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第一部《社会的解体》
第一章《权力的强化与解体》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总有这么一批开天辟地的枭雄人物。他们的权力无所不能，以至于能够轻易挖掘社会缝隙中任何资源；他们的威望震慑穹域，以至于能够直接施压到芸芸众生每一个人身上。
民弱国（君）强，民强国（君）弱，故有道之国（君），务在弱民。——《商君书》
1202年春，铁木真开始了征服世界的第一步——摧毁塔塔尔人的战争。战前，他下达了一道蒙古部族前所未有的命令：“一切缴获归汗帐，由大汗分配。”
在明末残酷的农民战争中，最终在杀戮中筛选出来的农民军，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和贺一龙等部都有一个共同的组织特点：财物、妇女皆归老营。
“天王诏令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钦此。”
——壬子二年八月初十日，时在长沙，更定私藏私带金宝者斩的法令，天王诏道
1918年6月，为了确保政权稳固，列宁下令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经济活动，禁止商品交易，个人所需由国家定额配给。
在人类历史上，似乎总有这么一批开天辟地的枭雄人物。他们的权力无所不能，以至于能够轻易挖掘社会缝隙中任何资源；他们的威望震慑穹域，以至于能够直接施压到芸芸众生每一个人身上。
他们几乎无敌的权力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强横的力量？
1918年1月，在是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讨论会上，列宁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的失败，留给革命者的教训就是：任何权力，一旦脱离了经济依附，都是脆弱不堪的。”
的确，罗伯斯庇尔的雅各宾是脆弱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则像钢铁一样；扎木合的札达兰部是乌合之众，铁木真的孛儿只斤部则如指臂使；天地会的帮派始终成事不足，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却能席卷半壁。在这些天差地别的对比中，后者与前者、胜者与败者、强者与弱者，唯一的不同，就在于对组织内部成员私人财产的剥夺。
一个由拥有私产、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的成员组成的团体，本质上是松懈脆弱的。这是因为，经济独立的他既可以选择加入这个团体，也可以选择离开。这就决定了该团体注定经不起风暴的冲击，而其领导者对团体成员的控制力，也只会相当有限——换句话说，就是领导者的权力相当有限。
不过，当所有生活资料都被收归公有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个人将不再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他的唯一指望，就只剩下团体领袖的恩赏。他不得不将全部身心奉献给领袖，以求得生存。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团体的思想才能统一，团体的组织才能真正严密，而领袖的权力也才能无限拓展。
所以，我们看到，弱秦实行了强公室、弱私门的残酷商鞅变法之后，变成侵略成性的强秦；汉武帝盐铁公营之后，能够罢黜百家、统一思想；铁木真在战利品归公之后，能够制霸草原，横行天下；拜上帝教在建立圣库制度后，能够所向无敌；斯大林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后，便能够彻底切断反抗者的呼吸。
权力的唯一性，有赖于经济资源所有权的唯一，只有所有经济资源归属于一人，才能建立一元化的权力和彻底统一的思想。
斯大林的权力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得益于他对苏共的控制力，更源于经济资料的国有化。在农村通过集体农庄、在城市通过国有工厂，将农民和市民从经济上几乎彻底整合在国家的经济链条上。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皆仰赖于国家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权力无处不在，这也意味着领袖的权力无处不在。
不过，这种剥夺个人私产的经济体制，终究因缺乏积极性而极为低效。在无法靠掠夺补充营养的和平环境里，它要么被致富的贪欲所腐蚀，要么在产品的短缺中崩溃。
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终究随着将领的奢侈而慢慢瓦解；苏联的公有化制度，则因面包的贫乏而崩溃；而中国建立于毛时代的国有企业，也在市场的竞争中步步溃败，日益萎缩。
权力的本质是人民，但权力的强化，则需要人民对领袖的“经济依附”（或者说革命中的“经济期盼”，这个概念，在后面《群众运动的组织》，会讲到）。当依附在国家组织身上的人民日趋减少，国家政权的政治威力也就逐步萎缩。
因此，当明太祖设立的官田和屯田，因经营管理不善日趋破败之后，明朝皇帝的政治动员力和影响力也渐渐退化；80年代，当苏联的国有企业在自由化竞争中全面破产之时，苏共的政治权力同样陷于乌有。两者权威慢慢衰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够动员、影响的人群愈来愈有限。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经济资源所有权日益多元化之后，政治所有权的多元化也就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则会成了潮流。同理，今天的中国，也不会再有毛泽东式的权力基础。
而那些建立在低效经济体制的强大权力，终究会在市场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淹没。毕竟，在经济为王的和平年代，只有市场的规律是无敌的，这是历史的钟摆，非人力所能左右。
