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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酒吧的放纵与孤独

南都周刊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5-15 13:26

正文


·


每天les酒吧里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它包含性,欲望,享乐,也包含伤心,痛苦和无助。前者是人性本能的追求,而后者需要拉拉群体独自承受。

文◈李天骄 摄影◈刘浚


上半场:没有前戏的夜生活

黑夜给人放纵的勇气。

晚上八点,天色渐沉。在出门前最后一刻,我望着镜子里耗费一小时的精心妆容,内心挣扎地套上了V领收腰长纱裙——足以掩盖175厘米的巨人身高和单薄的身型。告别往日的“爷们气息”,我直奔今晚的目的地。

穿过喧嚣的工体西路,我推开一家位于商场角落里的ladies bar(拉拉酒吧),暧昧的灯光跳跃在空气中,服务生娴熟地拿起酒水单引导我入座,并安慰我放心,“这里不会进来男性,都是圈里的人。”

店里唯一的客人、一个乖巧的小T(拉拉里偏男性的角色)拿着酒杯凑过来说:“一看你就知道第一次来——在这儿,谁会穿到脚踝的裙子,往下脱都来不及。”

看我一脸尚未被“开发”的样子,她问:“你是弯的么?”

“你猜?”

“看样子男女都行吧。”

她上扬的唇角究竟是拈花微笑,还是嘲讽与包容未得可知,只是我的答案还未说出口,她便拿起酒杯离去——看来我不是她的猎物。

普通的啤酒躺在银冰桶里送上来,价钱翻上三倍、五倍,买单的人心在滴血也不可以皱一下眉头。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精致的感官享受总是要打对折妥协——黄色的鸡尾酒喝到底,才发现玻璃杯上厚厚的污渍;看似复古的红木酒桌,仔细触摸,才发现凹凸不平的桌面油渍斑驳;暗红色沙发不像看起来那么柔软舒适,坐上去吱吱作响。刺破暧昧的灯光掩盖住的真相,那一瞬间的错愕,像是不小心掀起姑娘昂贵的名牌裙子,露出一条好几个破洞的内裤。

指针正西,晚上九点,此前空荡荡的场子已座无虚席。一对les情侣坐在我正前方拥吻,旁若无人。唇舌交错几个回合后,长发女孩站起来,双腿分开跪坐在短发女友身上,让对方触摸自己的身体。在一脸愉悦的神情下,长发女孩猛然站起来,走到酒吧中间的钢管,来了一段猎艳的舞蹈。

一个长发及腰,身着超短裙的“美女”踩着高跟鞋在我面前晃荡,我们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10公分,彼此看似漫不经心的用眼神偷瞄对方。两分钟后,他忽闪着蝴蝶翅膀一样的假睫毛,抖动着浓烈的红嘴唇对我说,“还是我更骚气些。”——灯光下,他若隐若现的喉结和低沉的声音,都在以瞠目结舌的方式向我宣告他的胜利,错愕之余,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的扭捏背影——那短裙,大概只遮住了他的生殖器。

一位1980年出生的“老阿姨”径直向我走来,很自然地坐在我旁边的空位,然后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恐慌之余我赶紧喝了一杯酒,将手从她像是长满了刺的粗糙双手中抽离出来,这个举动并未使她意兴阑珊,反而侃侃而谈,“我早上刚从国外回来,下飞机就去廊坊检查我的新房,刚到出功夫来玩玩……”

她借着一听可乐和一盘蚕豆,向我炫耀她的所有。模糊的灯光下,我看着她变幻莫测的表情,耳朵里早已屏蔽了她的“演说”。

她把手搭在我的大腿上,打断了我的神游。

“不如我们出去走走?”她侧过脸眯着眼睛对我说。

“不必了,我不喜欢老年人。”我掩饰了自己的异性取向,决绝的回答,使她来不及变换的笑容悬浮在空中。随后她一个恶狠狠瞪向我的眼神,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谈话。

这次热身,使我知晓了游戏规则。在接下来摇晃酒杯的30秒里,一个白净、瘦高、短发的小T进入我的视线,有点像《漂浪青春》里的竹篙,笑起来还有一个浅浅的酒窝。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如果颜值很高,一切的欲望可以跨越性别。这个帅T散发着可以把直女掰弯的气质,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她抽了七根烟,喝了三瓶百威,和同伴说了不超过五句话,多数情况下低头一言不发。最后她终于抬头,我们的目光短暂交汇,虽然很快躲闪,但之后各自心怀鬼胎,彼此的眼神在对方的空气附近漂浮不定。

les朋友曾告诉我,帅T是一类只能向上扑的群体,等她们来搭讪你,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

