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小史：瘾君子行状丨故事

吸烟小史

文丨丁帆（南京大学教授）

文章原发于《人民文学》杂志，特授权腾讯文化转发

“吸烟有害健康”乃科学之天理，本人写此文首先是忏悔自己的不良嗜好，其次才是从自我批判中去寻觅瘾君子（注：这里是吸烟者古意的指代，非指现在的吸毒者）的那一点点私密抑或可笑的人生乐趣。

吸烟犹如婴儿吸奶，只要吸上就有瘾，这或许就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大凡吸第一口烟的人，皆因三个缘由：或因好奇心驱使，或为“以烟解愁”，或是那份追求“酷派”的心理作祟。也许，第一口烟会把你呛得咳嗽不止，憋得满面通红，但是，一俟过了咳嗽这一关，你就可加入吞云吐雾的烟民行列了，一般来说，不能过此关者寥寥。于是，当你习惯了那种烟雾绕舌的感觉时，当你能够鉴别出烟的口味优劣时，那么就证明你在烟雾袅袅的故作沉思状中，已然不知不觉上了瘾。

那时还是十六岁的少年，我们去插队了，开始了独立的人生。那个时代我们的成人礼便是以吸烟作为自身庆贺的仪式，相互敬烟成为当年知青江湖社交的重要标志，一支烟往往会化干戈为玉帛，一支烟亦可让朋友赴汤蹈火，这就是江湖的烟，烟的江湖。

当然，烟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全国香烟都是凭票供应的，市面上只有一种最劣质的烟无须凭票，那就是八分钱一包的白皮烟，俗称经济烟，其次就是一毛三一包的“大铁桥”之类的有商标的低价烟了；中档的就是以上海产的两毛四左右的“劳动”牌和各地自产的同价烟，可以拿得出手的中上等烟就是上海产的两毛八（运往外地的上海烟均加价一至两分钱）的“飞马”牌；能够打天下的名牌当数上海产的“大前门”了，那时有许多地方都生产“大前门”烟，有许昌的，有郑州的，还有滕县的……但只有上海产的工艺配方最优，简装与精装的价格在三毛六至三毛九之间不等，尤其是精装的“大前门”，闻着烟丝就醉了，抽起来更是醇净清新，入口纯，吐口香。

上海知青每每回乡都要带几条来分享，于是，我们就在一起比烟技，吐烟圈、回龙往往是炫技的拿手活，我见过有人一串烟圈吐出后，用一道烟柱穿过的绝技，那个时代我们就是这样去打发无聊的时光的。

上海知青在田头散发“凤凰”牌香烟的时候，引来了无数男男女女“围闻”，那个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过去了，那种锡纸精装的“大前门”的醇香与白雾仿佛仍在绕梁。“文革”后期，上海生产了一种内置奶油香精的四毛八一包的“凤凰”牌香烟，那个时代没有广告，此烟刚刚少量流入市场，就开始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是我国的一位领导人在国际列车内抽了支这个烟，许多外国政要都涎着脸来讨要一支品尝。

其实，对一个当年的瘾君子来说，最好的烟还是上海卷烟厂出品的那种精装（没有简装）的，五毛二一包、烟盒上印有一种花的香烟，那种特供烟一般人是吃不到的，逢年过节也许城市居民每家会分到一包，那真是大喜过望的事情了。不过，也有人家遇到这样的好事，只因嫌价钱太贵，加价转让也是常事。当年中国大陆能够买到的最贵的烟，恐怕就是南洋烟草公司生产的十三块五毛一条的某牌香烟了，七十年代，当我拿到第一份血汗钱的时候，就托人走后门给父亲买了一条，看到父亲眼里闪过的那一道惊讶与欣喜，我的心里无比自豪。那个时代，一个烟民对生活的满足感不就如此吗？为人子的最大孝心也不过尔尔。

有人说抽烟就是一种习惯，这话也许只说对了一半，不错，你往往可以看到瘾君子会下意识地到衣袋中去摸烟，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往往在无意识之中变成夹烟状。但是，还有一种快乐却是难以名状的：在吞云吐雾中去思考问题，与朋友喝茶聊天，和酒徒们把酒论天下，如果缺了香烟，似乎一切都是寡淡无味的。最好的佐酒物为什么是烟呢？因为能够吸出一种气氛，这就是烟、酒、茶相互依傍，缺一不可的人生境界，虽然被真君子们所不齿，有些人却就是这么活着。当然，我也绝不相信烟可以大大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亦可防止老年痴呆症的理论，这或许就是烟民自我安慰的方式，但是作为一种烟文化的心理暗示，我想，烟是有助于提高人的思考活跃度和兴奋度的。

