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 贝卡利亚著作首个汉译本译者是谁？

法学学术前沿 · 公众号 · · 2024-04-27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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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慕槐

在当今汉语学界尤其是法学界，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贝卡利亚的经典著作《论犯罪与刑罚》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了，这要感谢黄风教授依据意大利原文的翻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九三，“外国法律文库”之一；台湾大学李茂生教授翻译的《犯罪与刑罚》同年由台湾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七年二版）。但是，贝卡利亚的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最早是何时，由何人引入中国的？长期以来，未见有相关的研究，不免遗憾。

最近偶读《胡适日记》，发现了跟此有关的记载。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七月十一日，日记写胡适在上海跟李叔明一道去访问一位意大利人：“ Z. Volpicelli （佛弼执礼）先生。他今年七十二岁了，在中国四十七年，他的体魄极强健，每日早起做腹部运动一二百次。”接下来记录了佛弼执礼转述有关辜鸿铭的一些轶事，例如辜鸿铭的生母很可能是马来人，他服务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时与之激烈冲突事，还说辜氏年轻时思想激进，但越老越保守等。

首次见面，宾主之间似乎谈得很投缘，第二天的日记就留下了佛弼执礼回访的记录。佛氏带来了几件东西给胡适看：

1）是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他译的一册《酷刑逼供论》，自序署名佛弼执礼。

2）是孙中山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给他的一封英文信。

3）是辜鸿铭的一首英文诗，为吊德国领事Budler作的。

4）是他在一八九六年作的小册子 Chinese Phonology 。

关于佛氏翻译的那本书，胡适写道

《酷刑逼供论》为意大利碧嘉理娅侯爵Cesare Beccaria-Bonesana（一七三五-一七九四）的名著《罪与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一七六四）之一篇。其书在十八世纪很有影响，出版后十八个月内凡印六版。一七六六年，Morellet译为法文， Voltaire 为作笺释。一七六八年，译成英文。《大英百科全书》说：“欧洲主要国的许多刑法改革，都可以追溯到Beccaria的影响。”

胡适还摘录了佛氏序里的话：“……华人之阅是编者，肯细心披览，绎其意义，吾知其必继日本的改良，将酷刑逼供之法立刻删除也。环球内有教化之邦，用此法者，只中华一国而已。”并称赞佛氏：“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故提倡此事甚力。他对于中国今日的到处乱杀人，十分愤慨。”

佛弼执礼自己的汉名取字已经十分独特，他将 Beccaria 这姓氏翻译得也别出心裁：碧嘉理娅，其中偏爱使用女性化的字眼，不知是否因这个意大利词本身属于阴性？

胡适在日记里对于贝卡利亚在近代刑法变革的深刻影响有很大的肯定，其中引用了伏尔泰笺释原著的事实，令人想起伏尔泰本人的评价：“《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好似服用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她时真感到解渴，我由此相信，这样一部著作必定能消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中残存的野蛮内容。”

查有关佛弼执礼的文献，看到《历史教学》二〇二〇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孙车龙的论文：“近代中意交流格局下的人物图景：佛弼执礼的在华行迹与《酷刑逼供论》译介”，据此文，佛弼执礼意大利文全名 Eugenio Zanoni Volpicelli ，一八五六年生于那不勒斯，长于语言学。一八八一 - 一八九九年在大清海关工作，相继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烟台等海关任职。工作之余，撰写了《中国音韵学》一书。甲午战后，他收集史料，编成 The China-Japan War （《中日战争》）一书。一八九九年他进入意大利在华外交系统服务凡二十年，担任多地领事、总领事，外交成就之外，又曾将大清外交官薛福成的意大利日记翻译为意大利文发表，而贝卡利亚著作的翻译则是在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自序作于十二月，当是西历一九〇五年初了。一九三三年起佛氏移居日本长崎，一九三六年十月病逝，享年八十，安葬于长崎外国人公墓。

