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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咖啡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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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前，他是功成名就的华尔街投行副总裁，他的大幅照片被挂在法国巴黎银行总部的大堂里。
27岁之后，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河南乡下，相处时间最久的是患有艾滋病家庭的孩子，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荣耀与权位，却背负上了两万个患有艾滋病孤儿的重担。
他，就是杜聪。
1998年，他成立了智行基金会，用自己人生前三十年的所有积蓄和筹资，深入中国各地的艾滋村救助可怜的艾滋孤儿。
第一年127人得到救助，第二年400人，渐渐地，总计资助资金达到2亿元，救助了近2万名的中国农村艾滋遗孤。
二十年来，他四处奔走筹集善款。每年都要在高校、公益组织，和企业间进行四五十场的演讲。
他幽默地评价自己辞职之后的变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有很多人问他，放弃华尔街年薪百万美金的工作，从云端跌入谷底，就只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值得吗？
他回答，值得。
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改变世界，帮助更多的艾滋孤儿摆脱人生的深渊，用自己的双手和渺小的力量，为他们打造一个黄金时代。
就像他曾经在微博上说道的那样，“你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别看不顺眼的，你去尽力把它改变，那也就接近黄金时代了。”
杜聪出生于香港，14岁跟随父母从香港移民到旧金山。
那个时候艾滋病刚爆发。每天头版的新闻都在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病，有很多人莫名其妙地死亡。
那个时候人心惶惶，后来在杜聪就读的高中，一个他很喜欢的老师因为艾滋病去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杜聪在美国的十几年中一直都在关注着艾滋病，也一直在为艾滋病做志愿者。
刚到美国时，他受尽了各种种族歧视、地域歧视，可不甘落后的他却一路开挂，用优异的学习成绩让所有瞧不起他的人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本科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八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
27岁，杜聪成为了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成为法国投资银行副总裁。
那个时候的他过着云端之上的高级生活，与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受白先勇之邀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事业得到李兆基和克林顿的支持，他的大头照片被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的墙上。
他是功成名就的金融俊秀，也是别人羡慕的天之骄子，90年代年薪就已高达百万美金。
那个时候，他的理想是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地触手可及。
然而在1996年，他却突然做了一个选择，也正是这个选择让他彻底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距离自己理想也越来越远……
1995年，杜聪被调职香港，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经常要到各种地方去做调研。1996年他被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带到了河南“艾滋村”，就是那个有着好多艾滋病人的地方。
他跟着高耀洁一连走访了好几个村子，有的村子几乎家家都有艾滋病病人，“我从未遇到一个小小的地方，竟有这样大的苦难，一户人家老中青三代受到，‘贫困’、‘病’、‘歧视’的三重打击。”杜聪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而他们之所以得艾滋病，仅仅是因为贫穷。因为常常吃不起饭，于是这些贫困农民就去卖血补贴家用。可很多血站非法经营，共用针头，甚至在提取血浆后，把被污染过的血液注回卖血者体内，导致许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
可他们哪里能买得起药物来治疗啊？只能在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毫无尊严的等死，那里的很多孩子也因此成了孤儿。
而这些艾滋孤儿的命运更为悲惨，有的孩子从出生就携带艾滋病毒，还未长大便夭折在母亲的怀里。有的人将亲人逝去的怨恨转移到孩子的身上，他们小小年纪就被冠上了不祥的名头。
在一户农家，杜聪看到一位奶奶抱着两个孙子，小哥俩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去世。奶奶告诉杜聪，“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他看到一个学前班的小女孩，画了连环画，画上，她对躺在病床的妈妈说：“妈妈，不如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买药来治你的病了。”
紧接着的另一幅画中，她又说：“妈妈，不要紧的，等我长大以后我会回来找你的……”
