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不合时宜的思考（3）（杜课941期）

胡舒立说：媒体服从公共利益；媒体必须报道事实；媒体的价值标准，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其实，后面这八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陶勇醒过来了。

这位被医闹砍得血肉模糊的优秀眼科医生，经过七个小时的全麻手术，醒来后，从容地说：

“最近一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医学不完全是给人治病。人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

“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 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

我希望我们的某些国人，也能像陶医生这样，面对异域同天，心中念念有爱，不必动辄怀恨。

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永远像陶医生这样，襟怀坦荡，内心光明，在这个世界里，拥有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

现在再论证武汉封城，已经晚了。而且，太不合时宜。

可是，一个关键的事实是： 在医疗条件充裕之时，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只比流感略高。

以中国为例，除湖北省外的其他地区，死亡率大约徘徊在0.02%-0.05%之间。境外国家和地区，也大致如此。

——这还是武汉外流500万人之后的数字。

而在医疗资源极为紧张的武汉市呢？致死率平均在3%左右。

设想一下，如果武汉未曾围城， 必不至于医疗资源被恐惧的人群疯狂挤兑，必不至于许多非新冠患者因医院人群密集而交叉感染， 也必不至于让最急需治疗的重症患者在分享全国救护资源时，那么晚、那么艰难。

如此，武汉疫情，或许有十分之九，不会那么惨烈。

李想俣同学昨天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张作风， 后者含蓄地说 ：

“我们看到，武汉在突然决定封城之前，似乎还没有做好整个城市被隔离的准备，从而导致医疗用品和医务人员防护用品的短缺。”

武汉封城的历史，早已无法假设，但不知为什么，面对着“ 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 ”， 夜夜夜夜，我的心头会反复响起一个幽茫的声音：

如果……

这两天，因为 《不合时宜的思考》 和 续篇 ，这里涌入了大量留言，绝大多数是温暖的肯定，但也有不少不经思考的骂街。

骂客中，有职业水军，有红袖章爱好者，有狗粮试吃员（不知为何），也有几位因为实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而勃然大怒的荒岛大侠。

小编费凡跟我说：“老师，可能是我修行不太够吧，今天看到后台很多留言，觉得生气与心寒。”

她说：“这会又重读了一遍 《微博掐架系列》 、 《我们网民》 、 《我们就是那少数人》 几篇，感觉心结已经解开了。”

她说：“ 老师说我们要保持热切，同时保持警觉，我想对于那些暴烈和盲动，也需葆有自我而不可投诚。 中国的媒介环境道阻且长，我们要一路坚守信念，行而不辍。 ”

好学生。我同意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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