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卷”孩子身高，一年花了十几万

这是一个稍显“恐矮”的时代。恐惧的原因太过复杂，没有受访者能够完整总结。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时候，这种恐惧来自家长的生活经验。

必须要做点什么，一些家长想。让孩子补营养、多运动、喝中药、早睡觉，或者采取更直接的方式：注射生长激素。

互联网上的部分 “ 追高 ” 纪录里，打针的孩子一年能长 “ 十几公分”。而关于生长激素的副作用，比如血糖升高、甲状腺功能失调等，学界和坊间还没有定论。

为此，打或不打生长激素，家长们在诱惑与忐忑中纠结。

对他们来说， “ 追高 ” 并不只是追求物理意义的高度，好像也是为孩子追求未来——按这些家长的经验，矮个子的人生，似乎要更难一些。

文 | 冯雨昕

编辑 | 楚明

来源 | 人物（ID：renwumag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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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三岁起，女儿小玮好像就一直比同龄人的个头低些——只不过，头几年，妈妈邓柳没有很注意这件事。

直到小玮上了小学后，“个头低”具象化了。每次列队放学，她总是一排人里最小的那个，比中等身高的同学至少矮半个头。别人家孩子一年长五六厘米，她长二三厘米。她自己也慢慢有了身高意识。有一天，她主动和邓柳提起，自己的个头在班里是垫底。

邓柳的担忧从此开始：小个子幼童会被夸 “ 可爱 ” ，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身高的不足是否会影响她的自信心？

为了孩子长个儿，邓柳采取了三种措施：替小玮安排跳绳、游泳和网球的课程，每天给她喝牛奶，确保晚上10点前入睡；作为广东人，到处打听方子为小玮煲汤，都是别人口中 “ 促生长的 ”“ 能长高 ” 的汤；频繁地去内分泌科就诊，测骨龄、测性发育程度——小玮都没有异常。

头几次问诊，医生就向邓柳展示了一张女童身高百分位曲线图，7岁的小玮身高刚过113厘米，将将高于3%（P3）的曲线。这意味着，100个同龄女孩里，只有大约3个比小玮矮。后续两年的监测中，小玮的身高浮动在3%（P3）至10%（P10）的曲线之间。医生预测，小玮未来的身高大致155厘米。邓柳高160厘米，丈夫则是175厘米，根据遗传身高的计算公式，小玮的身高原本应在161厘米以上。

9岁时，小玮在深圳儿童医院做了生长激素激发试验，终于得出结论，她的矮小是由于缺乏生长激素——一种脑垂体前叶分泌的、主导儿童生长的肽类激素。

和小玮不同，洋洋从小是 “ 中高个 ” 。10岁时，洋洋猛长了一阵，到了145.5厘米，比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要高。然而，不久后在武汉同济医院的一次体检中，洋洋被查出骨龄偏大2岁。用通俗的话来说，他的身高标准应参考12岁的男孩。而据医学统计，一半以上的12岁男孩会超过151.9厘米。

妈妈舒平后来猜想，可能是洋洋吃了太多激素饲养的鸡，也可能是孩子太爱吃零嘴，体重早早过了100斤，这种种原因导致他早熟、骨龄 “ 超跑 ” 。准确的溯因已很难做到，主治医生和她说，按洋洋那时的骨龄和身高推算，他的最终身高是168厘米。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茅江峰向我们介绍，性激素和生长激素，分别决定了孩子生长的 “ 天花板 ” 和 “ 速度 ” ：性激素分泌的多少，会影响孩子发育的早晚，换句话说，影响孩子生长时间的长短。性激素分泌过多，孩子发育早，就早 “ 蹿个儿 ” ，早停止生长。发育晚，则总体长个子的时间被拉长。生长激素则作用于肌肉、脏器和骨骼，为人体增长肌肉、改善代谢，也会在人体骨骺线关闭前，促使骨骼生长。对儿童而言，生长激素水平高，长个儿的速度就快。反之，若生长激素缺乏，则生长缓慢。

不论是早发育还是生长激素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孩子的身高不理想。苦思之后，上述两个家庭决定听从各自主治医生的建议：如果想要改善孩子的矮小状况，可以注射重组人生长激素，再 “ 追一追个子 ” 。

据资料，早在1944年，通过解析氨基酸序列和分子结构，华裔学者李卓皓成功在体外化学合成出人生长激素。1985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大肠杆菌包涵体技术表达的重组人生长激素用于儿童生长激素缺乏症（GHD）的临床治疗。随后技术迭代，FDA又批准其治疗Turner（特纳）综合征、小于胎龄儿、特发性矮身材等多种疾病。上世纪80年代末，利用大肠杆菌分泌表达技术，国内外的生物制药企业陆续产出第5代重组人生长激素，投入临床，沿用至今。

