风行，译者往往获利。今译稿不售，而翻刻旧书，则知今日中国新文化，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之问津，而学殖安得不荒？则知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故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
是什么造成了此种“学荒”？原因当然有很多，从教科书论，使用和传授教科书正是学堂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学堂都有一定的章程，先生教书也要照着章程，不能自由自便的”。而学堂制度的确立恰意味着“（昔年）学之统在下”，而“今之以官设学校为善制者，是移学之统于上者”。这种“学统”的转移表明清末民国新教育立足于政府制定学制，遍设学堂，甚至不惜以打压“私学”的方式来扶助学堂。此举恰反转了科举时代以书院和各种“塾”为中心的“私学”遍布，人人皆有可能读书的教育结构，造成了至今未能逆转的深刻影响。
姚永朴（1861~1939）在清末上学部书中指出：
曩时乡闾中，盖家有塾焉，弦诵之声，遍于四境也。今则自学堂外，其自延师训课者，乃日少一日。查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方期逐年筹备，至第九年，人民识字者可得二十分之一。岂知兴学之效，人民识字者，且有减无增哉！……盖一学堂之设，其始建筑有费，开办有费，至每年延聘管理员、教员及一切杂需，尤为不訾。……为今之计，莫若高等学堂以下，听民间自为……如是，民之庐舍即学堂也，何须建筑？民之父兄即管理员也，何须延聘？其为费仅教员修脯而已，生徒无多，气习何患不谨？财用即节，教泽何致不周？
林损在1913年则说：
学之成也，不在学会则在书院。不在书院，毋宁在蒙师村童之学舍，而必不在学校。何者？学校者合进之、成之之途而为一者也。欲进之心切，则成之必不能精，即精之，亦所谓修天爵以邀人爵，得而旋失者耳。
章士钊在1925年也说：
自新政兴学校，立将千字课、四书、唐诗三百首改为猫狗、木马、板凳之国民读本。向之牧童樵子，可得从容就传者，转若严屏于塾门之外。上而小学、而高小、而中学、而高等。一乡中其得层累而进之徒。较之前清赴省就学政试，洋洋诵其场作自鸣得意者，数尤减焉。求学难、求学难之声日闻于父兄师保，疾首蹙额而未已。今之学校自成为一种贵族教育。
对章士钊的意见，郁达夫反驳道：“它说前清在作者的乡里，读书识字的牧童樵子比现在的数目还要多，意思就是说前清的教育比现在还要普及。这句话大家能够说它不是撒谎么？若果真是这样，那么教育的当局应该拿来打屁股。”
田桐在1929年则提出：
在旧时，贫人之子有俊秀者，自修有得，得与考试而有出身。民国以来，中学、大学，非贫人之子所敢望也。非政治之有阶级也，财产限之耳。以财产之故，而造成事实之阶级，民国之体制得无伤乎？……中国今日，倘无补救之方，必至富者皆有出身之路，贫者绝无出身之路，其不流为六朝也几希矣。是以民权主义之精神，而得阶级教育之结果也。
舒新城在1940年撰写的自传中提到：
当时之教育事业，几完全为人民自动处理，各州县之学官只空有其名，并不实际管理学校事情，政府又不知道统计，遂致教育上表面之报告不及人，实则那种自动的精神，即在教育普及之西洋文明国，亦不易办到。我们回忆学堂未兴以前，无论何种穷乡僻壤，有数十户或数户住民，便有一私塾，与各镇各县书院林立的情形，便可知道。这多数的私塾、书院，除表示人民对于教育的信仰及其自动经营教育事业之精神而外，其组织如义学之免费，私塾之自由纳费，书院之供给山长，奖励勤勉学生之膏火等事，实是最合理的办法。因为人的能力与境遇决难一致，倘必如现在，责贫无立锥与富埒王侯之学生纳同等之费用，则富者既嫌其过微，贫者只有永远不入学校之门，而让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为资产阶级所独占，而富而无能之子弟，更不知因境遇之侥幸，白费多少教育者的精力。私塾与书院制之办法，能使可造之士均有受高等教育之机会，所以贫苦子弟只要自己努力，上进之途不绝，非如现在学校制度之将贫苦子弟一律挥之门外也。
以上五人中除姚永朴属于新青年笔下的“桐城谬种”外，林损、田桐与章士钊等都是清末的新人物，舒新城更是相当著名的五四新青年，曾被人抨击为“浮薄少年”。但他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共和时代”讲求民权、遍设学堂之教育着意虽在普及众人，却在实际上封闭了很多人求学上进机会的吊诡历史现象。值得玩味的是，直到1920~1930年代有些青年获得上学机会依靠的竟是“万恶”的家族，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就是如此。1926年谭氏考上了上海大学社会系，按照家里的经济条件，他无论如何上不起大学，但就在前一年，谭氏宗族义庄做出了一项规定：凡族中子弟就读中学、大学，每年均给予100元的补助。他的两位姑母又答应每年资助100元，加上家里挤出几十元钱，才凑足了学杂费和食宿费，使他成为兄弟姐妹中第一位大学生。以后谭氏的弟弟其猛、其飞也这样读上了大学。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过宾兴祠与新学的关系，他说：“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据王先明研究，一直到抗战期间，福建因省政府内迁，人口激增，粮食供给困难，政府才把目光和触角延伸至“学田”，不过之前的情况如何，王氏未有交代。若能增加各地类似的个案研究，“学田”、“族田”在民国的变迁当是一值得深思的题目。这似与当下不少学者对民国中小学教育的高度美化相去甚远。究竟是今人的回看和解读出现了问题，还是张棡、杨荫杭、林损、章士钊、田桐等民国即时人物的观察有偏，也许一时间尚难下一定论，邓之诚即以为：民国以来事，二十年间祸乱相寻，皆身亲目击，或且预知隐秘，然属笔而后，以质正于当事，则曲折尽异，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后信记载之难。当时报章所记载者，若函电、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单简，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异代之后，谓之为信史不可也，谓之为非信史亦不可也。因此面对纷繁诡奇、人言人殊的民国，或许只有努力走出以教科书为代表的种种迷思，于民国我们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今日我们才可能有更适宜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