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荣：古人真的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

文 | 张向荣

▍一

说起帝制时代的“节操观”，现代人最容易想到的无疑是《二程遗书》里谈到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的原句是这样的：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伊川先生（程颐）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两段对话十分通俗，不必解释，总之，不论伊川先生的这个结论是否有特殊的语境，是否有特别的所指，在现代人眼里，“节操”的观念从此无比深刻的勒入了帝制时代百姓生活的骨肉，在明清时代达到高峰，留下了《列女传》里一个个名字和乡野之间的一座座牌坊。这些，已经是今天路人皆知的事情了。

▍二

不过，最近恰巧读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故事，令我不禁对明清时期女性的节操产生了新的思考。这里不妨先给大家讲讲。

故事是乾隆时人撰写的，背景虽然安排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反映的却是清朝的社会风情和观念。话说，苏州府吴江县有户姓马的人家，历代积德，主人老马宅心仁厚，修桥补路，治病救人。但他几代单传，年近四十岁才有了儿子。儿子长大后，娶了一户姓唐的人家的女儿。唐家是姐妹俩，嫁到马家的是姐姐。两姐妹自幼就受到父亲老唐关于传统美德的教育。唐姐姐嫁到马家之后，相夫教子，克勤克俭，很快还生个了儿子，一家子过得美满幸福。不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地突然发生了传染病，很快，唐家姐姐的婆婆、丈夫和儿子相继病故，家里只剩下年近七旬的公公老马和她这个儿媳妇了。

擦干眼泪，这位儿媳妇受其自幼以来的传统美德的熏陶，首先想到的是马家历代积德，居然落得个绝后的下场，十分不忍。于是，她一心劝公公老马续弦。老马的回答非常通情达理，其三观可以和当代人媲美：他觉得自己断子绝孙是天命，没理由违反；如果为了生育，娶个少妻，等自己死了，世上岂不是平添一个青年寡妇？所以拒绝了儿媳妇的请求。

没想到，这位唐家姐姐一心要给公公娶妻，好传宗接代。她首先找机会观察了公公晚上起夜后的尿迹，发现“灰迹甚深，并不散乱，先天尚足，定能生子”；又反复思考怎样能给公公挑选一个性格好，合得来的人妻。想了好几天，忽然想到了一个她认为最好最妙，也是我认为极其恐怖的主意：

把自己19岁的亲妹妹嫁给公公。

故事后面的发展，就是唐家姐姐如何做成这番“美事”了，在她的公公和亲生父母都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她先做通了妹妹的工作，又以死相逼，迫使父母同意了这门婚事。公公实在是无法接受这种事情，躲了起来，唐家姐姐则一个人下聘、迎娶、收拾新房，完成了全部婚礼操办流程，逼得公公最后只好从命。最后，唐家妹妹果然当了唐家姐姐的婆婆，还为老马连生三子，彻底解决了马家传宗接代不畅的问题。

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涉及到女性再嫁，但儿媳妇将妹妹嫁给公公，是一桩在古今都非常有违节操的事情。就连故事里的长辈包括父母、公公本人都对此感到骇人，十分抵触。倒是身为年轻女性的姐姐妹妹却引以为傲，一心成全。

个中原因，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礼教吃人”，或是“旧道德对女性的戕害”，但我仔细阅读后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因为从作者的议论来看，他讲述这个故事的首要目的并非赞扬唐家姐姐作为女性的“光辉形象”，而是指出人人都应该学习老马积德行善，就不会断子绝孙。换言之，这个没有节操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被记录下来，是因为契合了时人“传宗接代”的观念。

这个故事出自清代的拟话本小说集《娱目醒心编》，此书名气不大，内容也比较乏味，多是些孝子烈女、因果报应来劝世人积德行善，说白了，是一本清朝的“心灵鸡汤”。不过，这本书是乾隆末年才出版，流行的时代已经是19世纪，距离现在才两百多年，因此，这本书里体现的很多观念意识，与我们今天相隔并不十分遥远。如果说“妹妹嫁公公”会令很多现代人觉得恐怖，可说起“传宗接代”，今天有的人就不一定觉得恐怖了，说不定还会赞同这个唐家姐姐明大事、识大体呢。

所以，对古代一些表面上看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事件，若仔细推敲其背后的逻辑，就会发现“节操”并没有今天想象得那样重要、那样极端，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反而是更为现实的因素。

比如《娱目醒心编》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明末清初兵荒马乱，农民军捉住了一户富人，威胁要杀其全家。这户人家的儿媳妇挺身而出，甘愿给农民军的首领做妾，只求放过全家性命。后来，她历经艰险逃回故乡，与家人团聚。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户人家三个儿子都去外地谋生，家里只有公婆和三个儿媳妇。遇上灾荒之年，家人眼看都要饿死了，公婆要遣散儿媳妇们自寻生路，也就是送到富人家里做妾或是帮佣。但年纪最轻，姿色尚存的三儿媳妇却挺身而出，嫁给了当地一户富人，要了大笔聘金，让夫家全家人活了下来，而她却在出嫁当天自杀了。