据智研瞻产业研究院数据，2024年中国生长激素行业市场规模为138.62亿元，到2031年预计达到223.32亿元。

尽管学界和坊间仍有关于其副作用的讨论与争议，生长激素已然成为许多家长心中的 “ 治矮 ” 良药。

▲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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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生长激素是什么样的感受？

有受访者形容，用传统针管或是电子注射笔，配极细小的针头，扎在肚脐旁、手臂或大腿上。全程不到1分钟，很多孩子都可以自己打。针扎进皮肤，像被虫咬了一口，或是比虫咬更轻、更没有痛感。只在推药剂时，感到微微凉意。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重组人生长激素有短效粉剂、短效水剂和长效水剂三种。几种激素的作用原理和天然生长激素一样，短效剂需每日注射，长效剂每周注射一次。被注射者体重越大，单次注射剂量越大，则成本越大，且水剂比粉剂贵，长效的比短效的贵。原则上，除了被定义为病理性矮小的、身高低于P3曲线的，其余患者用药都需自费。

邓柳家选择了短效粉剂，月均用药花费2400元左右。这已是一个较低的数字。社交媒体上， “ 一年花10万 ” 的生长激素注射家庭比比皆是。

舒平给儿子洋洋打了33个月的短效水剂，花了55万元， “ 一辆奥迪A6次顶配 ” 。一支药1100元，洋洋的体重大，只能用3天。她每月一次性开10支药，就是1万多元花出去了。

短效剂要每日注射，他们过着 “ 药不能停 ” 的生活，去哪儿都背着药。药剂需冷藏保存，外出旅行，舒平就只订房间有冰箱的酒店。有一次去斐济旅行，要在香港转机，整个行程将近12小时。她在保温包里放了五六个冰袋，一路冰着药剂。

医生建议，注射生长激素的同时，要配合运动。洋洋因此被要求每天跳绳1000个、快走半小时。此外，孩子在晚上10点半前进入深度睡眠，可以让生长激素更好地分泌与作用。舒平就规定洋洋9点半开始洗漱、打针。过了9点半，哪怕还有作业也不许做了。必须早睡，即便过年也是如此。打针近3年里，洋洋没有守过岁。

▲ 女孩在操场跳绳锻炼。 图 / 视觉中国

其实，早在医生告知前，舒平就从朋友那里耳闻过这种药物。她说，洋洋的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在打生长激素。开始带洋洋看生长发育科后，舒平发现，门诊的火爆远超想象，乌泱泱全是人，大多是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与他们的家长， “ 不托关系，根本挂不到号 ” 。医生们从下午2点半开始上班，看到晚上六七点是常事。

茅江峰2001年进入协和医院工作，起初，一趟门诊就一两位病人要打生长激素，且都是病理性原因，比方说小于胎龄儿。2010年以后， “ 一股风潮突然刮起来了 ” 。来门诊的人，三分之二想打生长激素，其中多数孩子在生理上是健康的。生长发育门诊也从大城市一路向下，慢慢地，连县级医院都能开出生长激素了。

茅江峰分析，这背后有多重原因。早年，生长激素都是进口的， “ 流行一种说法，100块钱能够叠多高，身高就能长多高 ” ，许多家庭用不起。新世纪后，国产激素逐渐被推广开，目前最便宜的粉剂，每月花费两三千元，家长们咬咬牙就上了。

另外，原先知道打激素能追高的人少，往后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全国各地的家庭涌入茅江峰的诊室，常有人自称是熟人推荐。茅江峰再一问，发现同一个班里，最矮的3个孩子都来过自己这里。

他接诊过的最远的家庭来自加拿大，是一户华人家庭，父母都是中等身高，认为女儿偏矮——已经来了月经了，只有149厘米高，预测身高不超过160厘米。他们在加拿大当地看了两三年，没用药，也没什么效果，只好不远万里飞回北京求治。这家的女儿如愿用上了生长激素，他们与茅江峰约定，每半年回国复查一次。他们希望女儿至少能长过160厘米。

▲ 孩子在打篮球进行体育锻炼。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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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适应症标准，重组人生长激素应该用于身高低于P3曲线的儿童，即100名儿童中最矮的那三个。对照到成年身高，则是女性不超过150厘米，男性不超过160厘米。然而，多位受访的医生说明，在实际诊疗中， “ 低于P3的未必都来打，高于P3的未必都不打 ” 。包括洋洋和小玮在内，超适应症用药并不少见。

袁晓勇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在他的观察中， “ 来看病的，10个孩子里只有一个没到P3线。 ” 就诊最多的孩子集中在P20到P30线之间，也就是比中位数身高低两三厘米。偶尔甚至有中等偏上的男孩、女孩求诊，要么为了加入篮球队，想确保自己长过180厘米，要么想考艺校，最好能高过170厘米。