然而她不知道,人类体会欲望的乐趣在于欲擒故纵,而非短兵相接。同性间更是如此。

当我喝掉最后一点鸡尾酒,帅T向我走来,我隐约感觉到血脉喷张。弗洛伊德是对的,“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双性恋。”

算上打招呼的“你好”,我们一共说了三句话,互换了微信,随后她和同伴离开酒吧。五分钟后,我起身推门而出,商场里明亮的白炽灯像是一剂猛药,让我瞬间清醒,我点开微信,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头像申请加为好友,微信号上前四个数字是1996。也许是因为她年纪太小抑或我良心发现,不想隐瞒我的异性取向,我没有通过好友申请,终止了这场荒诞的游戏。

片刻,我从刚刚的意乱情迷中抽离出来,返回酒吧。

ladies bar里,有欲望也有无助。


“你不需要为了适应社会改变自己,因为这个社会本身才亟须改变。”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我转过头,两位阿姨倚站在沙发旁,安抚一个正啜泣的小姑娘。

虽然错过了她们的谈话,但这丝毫没影响我拿起酒杯凑上前一探究竟的心情。

“猜猜我们多大了?”其中一个短发阿姨问我。

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衣着简单,黑发已经掩盖不住白发的肆意生长,没有妆容,皱纹清晰可见,手轻微起皮,一部功能简单的手机握在手中,驼背明显,感觉长期操劳过度,膝盖弯曲,好像无法站直。我心里预估的年纪是60岁,出于礼貌,给了一个模糊的答案,“40、50岁吧。”

“哈哈,我们俩都50了。”阿姨对我的回答似乎很开心。然而,面对过度苍老的面容,我很好奇她们经历了什么。

“这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在一起30年第一次出来玩。这是我们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刻。”

30年前,青梅竹马的她们分别向自己的父母“出柜”,这在农村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她们分别被父母赶出家门。

20岁,她们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俩个人一起打工上大学,毕业之后,除了本职工作,她们还要做无数份兼职,负担兄弟姐妹的学费、生活费。像是走在小人国的格列佛,生活被无数微小的细线压制。

这一天,两人最小的一个弟弟结婚了。她们要开始自己的生活,“在最后的日子,我们想为自己而活。”

“你们是怎么遇见的?”刚刚被“安抚”的姑娘问到。“孩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

“小时候会不会因为家里小孩太多,她们忽略了你,让你……”我还没说完,短发阿姨打断我:“我喜欢女生,和我家里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是很幸福。”

说完,两位阿姨转身欲离开,“对了,父母早都接受了我们,还祝福我们要一直幸福。”

然后她们牵着手,离开了酒吧。

一对阿姨“出柜”30年后,终于得到父母祝福。


中场:欲望下的孤单

每一个夜夜笙歌的夜晚,都隐藏着一个个孤单的灵魂。

时针指向11,人渐少。服务生小卿似乎看出我的无聊,“这只是短暂的中场休息。”我示意小卿过来坐,她犹豫片刻说,“我有稳定的女朋友了。”

 “你有稳定女朋友还来酒吧工作,女朋友不怕你被勾搭走吗?”

“我是来做兼职的。”

像是想解释我的质疑,她顺势坐在我的座位旁。我发现她廉价的帆布白鞋和质地粗糙的白色T恤,瞬间对自己苛刻地调侃悔恨不已,虚心地说:“蛮辛苦的。”

小卿是1992年出生的白羊座,小P(拉拉里的女性角色),5月1号刚好和女朋友新婚一周年,”今天我们要一起庆祝的,我一想晚上还可以赚钱,就算了。她还有点不高兴。”每晚150元的收入,相比小卿一个月3000元的工资,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隐晦地向她透露我的工作和性取向,温和地戳破悬在我们之间的真相。交流应该在坦诚的基础之上,我获取了她的信任。古典故事里的缪斯把诗歌口述给诗人,再由诗人疼写在纸上。而此刻小卿把我当成另一种缪斯:一个坦诚的倾听者。

小卿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以低保为生的家庭。回忆起童年生活,她想到的第一个场景是——凌晨三点,在不足五平米的厨房,借着灯壁沾满黑色颗粒的梨形灯泡散发的微弱光线,自己坐在小板凳上剁酸菜,“边剁边哭,太困了。”早上母亲出早餐摊,人少活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卿也要来充劳动力。

七点忙完,小卿从剩余的早餐簸箕里拿一张酸菜馅的饼,背着书包去上课。有时因为迟到或者上课瞌睡,小卿经常被老师叫到教室门口罚站。即便事出有因,小卿也从不向老师解释,“老师会找家长啊,家里本来就有一堆儿麻烦事。”

