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发展及演变趋势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5 期；政治学公开课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改革开放初期至 20 世纪末，以广播、报刊、影视为中心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进入 21 世纪，网络传播的出现与普及成为传统媒介的有力补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传播真正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社会思潮的传播从根本上呈现出新的时代特质。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发展呈现出如下脉络 : 传播主体逐渐下沉，基层社会的话语权日渐提升；传播结构由传统媒介时期的双向线性结构发展为多维互动网状结构 ; 传播内容由系统性、理论化向碎片化、图像化、娱乐化、隐匿化转变；传播媒介融合发展，不同时代新旧媒介良性互动；传播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不断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良好局面日渐巩固。

【 关键词 】 改革开放；社会思潮；传播样态

社会思潮是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是一定时期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一定的理论形态以及大众性的思想运动实践组合而成的复杂有机体。社会思潮一经形成，便进入传播发展的序列之中，经由大众传媒的多层次扩延来争取大众，能够及时、迅速地反映社会不同阶层的思想倾向及发展趋势，并在实践层面影响社会的发展，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风向标”与“晴雨表”。社会思潮所体现的这种独有属性，必须也只能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思潮衍生、发展、流变的整个活动过程都以传播为核心，传播的影响力决定了社会思潮的生命力，离开了传播，社会思潮便失去了意义，甚至不能称其为思潮。

社会思潮是时代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呈现出不同的传播样态。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迅猛发展，生产力发展之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与社会变革同步展开，技术革命与互联网的普及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大众传播的内涵得到了质的更新。在此基础上，社会思潮传播的基本样态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代特质。本文在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三阶段演变的基础上，从宏观视野勾勒出 40 余年来中国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趋势。

一、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

党的十八大之前，社会思潮传播形态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虽前后相承，但各自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传播样态。第一个阶段自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如广播、报刊、影视是社会思潮传播的绝对主流渠道，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征，信息传播方向相对固定，反馈过程较为孱弱，同时受制于时空的限制。第二个阶段始于 21 世纪初，至 2012 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网络传播开始成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有力补充，一方面跨越了时空界限，另一方面传播结构由线性转变为圈层网状体系，同时大大提高了传播的精准度与辨识度，以上种种均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网络传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也预示着社会思潮传播样态在网络时代即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这面旗帜的号召之下，文化领域逐渐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僵化保守的状态。伴随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舶来中国，并立足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实践迅速传播开来，形成自身独特的圈层群体与传播阵地。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思想、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新权威主义等各类思潮竞相宣扬自身的理论观点与思想主张，试图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提出自身独特的道路构想与政策趋向，一时之间思想文化领域蔚为壮观。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 20 余年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态势，以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处于萌芽与变异阶段，立足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与国家发展重心转移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西化”和激进的“新启蒙主义”逐渐酝酿和传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达到高潮。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确立了根本性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分化、争鸣为主要特征，此消彼长、争夺大众，形成了一幅斑驳纷扰的理论光谱。

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社会思潮的传播与发展，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直承“五四运动”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各种社会思潮异彩纷呈、相互激荡，在舆论领域呈现出社会大众对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的文化折射。但是，受制于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媒介较为原始，以广播、报刊、影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以学术研讨、讲座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成为这一时期大众传播的有力补充。以不同思想理论为基础、呈现不同价值取向的各类社会思潮，凭借人际传播小范围扩展和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大范围延伸。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的扩展，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兴起的宣扬新自由主义思潮理论观点的“张五常热”，都是这一特定时期社会思潮传播的典型体现。