与“妹妹嫁公公”的故事相似，作者并没有过多赞扬女性的节操，而是表扬了她们能够保全家人性命。事实上，后两个故事本质上就是卖女为妾、送女卖淫，与节操恰恰相反。

这些虽然都是故事，但能够侧面反映出清代中后期民间女性生活的一端，尤其透露出清代民间真实的社会观念和对女性的态度，即，比女性的节操更重要的，是传宗接代、保全性命、不能饿死等等。这些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现实，使得这几个故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三

如果说《娱目醒心编》只是一组故事，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世界里是否也如此呢？

当然如此，而且历史更加触目惊心。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女性的节操在经济问题面前只能退居其次，这尤其体现在清代的“一妻多夫”现象和逼迫女性改嫁的现象上。

美国汉学家苏运捷（Matthew H. Somme）在他著名的论文《性工作：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黄宗智、尤陈俊主编《见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中，探讨了“一妻多夫”现象，他梳理了大量清代档案，发现清代民间的穷人里“一妻多夫”的案例非常多，在男性数量多于女性的前提下，一大批男性穷人“打光棍”，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与此同时，一些极为穷困的夫妇需要另一个男人帮助养家，为此，丈夫往往愿意接纳另一个男人进入到他的家庭，用妻子性的付出，来换取这个男人对全家的经济资助。

苏运捷在文中举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1745年，直隶总督呈报了一件一妇两夫的案子。一个名叫张亮的光身汉，十余年来用尽各种办法，养活了一对农民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当丈夫董四（邢台县人）最初让张亮与自己共享妻子张氏、养活全家人时，张亮正在打短工。搬到董家后，他筹了一笔钱，和夫妻俩做起了小买卖，一同贩卖熟食。两三年后，他们遇到资金短缺问题，张就靠偷窃来养活他们。最终，他也因此受到杖责并被刺字。再后来，他靠贩卖烟草又资助了这个家庭一两年。”

这个真实的案例和《娱目醒心编》里送儿媳妇卖淫的故事性质相似，同样证明了在遇到生存问题时，女性“节操”的重要性远小于经济生存，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现象恰恰相反。

同时，清代民间逼迫女性改嫁以换取经济利益的现象也颇为常见，一份研究指出，这种现象有两种表现：一种发生在穷人家庭，逼迫女性改嫁可以再获得一份彩礼，于是，就出现了大量公婆卖儿媳妇、父母卖寡女、叔伯卖侄女，甚至侄甥卖姨妈、卖姑妈的案例；另一种发生在富户，逼迫女性改嫁可以侵吞儿媳妇的嫁妆。在这些案例里，女性守节与否根本不被家族所看重。（任晓兰：《论明清女性再婚的动因及其法律规制》，《妇女研究论丛》2012 年第2期）

讽刺的是，当女性被逼迫改嫁，本人又不愿意改嫁时，她们往往被迫选择自杀，自杀者中有不少就被纳入了“列女传”的叙事，成为了坚贞守节的典范。

▲电视剧《水浒》剧照

由此看来，这几个故事、史料，都反映了在两百年前的民间，传宗接代、保全家人性命、获取经济利益、获取性满足等现实性的需求，比守节要重要得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并不构成对女性道德压迫的挑战，恰恰相反，女性本人并不掌握这些“节操”背后的话语权力，她们甚至为此付出了更多更深的牺牲。

▍四

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如此感兴趣，是因为当下对“女德乱象”的关注和批判，往往只停留在道德伦理层面。当一些所谓“女德”的荒诞观点被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从观念上予以嘲笑、驳斥时，我注意到网站、头条的留言板里，这些荒诞的观点竟然有不少人赞同。

这些人当真为女性的“节操”和道德着想吗？

▲《西厢记》插图

上述清代的民间故事和历史案例无疑是一面镜子，竟照出了今天与清代一些相似现实：

有多少人，仍然把传宗接代作为婚姻的根本和唯一目的？在一些乡村，有多少人连婚姻都可以不要，只要能生下孩子就是赢家？甚至一些落马官员连包养情妇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孩子；

有多少家庭，在嫁妆、彩礼上的行为接近扭曲，据说西部一些贫困地区适龄女性太少，女性家庭更愿意让女儿多出嫁几次，多索取几次聘礼，而且越是贫困地区的聘礼越高；

有多少男性，在未来有3000至4000万适龄男青年难以娶妻的前提下，将如何解决性需求？至少已经有报道，一些年轻女性在家乡结婚生子后，在打工的地方与其他人另组家庭。

林林总总，这些问题均不是道德批判和网络嘲讽能够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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