没钱,出摊辛苦,在外和人冲突……任何事情都会激活父亲暴躁的基因,打母亲成了父亲宣泄的出口——母亲摊在地上,任凭父亲拽着头发拖来拖去,地上到处是摔碎的碗,损坏的家具,像人体散落的四肢。眼泪,血,哭喊,咒骂,小卿站在一旁,像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影视片段。“我妈有一块头皮不能再长头发了,那块儿被我爸拽掉过一戳头发。”

“比起我爸,我更恨我妈。”在记忆里,妈妈总是特意换上满是油渍和破补丁的衣服,散着头发,拽着她到居委会申请更高金额的生活补贴。一进屋,坐在椅子上边哭边抱怨生活多难,养小孩多费钱,鼻涕眼泪一起流下来。有人递纸巾,她不要,偏偏拿袖口去擦。居委会的人答应给她更多的资助,她会扑通跪下来给人磕头。

“她活该。她结婚前和另一个男人生过一个孩子。”小卿抬起头,眼皮向下耷拉,左嘴角上扬,眼神和我对视一秒钟,有一种凛冽的寒冷。

“父亲家暴和这个有关?”我试探着问她。

“算了,不想提......”

我似乎冒犯了她,为了缓解尴尬,我在脑袋里迅速搜索出新的话题。“你女朋友是你的初恋吗?”

“不是,我初恋是一个男的。”

2015年,大学还没毕业的小卿,在网络上认识了男友小Q。他让小卿在诺大的世界里,找到了可以取暖的一隅。因为一句“我从来不打女生”,小卿“感受到了未曾有过的温暖”,她和相差七岁的大叔恋爱了。

一个月后,小Q来开封找她,和所有恋爱中的小女生一样,小卿精心打扮了一番,俩人约在一家餐厅相见,光影摇曳着,男友凑到她面前想要亲吻她,小卿挣脱开,跑向了厕所。

那一瞬间,她想到了六岁在家看电视时,不小心换台看到的电视节目——一个赤裸的男人将赤裸的女人倒立起来凌辱。她看过无数影视节目,唯独对这一幕无法忘记。在厕所里,小卿不停地把冷水往脸上泼洒,她想忘记年少时误入脑海的画面,在心里告诉自己,刚刚只是害羞而已。

回到座椅,男友甜蜜而坚定的吻叠加在她犹豫的脸颊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一件美好且自然而然的事情,小卿的大脑却要卯足了劲才能让血液奔流,让注意力集中。

“男女之间的性爱让我接受不了,我觉得很脏。”小卿脚踝交叉,把并拢的双手夹在双膝之间,耸了耸肩继续说,“但我们分手不是因为这个。”

小卿和男友唯一的交流工具是微信,每一次她打电话给男友,男友通常不接抑或支支吾吾地称自己很忙,然后匆匆挂断。好几次小卿到男友所在的城市找他,均被约在离他家很远的地方吃饭,然后晚上不到十点就往家赶,把她一个人留在宾馆。

生性敏感的小卿怀疑有问题。她把男友遗忘的火车票翻出来,将隐去的四位数字存在的可能性排列组合,找到在派出所工作的学长,查到了男友的信息——“已婚。”

“他欺骗了我。”虽然悲伤愤怒席卷而来,但小卿没有找男友对质,“我去调查他,我也很卑鄙。”她选择拉黑男友,默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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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情绪交织着,直到三个月后,小卿遇到了现在的女朋友。

小卿在某拉拉交友网站唱歌,兼职赚外快,认识了现在比她大五岁的女友J。网聊的一个多月里,小卿开始渐渐地依赖对方,“有时一天没有她的消息,心里都会空落落的。”

她发现自己爱上了对方,“在寒冷的冬日里,心中出现了永不衰败的夏天。”

“爱是可以跨越性别的,只要我喜欢我不在乎男女。”见面后的第一晚,她们正式在一起了。

同性之间也有性和暴力。但和女友在一起时,小卿觉得很踏实很温暖,“做爱的时候我很享受,至于暴力,目前没有。”

和家人出柜那天,小卿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建设。她想起一个国外的故事,一个母亲抱着对自己出柜的儿子说,“亲爱的,这些年你过得该有多孤独。”这句话比“我爱你”更温暖,是对一段生命的瞬间感悟。

而小卿和家人出柜那天,父亲打了她一耳光,让她滚蛋。她搬出来和女友租了一间房。

法院速记员的工作没法给女友一个公开的身份,小卿辞职了,离开开封来到北京,现在在一家les公益机构工作。“我觉得现在更自由,每个月都会和别人出柜,大胆说出自己的性取向。”