左右传播影响力的核心要素在于媒介。施拉姆指出，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 20 世纪后 20 年社会思潮的传播，受制于当时传播媒介的限制，传播样态呈现出特有的时代特质。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包含了传播者、媒介、接收（受）者、次级接收（受）者四个基本要素，由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两个过程组成，信息传播过程的基本模式为 : 传播者→传播媒介→接收（受）者→次级接收（受）者，信息反馈过程则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依靠传统媒介与人际传播实现信息的传递与反馈。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有其时代特征，传播方向较为单一固定，信息反馈过程较弱，因受制于时空范围的限制，传播效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就社会思潮的传播方向而言，系统性的思想理论与观点由精英群体向一般知识界，再向社会大众扩延开来，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系统性的传播体系内，以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精英群体为代表的知识核心层占据优势，传播末梢的话语权则极为孱弱。就信息反馈过程而言，与强有力的信息传播过程相较，信息反馈过程相对较弱，信息接收（受）者与传播核心的互动较为微弱，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技术限制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知识界与基层社会在社会思潮传播中的层次关系。传统媒介时代的大众传播，因应当时文化舆论领域百废待兴的特殊局面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系统性矛盾逐渐展开，各类社会思潮的传播存在着强烈的现实导向与实践目的，革新舆论、扩散影响是一方面，掌握大众、影响现实是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境下，社会思潮的理论内核与观点阐释就变得极为重要。精英阶层和知识界对思想理论的制造与阐释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核心与前提，而基层群体在社会思潮传播中的定位则局限于扩散影响、形成舆论，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信息反馈过程。

就时空范围而言，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人际传播，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广播、影视社会信息的定时传输、报刊的内容限制与印刷周期，都是这种时空限制的具体反映，而在以学术会议为代表的人际传播中，这种时空限制体现得更为具体。媒介的局限性导致了时空限制的存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思潮的传播效率，削弱了社会思潮的理论影响力与实践能动性。就传播的效果而言，这一时期传统大众媒介是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大众传播所具备的广覆盖性并不能精准地识别受众群体进而掌握大众。一方面，由于技术和资源的限制，传统媒介往往倾向于按照大众口味或者某种公认的标准来设计和制作传播内容，忽略了不同受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这种盲目性导致了传播内容的单一性和普遍性，难以满足多样化的受众需求，更无法精准识别特定思潮的特定受众，从而限制了社会思潮传播的深度。另一方面，传统媒介的传播机制虽蕴含了一定的信息反馈渠道，但在这种多层级传播过程中逆向的互动机制和反馈渠道相对薄弱，信息的传播往往是由核心群体向社会大众的单向传递，而社会大众的反馈和意见很难被及时获取和反映到传播过程中。这种传播模式导致了社会思潮传播过程的僵化和局限性，无法与受众建立起有效的互动和沟通，进而限制了社会思潮传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二、21世纪初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兴起

20 世纪社会思潮传播所具备的时代特质，决定了这一阶段社会思潮的传播范围相对有限，大都活跃在知识核心层及其边缘群体，难以深入广泛的基层社会。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传播媒介的革新，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的崭新特质。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1993 年，在全球网络信息化风起云涌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规划部署了中国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1994 年，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由此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20 世纪的最后六年，是中国实现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础初创期，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启蒙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基础网络建设和关键资源部署逐步步入正轨，网民规模达到千万量级，以网易、搜狐、新浪等三大门户网站为代表的应用服务拉开了中国互联网信息传播新方式的时代序幕。正是这一时期的基础性建设，为 21 世纪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的兴起奠定了技术基础。

21 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我国开始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网络传播对人们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日渐成为社会思潮传播的有力渠道。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网络传播，以网站传播、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社区传播、自媒体以及搜索引擎传播为主要传播渠道，网易、搜狐、新浪等综合门户网站，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中评网等受众聚集性网站，短信、电子邮件、 SKYPE 、 MSN 等即时通讯工具，天涯论坛、自由中国论坛、兴华论坛、北国之春、观点论坛、先锋论坛等网络虚拟社区，博客、微博等自媒体工具以及百度、必应、谷歌等搜索引擎，日渐成为各类社会思潮发生、聚集、传播、演变的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介相较，网络传播的出现与日渐风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阶段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

