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做客钟书阁：每本书都是我的小孩，这本是最偏爱的一个

每本书都是我的小孩

这本是最偏爱的一个

《未完成的梦：海外画家访谈录》

阮义忠｜著

（点击封面可跳转看详细）

这是摄影家阮义忠未完成的画家梦。

与八位海外画家探讨艺术的绚烂火花，首次整理成集。

丁雄泉·谢理法·陈锦芳·赵春翔·蒋彝·熊秉明……

那些素未谋面的前辈们，竟成为知己般的存在。

他们隔着大洋，谈谈漂泊，谈谈艺术，谈谈梦。

10月16日（周日）晚 19:00 点

阮义忠先生将在上海钟书阁静安寺芮欧店

（上海市 南京西路1601号 芮欧百货四楼）

与您一起分享这段寻梦往事

活动主办

钟书阁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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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家分享一些阮先生书中的精彩段落

阮义忠：

我用最便宜的邮简，摊开来正反两面都可以写，折起来连邮票都不必贴就能寄了。为了省钱，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小，密密麻麻地爬满纸面的每个角落。我尽可能打听，找到更多画家的地址后，便开始跟他们一一联络。有的信石沉大海，有的信得到热情回复，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熊秉明、彭万墀、李明明，意大利的萧勤、霍刚，英国的林寿宇以及美国的丁雄泉、赵春翔、谢理法、陈锦芳、廖修平、蒋彝、庞曾瀛、蔡文颖。

丁雄泉写给阮义忠的全部信件

当时的我是个小水兵，只能趁船舰靠岸时，专程到左营邮局取信。在随着大海晃荡的船上，我一封又一封地给海外画家们写着信。日头无论是升是落，都会挂在水平线上，像个大红球。我眼睛追着光，心想，在地球的背面，有人正陪着我做画家梦。

于海军运补舰服兵役的阮义忠，1972年

阮义忠的插画，1972年

丁雄泉：

我是一棵大树，一年四季不断地开花，心里并不希望每人来看我的花。我并不是耶稣和妓女，要人人都来爱我。我开我的花，我画我的画。你喜不喜欢是你自己的事。

丁雄泉把自己的肖像涂上蟑螂眼，再加上两撇长胡

你用不着把我当一个人，像一阵春风就可以了。若是问题提得多和好，我愿意接受你的访问，但不要提及当代活的中国画家，四海之内，皆醋瓶也。

丁雄泉给阮义忠的最后一封信

我要把天空漆成黄色，树漆成粉红，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金色，共产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红色，自由主义国家的人都漆成七色彩虹。把全世界的汽车都推到大海里，把全世界的冰箱都抛到大山顶上，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吃到新鲜的水果。

丁雄泉作品

陈锦芳：

我自觉有两个故乡，台南和巴黎，这不是我来到巴黎后才感到的，不管我在哪个地方我都害着严重的思乡病。当我在台南时我的血液与塞纳河共流，当我来到巴黎后台南的凤凰木常盛开在我的梦中。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就像我们正处在东西两大文化冲击的漩涡里是无可奈何的事。心理学上有“人格分裂”的名词，我想，我，以及我们这一代的文化人所犯的最大病症就是这“文化的人格分裂症”吧！

初到巴黎的陈锦芳，1964年

在痛苦中我常想，为什么我不能单纯一点，只有一个故乡，一种文化就好，只在一个完整的文化环境里生长而与别系文化老死不相往来。我向往高山森林里或海洋孤岛上原始部落的居民，他们不受现代文明的污染骚扰，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社会中过一生。那种人格完整又纯朴的生活令人羡慕。可是这种地方不多，这种时代也过去了。

陈锦芳于1972年12月13日写给阮义忠的信，表示非常愿意接受访问

陈锦芳1972年的水彩作品

赵春翔：

也许我幼年时千方百计为了寻找我所要的东西——创作的神秘感，我将不顾任何人间的苦难折磨，而捐献出我身上最后一滴热血，因为它将是我此生此世追随我最久的，来日的唯一陪葬者。

赵春翔摄于纽约帕里什美术馆为其举办的个展看板前，1972年

我是不可能有意去斟酌着要如何画出一张好画来，也就是说不可能以“胸有成竹”的观念去作画。“胸”、“有”、“成”、“竹”，这四个家伙是坏人的帮凶，我是极力避免这四个不祥的恶棍接近我的。我熟知它们身世的劣根性、危险性，以及它们屡犯前科、罪孽深重的情形。为了它们我将我的画室安了三把警察钢锁。扣上门，心里才觉得安全。微微地舒了一口气，才动笔在那六英尺大纸上刷一片饱含湿润、韵味盎然的形体，抹涂一些干涩、轻淡不同的乱麻缕，用抓笔顺着空隙涂一些条纹。退到远处看看，再把它倒过来看看，看哪一个方向可以画下去。也许一部分我喜欢，但那边的乱七八糟的线条真讨厌，就索性把它用墨团盖起来啦。