然而小卿并没有意识到,在异性恋至上的狭隘文化下,每个同性恋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出柜,每一个新认识她的人都在她周围立起了一个新的柜子。出柜,成了一个西西弗斯式的问题。

我忍住没戳破现实的冷漠。

在柯勒律治的叙事诗里,一名水手射死了一只信天翁,他赎罪的方式是反复讲述他杀死这只吉祥鸟的过程。直觉告诉他,谁必须听他的故事,而他也会用自己炯炯的目光震慑住这些人。他无止境的讲述,只希望有一天再也不用讲述这个故事了。

对于同性恋者,她们就像这个水手,重复的故事往往是她们出柜的故事。与之不同的是,很多同性恋者在讲述出柜后,她们并没有从中彻底解脱。

现在父母每天都会给小卿打一个电话,让她回家,找一个男人嫁了。只要小卿不答应,与之相关的话题就会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我是同性恋——他们知道我是同性恋——我知道她们知道我是同性恋,但她们对我的性取向视而不见,总觉得有一天我会喜欢男人,但那是不可能的。”双方的矛盾,就像两个对立的镜子,制造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无止境后退。

像是表明只爱同性的决心,2016年5月1号,在没有任何祝福的情况下,小卿和女友“结婚”了,现在小卿最大的愿望是不停地赚钱,“和J买个精子生孩子。”

“我不想改变,我觉得喜欢同性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小卿掷地有声的结束语,既是坚强,亦是为自己的呐喊。

心理学教授帕图洛曾表达过一种观点——“出于礼貌,我们应该对于那些同性恋者予以尊重,给予尊严。但是同样利索应当的是,理性告诉我们应该随时警觉,防止任何人误导摇摆不定的孩子们。”

这是当今社会上对同性恋的“伪宽容”——人们“当然”保护成年同性恋,但同时也“当然”保护小孩不要成为同性恋,这是谈论病情的方式——HIV阳性人群应该免受歧视,但同时他们也“当然”不肆意传播病情,与之类似的观点,说明把同性恋当成疾病的思想依然存在。

只有当社会不再以向异性恋靠近作为容纳同性恋的前提时,同性恋者才会得到真正的平等。

初恋男友婚姻状态是“已婚”,小卿备受欺骗选择拉黑了他。


下半场:伤心人的故事

时针指向1,chillout 音乐(舒缓、平和的音乐)登场,人渐渐退去,但老板开心建议我留下来,因为进入下半场的酒吧,每天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发生。比如,某个夏日凌晨,一个姑娘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冲进酒吧,站在表演区,抢走驻唱歌手的麦克风,边哭边唱,唱到最后开始脱衣服。老板开心上去拦下了她,从她口中重复的人名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受了情伤的姑娘。开心把她带到酒吧包房,等她冷静下来,叫了一辆车把她送回了家。

再比如一对拉拉情侣快要打烊的时候跑进来,点了一打啤酒,她们告诉开心,“我们的家人同意我们结婚了。”听到最后,才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F30岁,父母整日逼婚,她和女友G商量,向自己的父母出柜。

第二天,F带G回家见父母,“我们在一起3年了,这辈子就打算这么过下去了。”因为G的长装扮似男生,F的父母竟错认性别,一家人欢喜女儿终于可以在30岁的时候嫁出去,没有盘问太多果断答应。G的父母早就接受了女儿的性取向,将错就错。因为家境殷实,F的父母主动提出买房和车。G阴差阳错的成了“女婿”,两人和G的父母保守了秘密,领了一张假结婚证。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们那样幸运。

凌晨一点一刻,一个女孩推开门,坐在我们旁边,她把酒水单扔在一旁,举动充满挑衅的意味,然后平静地说:“我HIV呈阳性。”

5秒钟的沉默后,她号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将目光转移向开心,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经营这家酒吧已经两年半,这是北京存活时间最长的拉拉酒吧之一。虽然只有高中毕业,但她见过的人、听过的故事不计其数,脸上早已刻下超越年纪的成熟和理性。但她张大的瞳孔和微微开启的嘴唇,暴露了她的震惊。

事后她告诉我,这是她开酒吧1000多天以来,最为意外的开场白。

小H没有透露自己的年纪,从时间上推算,大概30岁上下。两年前,已经和家人出柜的H,依然被父母逼迫结婚,“他们是体制里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很没面子。”

H和相处三年的女友商量出一个看似两全其美的办法——找一个gay(男同性恋)形婚。

这个决定很快在H的les朋友圈里散播出去,除了les朋友的帮忙留意,H和女友也将信息发布在形婚中介和形婚微信群里。不到半个月,就已经有三个符合条件的男性加了H的微信。

