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人太聪明，欧洲人太笨……这种说法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什么事情，我们中国人总能找到更便捷简单的处理办法，总能圆通融洽地应对。欧洲老外，连带他们的北美同宗，都太较真儿、太死心眼、太拘泥而不识变通……
近来重读钱钟书的《七缀集》，说中国诗与中国画，言及神韵派对写实和工笔的不屑。我想起传统中国画，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总拍不起价的典故。在西人决定价格和标准的国际艺术品市场，对玄虚意境讲求，远在笔墨功力之上的中国画，老外不是认为过于平板呆滞，就是缺乏高下美恶的判断标准。
这是文化隔膜使然。但人家的怀疑，不也蕴含道理？中国人太聪明，问题还没发生，就有了解决方案：世事万物，一本《道德经》、一本《周易》，不行再加上《论语》，基本都能解决问题。老外不是这样。蒋梦麟先生做文化比较研究，谈到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人，是要穷极不舍地反复追索一切：天有多高？为什么有那么高？如何测量那么高？……“希腊人碰到一件新鲜东西，总会上天入地各种追问，中国人拿到一件新鲜东西，首先反应是‘有什么用？’”我们祖先极具智慧地、在后人发问前，就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
这是我无法理解的智慧。我更无法理解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论传媒界还是我牵涉较多的体育界，都有着饱含传统智慧的是各种“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什么都不奇怪，《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我们真有这么聪明吗？
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在一项足球运动上，反复纠缠、不得寸进？
最开始和足球产生关联，因为爱好兴趣，工作上也便利，兴趣爱好的结合。时日渐深，在世界各地走访渐多，尤其在英国和欧洲不断有各种探访、观察、商谈和交易后，我对足球产生两种兴趣：一种仍然是淳朴球迷的参与和观看热情，另一种，则是在各种经济现象、金钱数字变化背后，可能潜藏的故事和规律。
创刊《全体育》杂志之初，我和同事黄庆操刀过一个《钱体育》专题合集。之后在FT中文网写了十年的体育经济专栏，就用《钱体育》这个名称。未必雅致脱俗，可这个社会里，钱的存在感最强。欧美人更没有中国式的虚伪士大夫气，不讳言钱事。
天然的故事线索，但足球背后，若隐若现的那条和金钱、和资本、和文化交融及对抗的线索，有些冷僻生涩，却完全是在另一个逻辑维度里，讲述另一种足球故事。这是我们的传统智慧，无法解释的内容。可以胡混，但囫囵吞枣，必有后患。
像爱德华兹父子，最开始能用现金加一袋猪肉的方式，去收购曼联股份；像英超创立初，天空电视台得以被拯救，因为一个机顶盒制造商临机泄密；像彼得·希尔—伍德将手中阿森纳股份，抛售给犹太人大卫·戴恩时，抱有百年家族“僵死资产”得意解套的窃喜，却不知20年后这是数千万英镑的财富……
这是十多年前，产生《金球》这一组故事的缘由。随后十年，牵涉到英超足球、金钱足球的资本故事，又发生着剧变。进入足球的资本数额，以几何数字翻腾，如内马尔转会价；职业足球的资本源流，俄罗斯、美国和中东都不再新鲜，中国人身影无处不在。
这些故事精彩而朦胧。按中国人的传统思路，“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可他们是如何操作的？我们为什么不断犯错？足球变迁，在董事包厢和资本市场，又是怎样？我愿意继续沿着这条生僻孤独道路，再往前做些探寻。
十年前的《金球》，初稿完成后，有好几年找不到出版社。最终书名，也是我兄弟骆明帮我选定——他是“金球奖”中国地区第一位评委。我再给书名套用一个“Moneyball”的英文名，顽童般的恶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