赵春翔画作《伴侣》，1972年

赵春翔1976年2月26日写给阮义忠的信，请他转交之前提供的作品幻灯片给台湾某杂志

庞曾瀛：

我本可以默默地在这里混上一碗不太忧虑的饭吃，我并不在乎别人误解我的想法。不过今天不同了，我的家乡不容我们因传统的习惯礼貌而缄默下去。多少年来我喊的就是“美术不要忘了做‘文化作用’的事”。想起来也真是难过，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随口讲讲“美术与文化”，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地含笑点头，讲明了道理却就得罪人。但是，今天我们还能空谈吗？还能空口自戴高帽子，自赏这顶“文化”冠冕吗？我希望，祈望，大家原谅我。我衷心希望我说的全是错话，而我必须为我的信口雌黄而道歉的理由，老实说，乃是这总比我为中国绘画危亡忧心的滋味好受点。

庞曾瀛在画室，约1970年

艺术家不必考虑“功力”，而“功力”是勤勉的结果，要它自自然然地进入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东西。看前人的功力太多，偶像的影子也越深，创作的自然性也越少，所以艺术家在欣赏名作时，千万在真正认识、享受到尚未投降之前的边缘时，最好能警觉而停止。最重要的是：天分有高低，成就有大小。大家走自己的路，这样自己自然就不必慑于别人的成就。

庞曾瀛画作《世袭的灾祸》，约1970年

廖修平：

就我个人浅见，今日的艺术家不尽是如同以往被人视为天才，关在象牙塔君临众人的存在；而是在凝视人生之余，还能完全理解现代社会问题的普通人罢了。以前的艺术家往往脱离现实社会，以超脱世俗尘世来表白清高。但今日的艺术家却不然，他必定要从这平凡杂俗的人间去寻找人的存在意义、人生的究竟，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情感根源，才能找到自己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式。

廖修平，1969年于纽约

我总觉得天地有情，大自然事物有阴阳之分、冷暖之别。就是不管我们所处的是多么干燥无味的工业、机械化的社会，人们不安于这种喧哗吵闹之世界，喜、怒、哀、乐之情依旧存在世间，以证实人之所以为人。我们甚或可以说，因社会的机械化、消费物质的跋扈而使人产生相抵的理念，即在紊乱中企求秩序的产生、精神的安定。

廖修平画作

谢理法：

“背叛”是自责的话，乃出自我个人之向往东方的心意。但我却发现了近年来之努力是往叛离的路上前进，而不知何时方能寻回自己的土地。

谢理法在其纽约工作室从事铜版画制作，约1968年

要“寻回”的是：我的土地，我的本质，我的根源。我是在怎样一种“气候”中长大的。分析我的生长环境后，发现它包含着些什么，和老一辈的画家们有什么不同，和同辈的画家有什么不同。当你找出来之后，你一定被视为背叛了。所以我先“自责”。这一点，完全是对自己文化背景的重新估价，这是极端不愿意而又非承认不可的事实。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我除了拿它给别人看之外，自己创造了些什么？这又是一个“自责”啊！

谢理法早期版画作品

萧勤：

艺术家永不应只求自我满足，应该将视界放在广大的空间及深邃的时间里。我当时所极力介绍西方新潮流的目的即在此，今天我同样希望大家不要因一些小技法上的成熟，就把个人的心灵给限死了，我们应该把个人可贵的感受性尽量开放。这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一种努力。

萧勤肖像，1969

萧勤作品，1968

李明明：

巴黎是个冷酷的大都市，物价昂贵，生存竞争激烈，畸形的画商制度对青年画家有害无益，成名的画家越来越发财，未成名的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凡此种种对青年画家无异于当头一棒，没有心理准备，不早点把事情看清，是会被打击得爬不起来的。

李明明于巴黎，约1970年

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向去海外学画的青年学生说几句话：毕加索、夏加尔、马蒂斯都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人物，七十年代里不大可能再有“明星制度”；“一炮轰响巴黎”或者“向国际画坛进军”等，都是不健康的心理，对于一个诚恳画家的艺术生命有害无益。假若海外求学是为了充实自己、更加肯定自己，而不是丧失自己的话，那么出去后要多看、多听、多画、多想，尝试了解西方艺术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现象，这样也许会帮助我们早点找到自己的路子。

阮义忠：摄影家、摄影评论家，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创始人。1950年生于台湾宜兰县。1972年于英文《汉声ECHO》杂志社工作，开始拍照。四十年来先后出版《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十本摄影集，并于世界多国个展。论著《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被视为华人世界摄影启蒙书。创办的《摄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杂志被誉为最具人文精神的摄影刊物之一。1988年开始于台北艺术大学美术系任教，2014年以教授资格退休。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之后，成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志工。近年来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生活月刊》等媒体撰写专栏，并在大陆各城市开设摄影工作坊。

感谢本次活动合作方

钟书阁

（公众号id：zhongshuge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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