另外，我还查到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和作家安杰洛·帕拉蒂科（ Angelo Paratico ）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在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以佛弼执礼为主题的一篇演讲，对在意大利也长久埋没的佛氏生平和事迹有更详细的介绍（ Eugenio Zanoni Volpicelli - An Italian Sir Edmund Backhouse? - Gingko Edizioni ）。一八九九年起，佛弼执礼受命出任意大利驻香港、澳门和广州总领事，在此后二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是意大利公认且罕有的中国事务专家，几乎每个踏上中国土地的意大利人都谦逊地聆听他关于中国的观察与知识。在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与李鸿章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见，成为清廷收回对意大利宣战令的一个背后因素。日俄战争期间，在一艘意大利巡洋舰上，佛氏曾协助救助了俄国沉没的战舰“瓦良格号”上的船员。到了辛亥革命，他又与孙中山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方斡旋，力图避免内战的发生，得到了孙中山和广东军政府的感激，他展示给胡适的那封孙中山来信正是就此表达对他赞许和感谢的信函。一件比较奇特的事，他从事外交工作之馀，又在香港大学就读医学专业，以妇产科毕业，很难解释，六十岁的佛氏何以选择这个专业就读。

饶有兴味的是，帕拉蒂科特别告诉听众，也许因为他正在把但丁的《神曲》译为中文，佛弼执礼对于佛教尤其是其中的天堂和来世学说有了浓厚的兴趣，佛教与《神曲》之间在佛氏那里发生了一种神秘关联——他的名字“佛弼执礼”变得别有意趣了。卸下外交重任后，佛氏热衷于游历中国各地的著名佛教寺庙，与许多高僧大德交流。正是在宁波、舟山一带寺庙中发现了日本僧侣的踪迹，他决意亲自到日本对于佛教来世学说在那里的传播情况做实地考察。一九二〇年他从上海到长崎，到一九三三年索性在长崎定居，遍访宫岛、大阪、京都等地的寺庙，并在京都发现了一部日本僧侣 Doken （道显？）写于公元九三四年的一部作品，描述了他在天堂和地狱旅行的见闻，另外，还目睹了著名画家藤原信实读过道元作品后的一幅描绘天堂和地狱情景的绘画长卷。他特别点出藤原信实的卒年——公元一二六五年，那正是但丁诞生的年份。他在暗示但丁乃是信实远在意大利的转世新生么？

至于佛弼执礼的《论犯罪与刑罚》选译本，他选取的应是原著专门论述刑讯逼供之弊害的第十二章，书名《酷刑逼供论》也很贴切。有兴趣和条件的学者，不妨取意大利原文与佛氏译本和黄风及李茂生译本加以对照，从而显示二十世纪初年法律话语的形态，以及近百年后法律话语的变迁，并唤起学界对佛弼执礼这位第一次把贝卡利亚学说引入中国的文化先驱的关注。

附记：

1）关于佛弼执礼将薛福成意大利游记翻译为意大利文一事，白佐良、马西尼在他们的《意大利与中国》（萧晓玲、白玉崑译，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版）一书中有所讨论，见该书页二五五-二五九；另，页二八一起，又有关于佛弼执礼对康有为的意大利观感的评论。佛弼执礼的大名该书译为“武尔披齐”，作者称其为“意大利一位有才华的汉学家和外交家”。

2）关于佛弼执礼在汉语言学的贡献，参看Giorgio Orlandi,“ Zenone Volpicelli, an Unsung Scholar of Chinese Phonology: An Evaluation of Volpicelli’s Ideas and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Phonology ， ”《漢學研究》（台北），第三十六卷（二〇一八），第四期。

3）据本文所引帕拉蒂科演讲，佛弼执礼安葬在长崎外国人墓地，墓碑上方刻有一座十字架，表明他仍然信仰基督教，而没有皈依佛教。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原子弹爆炸致墓地毁坏，留下了残碑。大约一九六〇年，一位自称曾与佛氏交好的中国人到长崎看到残碑，向长崎市当局提出愿意捐款再建墓地，当局遂用其款依原貌重新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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