H的要求很简单,年纪相仿,非异地,有合适的工作(应对父母),同房不同屋,不生孩子,逢年过节一起见家长。

和三个形婚对象接触的半年里,H最终选择和K一起。除了满足条件和相似的三观,最重要的是,K是gay里的零(偏女性的一方),这让H和女友比较放心,“他看起来还没我man,不可能婚内强暴。”

双方见过家长,做好财产公证,不到三个月就登记结婚,住进三室一厅的新房。H和女友,K和男友分别住一间,空余一间卧室。平时生活互不干扰,彼此闲话也不多说,像合租的陌生室友,各自相安无事的过着自己的生活。



晚上的ladies bar。


然而命运打了一个响指,改变了四个人的命运。

结婚三个月,gay的父母希望传宗接代,违背了婚前同意他们丁克的约定,要求要一个孩子,并搬到两人的新家监督。两对情侣无奈之下,将各自的另一半“赶“走,象征性地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H的父母担心女儿被“公公和婆婆”欺负,搬进了另一间卧室。于是一个屋檐下,两对老人,一对心怀鬼胎的“新婚夫妇”,开始了新的生活。

日子持续了两个多月,两个人躲避老人们的四面围攻,对生孩子充耳不闻,再逼就离婚,俩人在僵持的日子里,为自己寻找喘息的空间。

因为晚上无法和真正的伴侣进行性生活,K发现自己的男朋友肉体出轨了。K的骨子里有女性的敏感、柔软和脆弱,无法接受伴侣背叛的他,每天在夜里偷偷哭泣,白天还要装作成家里的顶梁柱,“像个男人一样”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严重的时候他需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无法释怀的痛苦让他变得喜怒无常,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摔东西咒骂。

一个周六的下午,K因为家务琐事又摔起东西。K的父亲指着他的鼻子说,“每天在家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连孩子都不生,算不算男人。”

这句话刺激到了K,他推开和H卧室的门,转身对父亲说,“今天我就证明我是个男人。”

四位老人离开了房子,留给他们充分的“私人空间”。

那天下午,K走进卧室,把正在打扫房间的H按在床上,强奸了。

H中途逃脱过一次,但又被狠狠地按在床上。她的哭喊和求助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她看见窗外下着雪,雪花不多不少,但足以让她未来的世界模糊不清。

不知过了多久,K停止了暴行。房间里只剩下俩人此起彼伏的呜咽声,和K断断续续地哀求声。

“那一刻,我恨他,可是我又同情他。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晚上,俩人忍住内心的波澜,装作相安无事的样子,和父母坐在饭桌前一起吃饭,“我还给我妈夹了菜。”

不久后,H怀孕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女友,还有那段难以启齿的经历。H向女友保证,把孩子生下来丢给父母,然后离婚。

看似出现转机,然而在孕检后,命运彻底将H扔向深渊——HIV检验结果为阳性。

病毒的可能来源是K,当天K的白色测试棒,出现了红色的线条,是他携带了艾滋病病毒,然而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晓。那天下午,H没能幸免。

一家六个人坐在一起,是时候摊牌了。悔恨,叹息,啜泣,H的父母拉着她的手说,“是我们对不起你。”

H和父母搬回了自己家,和女友分手了,闹剧收场。

短短十几分钟的讲述,像过了漫长的一生。到最后H已经没有哽咽和啜泣声,异常平静。

“现在医学挺发达,能控制的了,没啥事儿。”开心一紧张,会不自主地飙出东北话,然而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语调,也无法化解这个悲伤的结局。

“希望我下辈子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一个姑娘在一起。”H说完站起来,转身离开。

没人拦住她,因为我们都无法把她从绝望的漩涡中打捞出来。

开心问我,形婚到底是什么狗屁玩意儿?我说,“大概是社会异性恋至上的畸形产物。”

后来我和酒吧里的人询问过H的近况,没人再见过她,也不知道她现在究竟如何。

凌晨六点,我从酒吧所在的商场出来,天已经亮了,三里屯才刚刚进入睡梦中。每天les酒吧里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它包含性,欲望,享乐,也包含伤心,痛苦和无助。前者是人性本能的追求,而后者需要拉拉群体独自承受。

每个异性恋周围都可能有无数同性恋,可是谁能走进她们内心的孤独,了解她们的痛苦,真正的包容、接纳她们?

天亮了,对于拉拉群体,她们何时才能等到自己的黎明?


爱不该分性别。爱就是爱。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疾病列表中删除,联合国将每年的这一天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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