这一时期的网络传播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综合优势，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大大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时空界限，突破了大众传播的时滞性和单向性，跨越了基于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传统人际传播范围。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相较，网络传播跨越了时空界限，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界限，基于互联网的开放与共享特性，特定社会思潮可以更加便捷地扩散至社会大众之间，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加速自身的传播进程。此外，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特定社会思潮在不同虚拟平台的聚合，能够更有效地筛选出特定受众，更高效地将社会思潮的接收者转变为接受者。在互联网的传播场域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根据自身不同的心理倾向、价值取向与行为实践，自觉主动地接受某种社会思潮所蕴含的理论观点与思想主张，汇聚到不同虚拟平台的旗帜之下，成为思潮传播体系中的次级传播者，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以及思潮传播远端的主动性都大为增强。比如《人民日报》强国论坛，就生动体现了网络传播所具备的巨大优势。

从传播结构而言，传统媒介所构建的传播网络，虽然有多节点的存在，但核心圈层的主导功能更为强大，从总体上来看是由社会精英所构成的信息中心向社会大众所构成的知识边缘逐步扩散的过程，而网络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单一中心的传播结构。在网络传播的运行逻辑中，特定的思想理论与心理倾向汇而成潮的关键，不全在于知识界与核心圈层的理论生产，而更倚重社会大众自主性的认同。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多中心的传播架构，社会思潮的次级接受者，即各类虚拟平台的大 V 、博主与网络意见领袖，在其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网络传播日渐风靡， 21 世纪初在各类外交事件的刺激下，民族主义风起云涌，数量庞大的基层社会群体不但参与网络思潮的讨论与传播，更采取实际行动捍卫国家形象、凝聚民族力量，生动阐释了网络传播所蕴含的强大能量。

不过，在 2012 年之前，网络传播的发展尚不充分。一方面，这一阶段的网络传播主要以 PC 网络与 2G 、 3G 网络为主，网络虚拟平台主要以网站、微博、博客为主，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并未得到根本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社会网络普及率在当时而言并不算高。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 5.6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 ，其中手机网民数量 4.2 亿，占据网民总数的 74.5% 。四成左右的互联网普及率，尚不足以覆盖数量庞大的基层社会民众，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社会群体。就此而言，在这一阶段，网络传播虽然兴起并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而言，它都无法与传统媒介相较，只能作为传统媒介的有力补充而存在。传统媒介凭借其广泛的覆盖范围、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力，依然是这一阶段社会思潮传播的主流渠道。二者力量的攻守易势，发生在 2012 年之后。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网络传播新样态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 21 世纪以来迅猛发展的网络传播推进到新的阶段，以此为基础，社会思潮的传播样态呈现出新特征。 2013 年，中国 4G 网络技术成熟落地并正式商用，该年也被称为“中国 4G 元年”。 4G 技术的成熟落地，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而言是划时代的变革，它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了 PC 网络的束缚，正式进入了以“万物互联”为基本特征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此后，智能手机普及率飙升，在短时间内迅速淘汰了传统的功能手机。借助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移动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网络普及率不断提升，截至 2023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76.4%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10.76 亿，占网民总数的 99.7% 。与 2012 年中国网民规模数据相较，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网民规模增长了近一倍，如果将年龄因素考虑在内，可以说，十亿多的网民群体基本上涵盖了中国广大的青年与中老年群体，这从侧面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