有些家长进入诊室，第一句话就要求打生长激素，茅江峰一看检查报告，孩子不缺生长激素、不超骨龄，身高也到了大众水平，压根无需治疗。有父母会为此吵架， “ 妈妈想打，爸爸说不打也有平均身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打？ ” 有的孩子发育晚期才来看，一查，骨骺线闭合了，打不打激素都于事无补，家长就在诊室里哭。

“ 劝导 ” 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袁晓勇有一套应对家属的说法： “ 我每回都和患者说，高和矮是相对的、主观的，而且身高预测只是预测，谁能保证孩子将来长多高？哪怕男生只有160厘米、女生只有150厘米，也都是正常身高，离病理意义上的侏儒症也还远着呢。既然‘正常’，能不用药就不用药。 ” 茅江峰会用名人举例子，拿破仑是不是不算高？这影响他的成就了吗？

多数家庭能够被劝退。曾经也有偏执的家属不肯离去，在茅江峰的诊室坐到晚上9点，求他开药，最后被保安请了出去。有个男孩预测身高173厘米，父母嫌不够，非要打针。茅江峰没同意，后来听说这家人又找别的医生去开药了。

这是一个稍显 “ 恐矮 ” 的时代。恐惧的原因太过复杂，没有受访者能够完整总结。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时候，这种恐惧来自家长的生活经验。

156厘米的安娜从北外毕业时，想做外交工作，却发现报名条件上要求女性必须高过160厘米。后来相亲，有位男士听说了她的身高，还没见面就婉拒了。 160厘米 是个美梦，安娜希望在女儿身上实现。女儿出生不久，她就海淘助力生长发育的保健品，研究婴幼儿的营养搭配。但女儿总比同龄人矮半个头左右。10岁时，女儿138厘米，去北京儿研所做了身高预估，成年身高大约是158厘米，似乎只能打针。

▲ 图 / 剧集《校对女孩河野悦子》

Cara身高154厘米，和安娜一样，她怀疑自己因为 “ 太矮 ” ，错失过一份文员的工作。 “ 个子矮 ” 像个难以定义的 “ bug ” ， “ 你说不清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坏处，但你很容易把生活里的坏事归咎于它 ” 。她一度祈祷这个遗憾不要出现在女儿身上，直到女儿10岁时，预测成年身高为155到157厘米。

157厘米勉强可以接受，但假如是155厘米呢？Cara想为女儿排除这个可能，因此想到打针。

身边的女性朋友普遍有160厘米左右，152厘米的舒平，总在仰望几乎每一个人。刚满18岁她就开始穿高跟鞋，买衣服总是困难，S码都显大，常常需要裁短。她自评，她的长相、学历、家境、工作都不差， “ 但总有一种不自信 ” 。她谈过的男朋友没有低于174厘米的，她期待有一个 “ 至少中等身高 ” 的孩子。

儿子只一两岁时，她就送他去游乐场玩，做跑跳、摸高的动作。她每月在墙上为他画线量身高，从3岁起几乎每年都带他测骨龄。早几年，一切正常。直到10岁那年，儿子骨龄 “ 超跑 ” 两年，预测身高168厘米， “ 天都塌了 ” 。

她向我们描述，这是作为母亲才能体会的心态。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身高 “ 会拖孩子后腿 ” ，因此更努力地关注、管理孩子的身高。儿子确诊骨龄 “ 超跑 ” 后，她在3个月里经常失眠，认为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孩子的异常。于是，她将打针视作最佳解法，也视作母亲对儿子的一种补偿。

▲ 图 / 剧集《小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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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室里，除了 “ 能不能打生长激素？ ” 以外，最多被问及的，是 “ 生长激素会不会有副作用？ ”

这同样是一个难以打包票的问题。

按茅江峰的医疗经验，本就肥胖或有糖尿病基因的患者，在注射生长激素后易出现血糖升高的问题。如患者甲状腺功能本就有问题，开始注射后，或许甲状腺会难以代偿，出现甲减问题。但这都属于 “ 屋漏偏逢连夜雨 ” ，他强调，健康、正常的孩子，在适量注射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血糖和甲状腺的问题。

此外，在生长激素的作用下，人体细胞 “ 一变二，二变四 ” ，促进骨骼或肌肉生长的同时，也会刺激体内已存在的肿瘤长大。茅江峰认为，这是生长激素可能的副作用中最值得重视的一项。但这并不意味着，生长激素会无中生有地变出肿瘤——只要在开始注射前做充足的检查，这项风险是可以规避的。

茅江峰的同事、协和内分泌主任医师潘慧在他的书中提到，他曾接诊一个注射3个月生长激素后失明的孩子，体检查出下丘脑垂体区域长了一颗2厘米的肿瘤。这颗肿瘤先前影响他的生长激素分泌，导致他个子矮小，又在注射生长激素的刺激下不断增大，最终压迫到视神经。 “ 有些不太负责任的医疗机构，大夫可能会不由分说就给孩子进行生长激素治疗，导致生长激素滥用的情况非常严重。 ” 潘慧写道。

