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禹廷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朱由校病死。因朱由校子嗣早夭，皇位只能传给弟弟朱由检。朱由检继位后改年号为崇祯，是为明思宗。
崇祯帝虽然年仅16岁，但聪慧正直，早有铲除奸孽、重振朝纲之意。他先清理了魏忠贤的羽翼，之后将魏忠贤贬谪到凤阳。魏公公见大势已去，在南迁途中自缢而死。朝廷里剩余的阉党成员，或杀或流，也大多遭到惩处。
解决完阉党，雄心勃勃的崇祯把注意力转向辽东。在群臣的推荐下，他重新起用了袁崇焕。次年四月，又把袁崇焕升任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令其总督蓟、辽、登、莱、天津等地军务。同年七月，袁崇焕入京言事，崇祯在平台召见了他。当二人谈及复辽方略时，袁崇焕夸下海口称：“方略都已经写在我的奏疏中。为臣既然得到陛下的特别关照，希望还能得到便宜行事的权力。（这样一来）只需五年，我就能恢复整个辽东。”崇祯听后欣喜地说：“如果能恢复辽东，朕绝不吝惜封侯级别的赏赐。你努力解救天下人的倒悬之苦，也是在为你的子孙谋福。”
话讲到这里，崇祯暂退内室小憩。给事中许誉卿趁机询问袁崇焕“五年平辽”的具体计划，袁崇焕回答说：“皇上焦虑劳苦，我只是安慰他罢了。”许誉卿提醒道：“今上英明，怎么能用轻慢的态度回应？来日真的按期问责，你打算怎么办？”袁崇焕也自知“五年平辽”有些托大，怎奈覆水难收。为了更容易实现目标，他在崇祯小憩后再次奏请道：“辽东事务本来就不易处理。陛下既然委任给臣，臣不敢推辞。但五年之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才，兵部调兵将，必须事事配合我，如此才可以成功。”崇祯急于收复辽东，对这些要求全部应允。
一场映射危机的兵变
京师这边的袁崇焕还在和崇祯讨价还价，宁远那边的军营却已经炸了锅。就在同一个月，宁远爆发了一次军人哗变。由于朝廷欠饷，先是从川、湖调来的戍边士兵“大噪”，紧接着剩下的十三营士兵也群起响应。愤怒的士兵把巡抚、总兵、通判、推官等人通通捆缚到谯楼，要求他们支付饷银。兵备副使郭广为安抚士兵，散发了官库的二万两存银。但士兵们已经四个月未见饷银，二万两根本不够。郭广又向商人借贷五万两，这才暂时稳住乱局。
八月初，袁崇焕抵达山海关。他听说兵变的消息，急得单骑出关，径直驰往宁远军营。虽然欠饷之前已经发放，但宁远的士兵们仍情绪紧张，日夜戒备。袁崇焕向他们“宣上德意”，“各兵始还营伍”。兵人哗变属于谋逆大罪，不可能就此收场。为了善后，袁崇焕和郭广秘密传唤了带头哗变的杨正朝、张思顺。袁崇焕提出，只要杨、张二人帮助逮捕其他哗变首领，就答应免除他俩的罪责。杨正朝和张思顺别无选择，报告了其他十几名哗变首领的名字。十八日，15名首领一齐被带到袁崇焕面前。经郭广亲自辨认，十五人均系带头哗变的“首恶”，旋即被枭首示众。
处置完底层士兵，袁崇焕又着手处置违令的官员。推官苏涵淳和通判张世荣一酷一贪，直接激发了兵变，受到申斥并降职。哗变发生时，士兵们集中在广武营歃血起誓。中军吴国琦和参将彭簪古明知营中有变却没有阻止，袁崇焕遂以渎职罪斩了吴国琦，让彭簪古等待处分。对其余治军不善的车左营加衔都司王家楫、车右营加衔都司左良玉、管局游击杨朝文、总镇标营都司佥书李国辅等人，袁崇焕也都分别予以责罚。只有都司祖大寿，因麾下士兵没有参与哗变而得到嘉奖。
经过一番复杂的软硬兼施，袁崇焕总算是控制住了宁远兵变的不良影响。然而，引发此次兵变的财政危机，却早已超出袁崇焕的能力所及。
蓟辽督师府，位于辽宁省兴城市，蓟辽督师府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开府于蓟州（今河北蓟县），又先后移驻密云、昌平和山海关。1622年移建至宁远卫城（今兴城古城），曾先后是孙承宗和袁崇焕两位蓟辽督师的办公场所 。
财政的“过量”投入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财政危机是造成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此言不虚。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末的财政危机并不代表辽东战场的投入不足。恰恰相反，自萨尔浒战役以来，明廷对辽东的财政投入一直都充足到“过量”的地步。
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准备征讨后金所需的费用，户部开始向全国土地摊派“辽饷”，每亩增税三厘五毫，实际摊派总额约200万两。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在萨尔浒遭遇惨败。面对岌岌可危的辽东局势，朝廷把当地的军饷预算提高到300万两。可户部经过东拆西借，仅募集230万两，实际运到辽东的只有160万两。在财政盈余不足的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提高辽饷的摊派额度。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饷在每亩三厘五毫的基础上再加三厘五毫，总额增至400万两。万历四十八年（1620），国用仍然不够，每亩又增二厘。至此，辽饷已达每亩九厘，年额共计约520万两。
事实上，万历朝每年在辽东投入的军费还不止这520万两。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的不到三年时间里，朝廷以辽饷为名共发放军费2000万两，年均支出超过660万两。为了填补辽东这个无底洞，户部还需请求皇室发放内帑，拆借各个部门的余款，甚至挪用其他边镇的粮饷。