我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吸烟史上最壮观的一幕：一九七九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南京大学西南大楼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我在办公桌一叠三十多页的大稿纸面前点燃了一支“大前门”，开始按照《文学评论》编辑Y先生的指示修改、誊清一篇论文；一支接一支地（那个年月尚无过滤嘴香烟，接烟的技术乃衡量瘾君子资历的一个重要标准）吞云吐雾，时间在红笔下流逝，页页见红，时间又在圆珠笔和印蓝纸上划过；东方既白，一篇一万两千字字的稿件修改、誊清完工……于是，那个不知接了多少支烟的夜晚便定格在我吸烟史的底片上，成为永恒的纪念。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南大中文系可入烟史者，除了号称“四大烟枪”的邹恬、包忠文、许志英和裴显生外，其实还大有人在，听说陈瘦竹以前烟瘾就很大，但我七十年代末见他时，他已经戒烟了。另有一人，烟瘾之大，旷世罕见也！那就是周钟灵先生。

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在系资料室里碰面，他一边看书一边吸烟，始终没见他停下来过。他吸烟一般是只吞不吐的，但也偶有“回龙”，在我看来，吸劣质烟且穷困潦倒的周先生并不像那些年轻烟民们“回龙”“吐烟圈”是为了炫烟技，是为了不浪费而重复吸食。一九七九年南大校庆时他有一场学术报告，照例报告人在做报告时是不可吸烟的，只见他中途休息时，迫不及待地点燃一支烟，一点不夸张，一口就吸了一大半，尽管他抽的全是劣质的“大铁桥”，烟丝松，不耐抽，但是一口下去一大半者却罕见，从他右手焦黑，而不是焦黄的指间，我看到的是一个瘾君子烟史的年轮。据说，他是起床点燃一支烟后，一直到深夜躺下才熄火的烟者。先生研究中国文论，却也通外国文论，据说他是中国学者里很少有的能够用德文通读《资本论》的人。于是，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个瘦弱矮小的吸烟者形象，他往往和鲁迅先生那幅著名的吸烟画像叠印在一起，成为一个智者与强者的象征。

吸烟者各有各的行状：许志英先生喜欢把烟叼在两唇之间，仍然可以滔滔不绝地与你对谈，他是一睁眼就摸烟的人，倘若起床烟抽不好，他是要骂人的，一天都不快活；邹恬先生永远是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无名指和小指不停地划动着，只有手上没烟时，他才用食指和中指在空中划动着，你永远觉得他是在板书或写字；包忠文先生总是深深地吸上一口后，缓缓地从口鼻中飘出些许缕缕青烟来；裴显生先生吸烟时总喜欢去吹落在桌子上的烟灰，哪怕只是一丝丝烟蒂……除了包先生尚健在，“四大烟枪”其他诸位均已魂归天国，就不知如今天堂是否有吸烟室。

父亲是六十岁离世的，肺部中心型肿瘤，却始终没有查出癌细胞，与其说是吸烟引发的，不如说是基因变异而致，这就是命。邹恬先生也是六十岁去世的，那天在办公室，我递烟给他，他突然说戒烟了，让我大吃一惊，几天后便在尚未及做心脏血管疏通就走了。于是，我们就总结出了一个歪理：但凡中文系突然戒烟者，都很快离世，他们打破了身体内部脏器几十年形成的内在机制的平衡。周钟灵、陈瘦竹先生亦概莫能外。虽然明明知道这就是一种烟民自我辩解的歪理，但是维护瘾君子尊严的借口还是需要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时兴硬壳包装盒的过滤嘴香烟，最流行的高档烟就是红色烟盒的那种品牌，我想吸烟的人都知道，而随着其老总入狱，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制烟集团倒了后，香烟市场就进入了群雄崛起的时代。新世纪以来，除了海派某烟独霸官商两极市场外，恐怕就要数某中南省份的一个序列雄踞中华大地了。不过，当这些香烟成为流通的高档烟，吸者不买、买者不吸时，假烟就开始盛行了。

记得前几年我们一行去东京大学开会，在山上会馆供人吸烟的天井中，我说，你们尝尝朋友送给我的那个序列里最顶级的一种，打开精致的木盒，取出香烟，就着月光，我们都深深地吸了一口。忽然，W君高声喊道：假烟！一下就把我们从浪漫的美梦中惊醒。瘾君子吸到辣喉咙的假烟，恼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尴尬，想想送烟给我的朋友，更是憋屈，好不容易弄到一条好烟，本想给自己最好的朋友痛快一下的，却给瘾君子们平添了烦恼，留下了骂名，背负着莫名的诟病。所以，这个时代送人烟酒就怕遇上这种糟糕窝火的事情，于是便又开始怀念那个只有劣烟酒、没有假烟酒的旧时代。

也许，瘾君子更加怀念的是过去那种不受任何时空限制肆无忌惮地吸烟的岁月。叹息烟民的黄金时代灰飞烟灭，抱怨四面楚歌的吸烟环境，是瘾君子们的普泛心理。然而，从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察，瘾君子吸烟的自由是建立在不可妨害他者的基础之上的，不吸烟的他者有拒烟的自由，你尽管在私密和开放的有限范围内吸食，切不可妨害他人，尽管我也不全信那些所谓科学的宣传，但尊重公共道德是每一个瘾君子必须遵守的原则。

设若吸烟有害，瘾君子有害自己的自由，却无害他人的权利。这就是吸烟的人性底线。

我最欣赏的是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戒烟很容易，我已经戒了一百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