茅江峰说，现在在协和医院要开出生长激素，患者都必须先接受血糖、肝肾功能、甲状腺功能及全身肿瘤排查等常规检查，符合标准的才能给开药。患者开始注射生长激素后，会被建议每3个月做一次全面体检，监测胰岛素、血糖和肝肾功能等指标。

即便风险相对可控，他依然会劝几乎每一位家长， “ 能不打就不打，风险再小，何必冒险？ ”

▲ 孩子在进行血糖监测。 图 / 视觉中国

10年前，因为 “ 半年内鞋子的码数没有变大 ” ，四年级的秦生被母亲带去西安一家医院，检出生长激素缺乏。在母亲的要求下，他打了3年短效粉剂，最终长到了175厘米。从六年级开始，他经常身体浮肿，上中学后，脑袋变得昏沉混乱，体检得知自己得了甲减。至今，他还在服用优甲乐控制症状。

但他还是庆幸自己打了针，他的母亲有170厘米，但父亲只有165厘米，他想过，只靠遗传，自己大概率是长不高的。父亲没有和他明说，可他知道父亲很不满意自己的身高。因此，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 “ 一定还是要打 ” 。对他来说，和 “ 那一点点副作用 ” 比起来， “ 长高更重要 ” 。

舒平的儿子洋洋注射生长激素期间，尿酸超标过一次，吃了药降下来；胰岛素一直偏高，打完33个月停药后，才逐渐恢复正常。

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他们家有癌症家族史，舒平的母亲和丈夫都曾患癌化疗。这是否意味着儿子患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增加？是否为注射生长激素提升了风险？舒平不否认这些，但她有另一种考量：如果儿子本该在70岁爆发癌症，打了针，他提前10年生病，那么他是否至少好好地过了前面60年？如果不打针，儿子以168厘米的身高生活60年，她不能确定， “ 一辈子个头矮带来的自卑，和60岁生癌症，哪个带给他的伤害更大？ ”

舒平对打针抱着最低期许：哪怕儿子从预测的168厘米提高到170厘米，多2厘米，就是 “ 赚了 ” 。

站在儿子的角度，身高的 “ peer pressure（同侪压力） ” 也迫使她坚持这个决定。在她的观察中，儿子的班里， “ 180厘米的男生一抓一大把 ” ，最矮的男生也有1米74。女孩长到165厘米 “ 不算高 ” ，似乎普遍能到168厘米。

Cara有类似的感受。好几次，她带着女儿在小区散步， “ 突然有个大高个儿冲过来 ” 。一问才知道，是彼时五年级的女儿的同学。班里的学号按身高排，女儿的学号从两位数慢慢掉落至个位数，最后变到了02号， “ 以前比她矮的人，一天天都长过了她 ” 。

在单位聊起女儿打针，有两个同事悄悄告诉Cara，自家孩子也在喝中药 “ 追高 ” 。社媒平台的算法忽然给她推荐大量的 “ 追高 ” 账号，有像她家那样为孩子打针的，也有通过管理孩子的饮食和运动，奉行 “ 绿色追高 ” 的。

在互联网上搜索 “ 身高焦虑 ” ，可以发现许多 “ 孩子越来越高 ” 的案例：有人说，11岁的女儿还在看《小马宝莉》，但身高已长到172厘米；有人说12岁的外甥高170厘米，被拦着不让进儿童乐园……

在受访的医生们看来，这样的案例不具有普遍性，或者只是个别孩子长得高，或者是因为营养过剩、生活习惯等原因导致孩子性早熟， “ 蹿个儿 ” 早，显得高。

但不少医生也承认，P3的适应症标准在现代社会有些低了， “ 假如女孩只有150厘米，上飞机，可能连行李架都够不上——必须到这种程度才给治疗吗？ ” 对普通人而言，似乎 “ 女的165厘米左右，男的176厘米左右 ” ，才是理想的、方便生活且符合审美的身高。

抱着理解家长的心情，在茅江峰的诊室中，治疗门槛降低到了P10曲线，即女孩预测成年身高不到155厘米，男孩预测不到166厘米。在这个标准下，缺乏生长激素的可以打针，不缺但是没长到P10的，如果体检通过、身体允许，也可以打，因为他们在社会意义上 “ 矮了 ” 。

茅江峰说，他会明确告知这部分家属， “ 按原则，P3以上不需要治疗。对我来说，最好是不给你们治。但是想想看，一个女孩只150厘米出头，是有点不够。 ” 家属们则会拍着胸脯向他保证，自己千里迢迢进京看病，绝不是为了找医生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