2012 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在中国社会引发了一场智能革命。

2017 年，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智能技术突飞猛进，该年也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 2017 年以来，依托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的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取得了颠覆性的成就，深刻改变了社会运转的基本模式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这场智能革命，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算法推荐、神经网络、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表征，深度嵌入社会生活领域，缔造出一种全新的人与技术共生形态。也就是说，在“数据、算法与算力”三者的共振之下，以数据为载体的硅基机器能够像智能生命一样，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推理和自我适应，具备了以近乎“人类思维”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讲，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对人类社会运作规范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社会思潮作为经济基础的观念反映和社会意识的先导，在这一变革中显得尤为敏感和重要。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革命对社会思潮传播样态更新所起的推动作用，集中体现在以大数据计算为核心的智能推荐算法技术的成熟及其在互联网新型社交媒体中的广泛应用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平台产业的繁荣。以智能终端为媒介，互联网上丰富的图文、视听内容向社会群体最大限度地开放，传统媒介时代难以接触到的书籍、音乐、影视及其所蕴含的深层次思想理论与价值倾向，在互联网时代深刻融入了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文艺不再独属于知识界，而是社会各界群体共同的精神慰藉。与之一道，被时间、空间阻隔的社交圈，在网络时代迅猛扩延开来，互联网所蕴含的开放共享精神，大大拉近了志趣相同之人的心理距离。以抖音、知乎、小红书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蕴含了丰富的网络视听内容，是网络时代社会个体表达自身观点的有力渠道。

与手机短信、 MSN 为代表的传统网络社交媒体相较，新型社交媒体更加注重用户的生成与互动体验，为现实生活中广泛的普通民众提供了自我表达、自我展示的平台，把聚光灯打到了每一个登场者的身上。以抖音为例，抖音以短视频为内容发布生成的主要形式，用户可以通过创作和分享短视频来展示个人的艺术与才华，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参与，从而为自身争夺互联网时代的更多流量。近年来，短视频以其简洁明快、富有创意的形式，深受网络用户的喜爱，国内抖音、快手的风靡，国外 Tik Tok 、 YouTube 用户数的迅猛增长，都说明了这一点。通过短视频的创作与发布，用户一方面可以实现情感表达、生活记录、知识分享、观点阐释等多种功能，从而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丰富、独特、立体的个人形象。另一方面，借助新型社交媒体，用户不仅可以传达自身的观点与主张，还可以通过私信、评论、点赞、转发等多种形式与其他网络群体进行交流与互动，从而打破现实生活中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建立的传统社交圈，跨过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建构虚拟平台之上更为紧密的社交网络。这种互动性不但以新的方式增强了用户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丰富和完善了新型社交媒体的内容和功能，将其转变为集信息传递、思想交流、情感表达、社交互动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成为依托互联网存在的符号化、影像化、超文本化的虚拟实在。各类积极或消极的社会思潮，正是凭借互联网时代诸多类型的新型社交媒体，以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

2012 年之前，一些综合性的论坛网站与自媒体平台，如天涯论坛、博客等，已经具备了上述新型社交媒体的基本特性，前者已经成为各类社会思潮、理论观点的集散地与社会群体赖以依存的舆论中心。 2012 年以后，在智能革命的推动下，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产业与新型社交媒体中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新时代社会思潮发生、发展与传播演变的基本样态。以抖音、知乎等为代表的新型社交媒体已然成为各类社会思潮及其拥护者的集散地。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用户对社会思潮的接收与接受变得既主动又被动，既明智又盲目。

智能算法推荐技术能够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兴趣偏好与社交关系等数据，实现定制化、个性化的信息推荐，使得用户能够更加精准地获取信息，更加深入地理解特定的思想观点与理论主张，更加主动地成为特定社会思潮的接受者。可以说，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网络用户的信息获取能力空前提升，广泛的信息搜罗与浏览极大增强了社会大众的洞见与理解能力。但是，智能算法推荐技术倾向于生产和传播能够引起用户兴趣的内容，这种行为可能导致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同质化倾向，限制了信息的多样性与深度，导致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和偏颇化，形成“信息茧房”效应、“回声室”效应。随着信息茧房的加深与回声室的扩大，不同群体对特定社会思潮的追逐更加偏执，容易忽略乃至于敌视与自身观点相悖的思想主张，群内偏好和群外偏见由此产生，这便是学界所称的群体极化现象。近年来互联网女权主义思潮的传播及由此引发的男女间的冲突与对抗，以及资本鼓吹下趁势而起的消费主义思潮、泛娱乐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群体极化效应的发挥。