他看到一个妇女，坐在床上无助的哭泣，床下铺了几个麻袋几件破衣服，上面躺着骨瘦如柴患病的孩子，等待着他的只有死亡。
目睹这人间惨境，杜聪和同行者无不悲痛落泪，离开农村前的那个晚上，杜聪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就在那个晚上，杜聪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重要决定：辞职做慈善。
得知儿子的决定之后，杜聪母亲的反应尤为激烈，“我供你读哈佛，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杜聪却告诉母亲说，“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的，但是如果我不做，那些孩子怎么办？”
杜聪不顾家人的反对，回到香港之后立即就成立了“智行基金会”。
“有个男孩的身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都没有忘记过。”今年49岁的杜聪，想起2005年夏天里一个下雨的傍晚，电闪雷鸣中，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披着蓑衣出现在县城办公室门口。
“他本身很矮、很小，但是被蓑衣撑得好像很大。”他在滂沱的大雨中走了十几里路，只为过来询问“抗病毒药物该怎么服用”。他是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儿。
“一个孩子，为了能够活下来，只要有一丝的希望，他都会付出所有的努力，不会放弃。”杜聪说，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坚持下去的“动力”，为了给孩子那“一丝”希望。
当时，艾滋病仍被视为禁区，杜聪不得不像“打游击”一样去农家走访，运用私人关系低调筹资。
杜聪第一次到农村做家访的时候，敲那户人家的门，很久都没有人出来。当时就准备放弃了。
突然间，他们的邻居说，回来了回来了。我看到的是一个很瘦的小孩，推着一个木头车，上面坐着一个大人。一条很颠簸、很烂的泥路，慢慢往这边走。那个时候，刚好夕阳照到他们的脸上，那一幕至今还印在杜聪脑子里。
后来杜聪才知道，坐在车上的是父亲，他感染了艾滋病。
一位病危的母亲，拉着杜聪的手乞求，“我不行了，希望你能照顾我的孩子，拜托你了，如果有人愿意资助我孩子读书，那我就死得安心了。”杜聪也拉着对方的手保证：“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孩子，让他读书！”
智行资助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上学，人数从第一学期的127个，很快增加到近400个，他从不预定名额，每到一个村，凡是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每家都帮。
从河南到安徽、山东，广东4省7县24村，资助患病小孩超过2万人，其中有2500多名考上了大学，还有不少是名牌大学，交通大学的，北京大学的，还有的去了美国念书。
2005年开始，基金会组织暑期夏令营，并开展大学生暑期回乡探访的工作。“当这些大学生回到和他们遭遇相似的艾滋遗孤家庭时，他们对孩子们现身说法，对孩子们的鼓励作用，比我们还管用。”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适应去上学读书，杜聪就会资助这些孩子去技校里学习手艺，因此他也培养了很多顶尖的面包师傅。
为了帮助孩子们走出艾滋病的巨大阴影，杜聪和智行基金会的小伙伴发起了艺术疗伤项目，通过画画、唱歌、舞蹈、戏剧等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自信。
他每年都会组织夏令营活动，带着这些农村、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去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大城市走一走看一看。
每次跟孩子们合照时，他就大声喊道：“杜聪肥不肥？”孩子们咧嘴笑道：“肥！”
在现实中，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依然存在。夏令营的孩子曾遭到工作人员的白眼，一家餐厅的老板直接拒绝他们用餐。
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医学生在微博吐槽，尽管明知不会传染，接诊艾滋病患者后，带教老师还是让他们赶紧洗手，他也只能把自己的秘密藏得更深。
他说，在过去的20年里，医疗水平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今天人们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用药物治疗实现生命延长已经能达到很好的疗效了，现代科技已经给了生命以希望，然而当下社会却给不了这些孩子打开镣铐的钥匙。
“我也有各种被歧视的地方，社会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不只是艾滋病患者，丑、穷、胖、矮、同性恋，每个人都有被歧视的点，勇于面对不代表不被歧视，而是不被别人的歧视伤害。”
他每天抽时间和孩子在QQ、微信上互动，帮助选专业，帮忙介绍实习机会，甚至传授恋爱心得，为孩子“树立一个正向的长辈形象”。
杜聪让艾滋遗孤有了全新的人生，可他自己的人生却戛然而止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可他毫不在意，他笑着说，他拥有了20000个孩子。
杜聪甚至作为证婚人、“叔叔”、“爸爸”，参加了不少智行孩子的婚礼。“对一个没有亲生孩子的人来说，能不断地嫁女和娶媳妇，是福气。当然，我宁愿把福气还给他们的亲生父母。”
他常在微博上“晒幸福”：他曾担心活不下来的孩子学了中医，还监督他控制血糖；以前吃不饱饭的孩子学会了烤面包，还在世界级的面包比赛获了奖；上不起学的孩子毕业后回到家乡贷款创业，帮扶受艾滋病影响的老乡……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慈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