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选择出国留学，越来越多人对这个世界感到熟悉又陌生。图/视觉中国
在加拿大人或韩国人中，我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他们了解真实中国的窗口。而回国后，不管是少年时的同伴还是亲戚，我总在一言一行中感受到文化上的隔阂。我对三个国家都感到熟稔，同时又都感到陌生。
文/金一伟
“东方主义”的提出者、一生为巴勒斯坦独立而奋斗奔波的巴裔美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回忆录《格格不入》里这样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绝对不会被弄错的穆斯林的姓，却跟着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英国式的名字……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文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的身份的人。”
《格格不入》原题为“Out of Place”。我绝不敢把自己同萨义德相比较，但out of place确实洗练地概括了我出国至今的感受。
我自十六岁读高一时赴加留学，到现在在韩国工作，数数刚好七年。七年前，我为自己要远赴他乡而深深难过；七年之后，我却越发模糊自己到底属于哪里。
一年到头，我都一个人在饭堂吃饭，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视为对等——自下往上的目光，从来是看不见什么朋友的。
高中毕业时，我收到了两所大学的录取信：多伦多大学和女皇大学。多伦多大学是老牌国际名校，排名上遥遥领先于女皇大学，但我偏偏选择了国际学生不多的后者，想通过环境来硬性“脱中入加”。
我并非鄙夷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只是心里觉得，出了国就该过国外的生活，老是在国人圈子里混，怕是前途堪忧。更何况，当时正值青春期的我自视甚高，总想跟刻板印象对着干。
大学开学第一天，我孤身一人提着两箱行李，看着别人的父母运着一车东西送他们的孩子入住，顿觉所谓外国孩子独立自主都是瞎扯。夜幕降临，所有新生差不多都已到齐，我发现当初选择女皇大学的目标实现了：我成了整层楼里唯一的中国学生。
女皇大学不仅中国人少，其他国家的国际生也少，甚至加拿大本地的少数裔学生也少。我在校那几年，白人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九成。我选择的政治系，大学四年，我只见过另外一个中国留学生。
女皇大学
为加拿大“
四大名校
”之一 。
图/知乎
大一一整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宿舍、饭堂、课室，清一色的白面孔让我走到哪都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我身高偏矮、体形瘦弱、口语不好，每逢与人交流，话还没出口就先感到自卑，还总因为紧张导致声音过轻，即使说了对方也没听到，时不时的口吃让我一句话要几遍才能说圆。每次与同学或教授的交流都让我觉得身处考场，在心里嘀咕着自己这回表现得怎样。
现在我意识到，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根源都在于自身。我总觉得会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英语不流利而遭到歧视，但实际上最先歧视我的是我自己。我打心底相信，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文化和语言的主人，而我不过是在此作客。
我陷入社交困境，一年到头，我都一个人在饭堂吃饭，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视为对等——自下往上的目光，从来是看不见什么朋友的。
大一刚入学，学校举办新生舞会，要求半正式着装（semi-formal），我穿着运动裤和卫衣赴会。到了舞会，舞没跳成，尴尬之余，饮料倒喝了不少。Facebook上传的集体照里，十余名衣着光鲜、面色红润的大学生分两排在中间，而我，黑色卫衣配黑色棉裤，脚踩一双三年前购买的运动鞋，面无表情。干瘦的我站着跟别人坐着一般高。
女皇大学会为新生举办Frosh Week，新生们借此快速融入环境，认识新朋友。图/知乎
我一身运动装去舞会的理由有二：第一，我没搞清semi-formal的意思；第二，除了运动裤和卫衣，我没有别的衣服。大一，不论是上课还是见朋友，我都穿着同款衣服。甚至那年暑假，我去市中心的时装店面试时也是运动装打扮。
跟运动装的缘分始于我刚到加拿大的那段时间，我逛了一个连锁折扣商场，里面的杂牌运动装纯棉、宽松、舒适，而且廉价，我未多加思考便掏了钱包。那天，我买了三件衣服：一件带有白色条纹的黑色卫衣，一件印有“CANADA”字样的运动长裤，还有一件印有地狱之门图案的T恤。
大概是因为穿了十年的校服，那时的我不仅对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缺乏想法，更是看什么衣服都觉得顺眼。
外国人崇尚运动，身形瘦弱的男生不怎么受欢迎。图/《壁花少年》剧照。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高一语文老师在我出国前留下的一句话：“愿你做一个内心充盈的芒果人。”
“香蕉人”在维基百科里的定义是“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名词”，最初用来调侃那些只会使用西方语言却不懂中文的华人，取其“外黄内白”之意，即外表是黄种人，内在却像个白种人。
且不论这个词本身带有“西方人等同于白人”的过时偏见。和不少国人一样，当我第一次看到在国外出生长大、看上去已完全西化的ABC (American-born Chinese)或CBC (Canadian-born Chinese)时，也有点瞧不上他们。中国人怎能不会说中文？父母又怎能任凭自家孩子忘了自己文化的根本？
我遇到过站在中国超市停车场的一对母子，母亲用中文唠叨孩子的种种不是，孩子在用英文反驳。那段时间，我在阅读龙应台关于母子关系的散文，我在笔记本里写道：“很佩服龙老师的教子方式，孩子们即使是混血，也还会讲汉语。”
这种看法后来一想也不尽然。在加拿大出生长大自然是加拿大人，上加拿大的学校、交加拿大的朋友、看加拿大的电视。我们既然不指望欧洲移民的子女会说德语或意大利语，就不该要求华裔加拿大人会说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