在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新型社交媒体俨然成为网络时代超越现实存在基础之上的虚拟实在。各类社会思潮及其追随者汇聚在不同的虚拟社区中，以各种方式输出自身的价值倾向，在传播过程中达到其掌握大众的目的。与传统媒介时代的网络传播相较， 2012 年之后的网络传播样态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时代特质。

首先，个性化传播与定制化体验成为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的基本方式。它不但克服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时空限制，而且更加注重网络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能够实现不同思想倾向与理论观点的定向投放，从而筛选出不同社会思潮特定的受众群体，实现社会思潮的精准化传播与扩散。在这样的传播场域中，社会思潮掌握大众的能力大为提升 ; 而网络用户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也增强了大众掌握思想理论的舆论能力。特定社会思潮与特定社会群体强有力的双向互动，是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过程中的最大亮点。 21 世纪以来网络传播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界限，社会思潮的传播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地缘，以更为丰富的样态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共享特质，极大增加了社会思潮的广阔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网络用户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之中，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观点理论彼此交织，令人目不暇接，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受众的盲目性。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成为辅助网络用户筛选信息、定位价值、明确导向的关键工具，厘清了网络世界中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的基本脉络，将充斥于虚拟社区中的繁杂信息重新梳理，重塑了“虚拟实在”在特定用户群体中的导向性存在。例如，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向辨识能力较弱的学生群体集中扩散，极端女权主义向青年女性群体的偏向性传播，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向中产阶层的聚焦性扩延，就是社会思潮在新时代精准化投放的典型代表。

其次，网络时代人际传播大为削弱。人际传播虽然存在于社会思潮传播的整个系统内，但网络时代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递的基本方式，社会群体社交网络的构建不再以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而是以共同的旨趣、价值观念、思想导向为依托。新型社交媒体的出现，正是新时代新型社交方式的鲜明体现。互联网之上的个体，一方面是“孤岛”般的单独存在，另一方面又与千里之外的诸多网络个体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传播架构中，即便在思潮生发之际也主要依靠网络时代的大众传播，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导致人际传播虽不会完全消失，但在社会思潮发生、发展、传播演变的体系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大为削弱。

最后，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结构趋向扁平化。扁平化意味着信息的横向流动与多中心传布，这种传播方式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的基本特征，与传统媒介时代的“核心—边缘”圈层传播，即由精英核心群体向社会大众传播的结构迥异。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基层社会群体更广泛的话语表达权，社会思潮的圈层传播结构进一步被打破，社会思潮传播呈现出多中心的扩散模式，每一个网络节点之上的网络用户，都能够成为社会思潮的传播者、接收（受）者，并且左右着思而成潮的发展方向。同时，社会思潮生发过程中由理论到实践、由精英核心层到知识界再到社会大众的单向活动过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转，基层社会话语权的提升催生了信息衍生方式的重构，社会偶发事件经由基层大众的扩散与发酵，能够汇聚足够的舆论力量，自下而上左右知识界的立场，在网络社会引发舆情事件，从而影响精英核心层的决策。近年来网络舆情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民间力量对国家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如生态主义思潮的传播促进了垃圾分类政策的推广与施行，女权主义的扩散提高了弱势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方向，是基层话语权提升的典型表现，从根本上体现了新时代社会思潮传播结构的演变。这种扁平化的演变趋向，既得益于新时代技术变革的推动，又是 2012 年以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革新的鲜明注脚。

四、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趋势

社会思潮传播样态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变革基础上文化领域传播样态的更新。从宏观视角着眼则不难发现， 40 余年来，伴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重构，社会思潮传播媒介、话语体系、表达方式、逻辑场域、呈现内容都发生了明显质变，但是存在着一些一致性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规律，对这些共同性的演变趋势进行梳理，有利于把握新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逻辑和发展规律。总体而言，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社会思潮传播样态总体性的演变趋势，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体、传播结构、传播形态、传播媒体、传播内容五个方面。