到天启年间，因田赋收入下降，朝廷又把辽饷的摊派扩大到盐课和关税等领域。尤其是袁崇焕经略辽东的天启六年（1626）和天启七年（1627），在不计算皇室内帑和拆借挪用等杂项的前提下，单是辽饷摊派就高达550万两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款项，总额起码在600万两以上。
铁刀，后金，新宾赫图阿拉城遗址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这600多万两的军费是个什么概念呢？晚明的财政收入大体分为四项：田赋、徭役、盐课和杂色。田赋每年征收约2800万石，折银2200万两左右。万历初期的一条鞭法规定以银代役，使国库另有徭役收入约1200万两。盐课和杂色收入相对较少，仅500多万两。四项税收合计，共约3900万两。这些收入并不固定，遇上天灾、动乱等问题时会向下波动，但保持在3100万两以上应该是常态。也就是说，600万两的辽东军费，大约相当于全国财政的1/5。
财政投入的效率对比
万历末期到天启初期，依靠巨大的财政投入，明廷在辽东关外募集了约12万大军。从账面上看，关外明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后金，而且在盔甲、战马、火器等军资储备上也都比后金富裕。照理说，辽东局势本该有所好转。但这只账面上的“庞然大物”在战场上却不堪一击。经过天启元年（1621）的辽阳之战和天启二年（1622）的广宁之战，经略袁应泰和巡抚王化贞先后丢掉了关外的全部领土。用不到3年时间，让明廷投入辽东的2000多万两白银都打了水漂。
后世在谈及辽阳之战和广宁之战时，常把败因归咎到袁应泰和王化贞的作战策略上。因为在袁崇焕治下，关宁防线再未出现类似的大溃败，甚至还获取了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这样的战果。不少人就此认定，只要谨守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人的“堡垒推进”战术，明朝就有机会灭掉后金。
该类观点显然是通过简单类比得出的狭隘结论。如果我们拉长历史的维度，放开对比的视野，很容易得出一个更客观的答案：在明军与后金军对峙的过程中，无论是“堡垒推进”派还是“野战荡平”派，都是严重不合格的。
这是因为，在明朝之前经营辽东的历史上，也遭遇过和明末类似的边疆危机。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堡垒推进”和“野战荡平”两种策略都曾被采用，而且效果远好于明末的那些辽东经略。
《出警图》局部，明，佚名，绢本设色，纵92.1 厘米，横 2601.3 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描绘明朝皇帝在宫廷侍卫的护送下骑马出京谒陵的情形 。
经略辽东的根本困境
万历四十七年（1619），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奏疏中出现了这样一段旷古奇事：在“粮饷富余”的辽东，许多明军士兵不仅穷得典当行囊，甚至连衣服都穿不起，只能裸体着甲。
熊廷弼“违背常识”的发言颇值得玩味。须知，万历四十七年，单是全国加派的辽饷就已提高到400万两，是其他边镇的八、九倍，这还没有把户部拆挪的盈余款计算在内。粮饷供应如此充沛，为何还有人衣不遮体？难道是援辽的军人太多，以至于几百万粮饷不够发放？但就在同一年，熊廷弼的另一封奏疏又如是说道：“乃兵部所调援兵俱是纸上虚数，十无二三到辽阳者。”
换言之，兵部调了兵，户部发了饷，结果却是兵也不够用，饷也不够用。
关于这桩怪事，天启二年（1622），户部尚书汪应蛟即曾明言：“将官不利本色，惟欲折色以入私囊，其诡名冒领恒十之三。所谓额数军兵十四万、马六万匹安在？”一竿子戳在了吃空饷的基层军官身上。天启三年（1623），兵部尚书赵彦也揭露称，户部放饷虽未断绝，军人领饷却常遭克扣，甚至还有一两个月分文未得的情况。
但是，如果把克扣粮饷的责任都推给武将，又有些冤枉他们了。因为凡是经手粮饷的官员，几乎都不干净。天启六年（1626），东江守将毛文龙即上书抨击：“天津岁运米二十万石，而去年只运到十六万余，其中尚有漂没腐烂者。天启四、五两年，山东每年运往辽东的二十万饷银，全部被理饷都司毛应时、韩文翼等侵占，还用贪腐的饷银贿赂上司。”崇祯元年（1628）正月，户部尚书毕自严也报告称：“诸臣终年经营饷运，军中却时时欠饷。臣考察其中缘由，都是收运委官贪污军饷所至。”
明朝官员们对军饷的克扣侵占，造成士兵频繁哗变、大量逃亡。前文所提的宁远兵变，就是典型例证。袁崇焕第二次赴任前即已如此，赴任后又如何呢？据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疏披露：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之间（1628—1630），宁远委官阎栋等侵吞米豆四万四千余石。崇祯元年和崇祯二年，正值袁崇焕第二次督师宁远。袁大人能制服讨饷的官兵，对各级腐败官吏却毫无办法。因为在大明朝的各级官吏看来，抗金事业已然发展为一门生意。朝廷发给的粮饷越多，下头贪挪的程度就越严重。在缺粮短饷、士兵空额的窘境下，无怪乎袁崇焕一味守城而不敢主动出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从根本上讲，明朝末年在辽东战场的败落，实乃其行政贪腐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纵然袁崇焕是旷古名将，仅凭他一人之力，也不可能真正扭转辽东战局，更别提五年平辽的豪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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