第一，就传播主体而言，随着传播圈层体系的日渐瓦解，传播主体呈现出不断下沉的趋势，自媒体的兴起赋予了基层社会群体更大、更强的话语权，基层社会的议程设置能力明显增强。

在传统媒介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受到圈层体系的影响，呈现出由精英核心层向一般知识界再向社会大众的圈层扩散体系。精英群体掌握绝对的话语权，传统媒介是其发号施令的有力工具，而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大众处于被动接收的地位。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兴起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圈层体系，赋予了基层社会更大、更强的话语权。凭借新型社交媒体平台，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观点阐释的核心主体。他们通过分享观点、表达看法、经验和感受，参与到舆论形成的具体过程中来。在流量为王的网络时代，权威机构、官方媒体控制舆论的时代一去不返，底层社会的声音不再轻易被忽视乃至压制，社会思潮传播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显著增强。

经由自媒体的赋权，社会层面的议程设置不再由权威机构独自主导。社会偶发事件经由基层群体的汇集、传播、酝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网络舆情事件，引起知识界和精英决策层的关注，从而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左右决策的方向。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衍生方向和议程设置功能，是网络时代自媒体向下赋权的时代产物，也是 40 余年来传播主体不断下沉、基层话语权崛起的典型体现。近年来网络舆情事件多发，抖音、小红书等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将很多社会偶发事件短时间内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国家权威机构也因应时代的发展，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注册官方账号，发布权威信息，“微博议政”“网络政务”“网络判案”正在成为新时代独特的社会热点。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热点背后，体现的是各类社会思潮对大众价值理念的深刻影响，如女权主义对弱势女性群体的支持、环保主义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高度认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呵护，等等，从这一点来讲，社会思潮传播的民主化特质在新时代体现得更为鲜明。

第二，就传播结构而言，网络时代自媒体的兴起，弱化了传播体系中核心知识层的中心地位，传播结构也由传统的双向线性结构发展为新时代多维互动网状结构。

在传统媒介时代，社会思潮的传播包括了信息传播过程与信息反馈过程两个阶段。社会思潮凭借大众媒介由初级接收（受）者向次级接收（受）者扩散，体现了信息由中心向边缘、由高位向基层的单向延展过程。逆向的信息反馈虽然存在，但总体而言较为薄弱。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崛起，赋予了每一位网络用户产生、传播思想理论、情感观点的话语权。通过新型社交媒体构建的传播网络，社会思潮的传播由单中心双向线性结构，逐渐演变为去中心多维互动网状结构。

传统媒介时代的精英核心层与一般知识界掌握着理论的产生、知识的创造与文化体系的构建，是社会思潮传播体系中的高位存在。这些思想理论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扩延，渗透至社会群体中。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所具备的共享与开放特性使得知识界不再独占知识的制造与理论的形成，在流量为王的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所具备的强有力的话语权为他们争夺到了文化舆论领域的一席之地。社会思潮的形成与扩延不再主要依靠精英圈层的知识创造，更多地凭借曝光度、传播力来掌握大众、扩散观点。在这种境况下，基层社会群体所具备的话语权就成为文化舆论领域的发言权，这种发言权主导着社会思潮的传播态势与演变方向。因此，原本弱化的信息反馈过程大为增强，传播、互动、反馈在网络节点中多向流动、互相碰撞、彼此影响，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认知水平的网络用户，因共同的关注热点处于相同的时空境遇中，多维度的互动与交流由此产生。不难预测，随着虚拟社区建构的日益完善与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信息传播的层级结构、中心化倾向将更加式微，理论知识的产生与传播将朝着扁平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任何自媒体的终端用户都将既是思想理论的制造者，也是社会思潮的传播者，社会思潮传播的多中心互动网状结构将更为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